1986年7月18日晚上，住北京市宣武區陜西巷的無業青年高瑞斌去北京站“蹬黑車”拉座兒。回來走到前門箭樓東側，碰到一個正在路邊等汽車的男青年。

高瑞斌問他要車嗎？開價是：“車錢加上旅店介紹費，你給‘一張兒’。”

男青年背著旅行包上了高的板兒車，隨他來到宣武區陜西巷頭條旅館，一瞧，已經客滿，這位男青年說：“說好了是住上旅店給十塊錢，現在沒住上，我一分不給！”

到手的“大團結”要飛，高瑞斌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嗨，現在已經12點多了，不行就住我家吧！”

“你家遠嗎？都有誰？”

“不遠，就我一人住。你要去，咱還按十塊錢算。”

誰怕便宜咬著手？況且這會兒店難找，住半宿也虧。男青年欣然同意。

高瑞斌住的院子共有三戶，此時那兩戶早已鼾聲四起。男青年隨高瑞斌開鎖進了他的屋子，用眼一巡摸，大衣柜、雙人床、鍋、碗、瓢、盆，一應俱全，還好，沒有《十字坡》里孫二娘酒店里那股子兇氣。

躺下閑聊，男青年自我介紹姓李，是湖南某縣的業務員，此行是“帶了一萬多塊錢，打算在北京辦點貨。”

高瑞斌瞧著這位“侃爺”，氣兒不打一處來，想拿自己的“光榮史”鎮鎮他，可惜困了，倆人就這樣合衣而臥，同床共枕。

后半夜，下雨了，高瑞斌一覺醒來，聽見李在身邊打呼嚕，起初嚇了一跳。腦瓜轉了轉，才想起昨晚上的事。

夜雨瀟瀟，像催化劑似的，勾起高往事的聯想……

自己三十有一，住了4回勞改場，可謂“多災多難”；“圈里”上來這幾個月，賣西瓜、豆角、茄子掙那兩子兒，還不夠喝酒的，昨晚上揣著幾毛錢去蹬車，可謂“虎落平陽”；朝思暮想、但又沒指望的媳婦……唉，“光棍好苦”！

對了，這小子說什么來的？“一萬塊”，那可是一大捆呢！自己“玩牌”欠了5000虧空，一萬塊還賭債還有富余。偷？雖然最拿手，可跑了和尚跑不了廟，這是在自己家；搶？也不成！干脆，舍不得孩子套不著狼，為了這“一大捆”，豁出挨槍子去了！

想到這兒，高瑞斌翻身下床，摸瞎從外面提拉來兩塊方磚，咬著牙拍了下去。蒙古刀，毛巾被一起上，沒太費事。

擦了擦滿手的血，高開始“探囊取物”。待翻遍了旅行包和死者的所有衣兜，氣得差點抽自己的嘴巴——什么一萬塊，敢情就他媽100多！嘿！！！到了閻王殿，我也得跟小鬼兒喊“冤”去！

雨停了，天已經朦朦亮。

高“清醒”了：自己“殺錯了”人，也該“料理后事”了！

7月19號上午，住東城的青年高瑞華正在家休班，大哥高瑞斌忽然來了。

大哥進家就哭，可把全家人哭糊涂了——他長這么大，一共才哭過幾回？這簡直跟鬧地震前的動物似的，雞飛狗跳，總給人以反常的感覺。

高瑞華問他，他說：“盡辦對不起家里人的事。”

可到底是什么事？

他又說：“我在北京呆不下去了。”

那上哪去？又不能去月球？具體的，他不說，只好不問。

呆了會兒，高瑞華被大哥拉去一塊買煙。回來，又被大哥“邀請”上廁所。瞧著四下無人，大哥鄭重地“通知”他：“我殺人了。”

這個讓人“肝兒顫”的消息，嚇得高瑞華差點沒出溜到茅坑里去：“那……尸首呢？”

“在我床底下塞著呢！”

“都誰知道？”

“這不，我跟你說一聲，然后再想轍。”

大哥的“信任”，高瑞華覺得是個繩子套，一下套在自己脖子上。

高瑞華懵懵懂懂地和大哥回到家，妻子和母親已經把飯做得了。吃過飯，大哥捋下手表，連同一包洗換的衣物，新買回的兩條天壇煙，一塊留在家里。他拿出一個信封，讓高瑞華按地址給青海省跟自己一塊服過刑的勞改犯寄去，然后騎車走了。分手時，大哥沒忘了“安慰”他：“放心，這事與你們沒關系。可是……你要敢報官……哼！也知道我的厲害！”他想得很“周到”。

大哥走了，這回倒是要高瑞華的好瞧了。

他以上班為名，把妻子叫出來一起商量。

報案吧？殺人償命，借債還錢，自古有論。可都是一奶同胞，眼瞧著大哥要去“蘆溝橋看沙子”，兄弟良心上未免太有點那個……不報吧？現今有幾個殺人越貨不犯案的？他死了無牽無掛，自己賠著吃瓜落，值嗎？

商量來商量去，兩口子往市公安局來了。可走到大門外又站住了：大哥一向心黑手狠，他不是說了嗎……

他讓妻子先上班，自己回了家。母親追問，他就說：“這回，我大哥算把婁子捅大了。”接著，他一根接一根地吸煙。

法律，良心；良心，法律。兩個砝碼在心靈的天平上來回折個兒，折了近兩個鐘頭，覺得還是法律沉。一咬牙，一跺腳——報案！

他騎車來到崇文區的工作單位，把妻子從車間叫出來，然后兩人去了崇文分局。

當宣武分局的民警根據轉來的報案來到高犯的住處時，果真見到了尸體、血衣、兇器和挖了半截的埋尸坑。

那些被嚇得不善的街坊們說：你們早來一步就好了。高瑞斌跟我們借鐵鍬，說是“堵耗子洞”，整折騰一下午。他出去工夫不大，不知干什么去了。

7月20日晚上，家住崇文區花市某胡同的青工胡某剛端起飯碗，忽然有個不常來的客人登門造訪。

胡某共哥兒四個，有三個吃過勞改飯，胡某就是其中之一。勞教解除后，胡某在市內一家印染廠當了工人，有了讓“哥們兒”青睞的鐵飯碗。可責任區民警不放心，三天兩頭地找他談話、教育，囑咐他不要放著好日子不過，自暴自棄走老路。胡某被民警的真誠幫教感動了：“您放心，我要再折騰，我……”

民警對他說，不能滿足于管好自己，還要為社會治安多做貢獻。

胡某點頭稱是，答應民警有事就去反映。

眼下來的這位客人，胡某認識他：姓高，雖大名叫不上，但知道他“底兒潮”，跟二哥較熟。二哥不在，胡某代為應酬。胡某正在吃餃子，邀他一塊吃，姓高的吃了幾個就放下筷子了。胡某看出他那唉聲嘆氣、愁眉苦臉的樣子，自知他是夜貓子進宅——無事不來——事還沒好事。

胡某挺機靈，提著酒瓶，端著盤子把姓高的讓進里屋。酒斟上了，姓高的說：“我完了。早晚得死。”

胡某問他因為什么？

高悶著不講，而是要煙抽。

胡某一摸自己的煙沒了，便陪他一起出去，為他買了包紅纓煙。回來胡某跟他“套瓷”：“你還不相信我？有事你就說吧。”

姓高的這才把昨日凌晨圖財害命的事講了，還對他說：昨天下午想把尸首埋起來。傍晚出去吃了頓飯，回來發現胡同里停著警車，門前圍了好多人，知道案發了，嚇得我扔掉酒瓶子和一瓶去味的來蘇水，蹬車就跑。跑到和平門，扔了自行車，坐著出租車在市內瞎轉，后來到了龍潭湖，在那瞇瞪幾個小時。現在沒地方去，想暫時住一夜，然后再外逃。

胡某沒想到來人的“事”會這么大。他冷靜地打定了主意，勸慰姓高的“好死不如賴活著，不行先到外地躲躲風。”然后找個借口出來，把母親拉到一邊：“媽！你快去派出所報告，這小子殺人了！”接著又回屋“陪”客人。

胡某的母親不敢怠慢，馬上往派出所跑，一邊跑一邊嘀咕：“兒子喝了點酒，說話有譜沒譜？這人命關天的事，可不是鬧著玩的。”

到了東花市派出所，老太太打了“傷耗”，話說出來很“客觀”：“我們家來個很可疑的人，你們派人瞧瞧去。”

即是“可疑”，不必興師動眾。責任區民警不在，值班所長便派兩名民警陪同前去“瞧瞧”。

到了胡家，見胡某正和那姓高的一起吃喝聊著。民警盤問，姓高的自稱是人民機械廠工人，住朝陽區，說得有鼻子有眼，說著要“上廁所”。本來胡某已經從屋內“撤”出來，一聽里屋那話口，急了，馬上把一位民警拽出來：“這小子是殺人犯，別讓他跑嘍。”他恨母親誤了事。

胡某讓民警“談著”，自己蹬車去派出所二次搬兵。民警聞訊趕來，嘁嚓咔嚓，手銬子歡叫，沒太費事。

一審查，姓高的正是殺人犯高瑞斌。從發案到破案，沒過3天。

1986年11月3日，高瑞斌被押赴刑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