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黃燈

來源 | 《我的二本學生》

我最近一次給學生上公共課，是2016—2017學年第一學期，給金融系2015級的學生上《大學語文》，一共四個班：1515113、1515114、1515116、1515117，共202名學生。

金融系在我們學校的錄取分數非常高，至少三分之一的學生超過重點線四十分才有機會錄進來。對外省尤其是偏遠省份，諸如云南，有些學生分數都可以上云南大學，但因為想離開父母，向往遠方和沿海地區，于是便選擇了廣州，來到了我們學校的金融系。還有一些競爭壓力大的內陸省份，諸如河南，分數在當地都可以上鄭州大學的學生，也是因為同樣的原因，來到了我們學校。

結合多次給金融系學生上課的經驗，我發現，即使對廣東F學院這樣一所普通的二本院校而言，因為地處一線城市廣州，豐富的就業機會和發達的經濟條件，還是能極大地保證金融系的優質生源。

2016年11月，在同一周的課堂上，我隨機統計了4個班來自重點中學的學生數量，202名，除了缺課的13人，竟然有161名來自各地的重點中學。2018年畢業季，我統計過2014級中文1416012班的生源情況，25個接受訪問的學生中，有16人明確告知來自當地的重點中學，8名來自地區一級的城市中學，只有1名來自縣城的非重點中學，中文班重點中學的比例尚且如此之高，由此可以推斷金融系的情況。

根據課程計劃，《大學語文》屬于考查課，采用隨堂考的形式，在試卷最后的作文題中，我出了三道題任由他們選擇：1.我眼中的中國教育；2.我所處的時代；3.我最感困惑的事情。三道題大同小異。多年來，因為深感課堂面臨的最大挑戰，不是學習問題，也不是知識問題，而是無法觸及一個真實群體的問題，我企圖借助考試，讓他們觀照自己，調動與己有關的生活經驗，以此了解九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學生對社會、自身的認知。

期末考試，作為一次無可回避的書面表達，將成為我們師生之間最后一次有效交流，也成為我透視年輕人內心想法的一個窗口。整體而言，三道題都有人選，但選擇“我最感困惑的事情”和“我眼中的中國教育”兩道題的學生要多一些，這或許和他們作為受教主體所擁有的直觀體驗有關。

先看“我最感困惑的事情”。

讓我沒有想到的是，城里孩子進入大學后，最大的困惑，竟然來自信息時代電子產品的泛濫。他們坦率承認，面對電子產品，諸如智能手機的滲透，進入大學后，因為失去高中老師的管制，無法控制隨處可見的誘惑，很多學生在課堂上都忍不住刷手機，事實上已嚴重影響了生活和學習。

而農村的學生，盡管也難以擺脫大的環境，也受制于網絡、電子產品對他們的制約，但內心深處最大的困惑，皆來自負載在家庭之上的生存掙扎。

胡曉純作為家里的大姐，五個弟弟妹妹都在讀書，父母對她的最大期待是，畢業以后趕快就業，幫助家里供弟弟的學業。她的夢想是當教師，或者考法律專業的研究生，但來自家庭的重擔讓她猶豫：“如果我再繼續深造，必然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壓力。對就業的困惑，對是否讀研的困惑，一直成為我近半學期來的思考，只是始終沒有合適的答案告訴我該怎么做？”

李正宏是一名留守兒童，父母帶著兩個弟弟妹妹去城里打工，將她留給爺爺奶奶。盡管她理解父母的選擇是“生活所迫，無可奈何”，盡管她唯一的心愿，是“渴望父母的關愛，哪怕只是回家陪我待上一天兩天，那都已經很滿足了”。但多年留守歲月中深夜的偷偷哭泣，哪怕到了大學，只要有機會表達，都能讓人感知到歲月并未撫平她的傷痕。

邱丹丹和李正宏的處境不同，她類似正宏筆下那個被父母帶到城里打工的孩子，事實上，對丹丹而言，她最感慶幸的事是，父母沒有讓她成為留守兒童。她出生在潮州，很小就隨家人到了廣州，對于家鄉的記憶，早已模糊一片，對異鄉長大的城中村，卻熟悉它的一街一巷，有著天然的親切。她不會說潮州話，也不會說故鄉的饒平話，她從小到大的母語，就是一口地道的白話，她喜歡自小居住的廣州城，也早已將自己當作廣州人。

她清晰記得父母干過的每一個工作：去工地、開服裝店、當電工、當地鐵保潔員。一家人借住在親戚小小的房子里，父母堅定的信念，是通過城市的打拼，供得起兩個孩子念書；丹丹最大的心愿，是通過努力，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廣州人。她在借讀的情況下，以高分考上大學，讓父母倍感驕傲，但直到上大學，她才明白現實的尷尬，對一直隱匿的真相產生困惑，“我想全身心地融入廣州這個大城市，發現還有一定困難；想融入家鄉，也很困難。我這只隨父母飛來廣州的候鳥卻一時無處停留了”。

再看“我眼中的中國教育”。

意料之中,“中國教育”在學生的理解中,都停留在“應試”維度,讓我驚訝的是，農村孩子和城市孩子，面對同一話題，有不同的態度，但有相同的感受。

城里出生的孩子，不少學生對應試教育深惡痛絕，劉奕曉將此比喻為“一場賭博”，“可以說，我們幾乎把十八歲以前的人生都獻給了高考。我們讀的小學、初中和高中都是為了高考，十幾年的努力和奮斗都押在了一場考試上。這或許是人生中賭得最大的一次賭博，但在我看來，這是一場不劃算的賭博”。

方雪怡這樣勾勒中國學生的青春時代，“以高考作為劃分線，中國學生的青春時代似乎被簡單粗暴地劃分成了兩部分，高考前，高考后。高考之前，我記得我整個人生，似乎都在為高考而活。從小學，要上重點；初中，要進實驗班；高中，奧數班。人生就像一條被預設好的軌跡，我必須不能出一絲差錯照著這個軌跡預演下去。否則，我就會被周圍的環境所不容納。父母的期望，老師的教導，同學之間小小的攀比，都像一塊塊巨石，壓得我五臟六腑都疼”。

但對農村學生而言，從試卷中，我看到不少孩子充滿了闖過高考的慶幸。確實，對他們而言，哪怕考上廣東F學院這樣的二本院校，也非常不容易。從小到大，他們幾乎都是班上成績最好的學生，能夠上大學，他們發自內心珍惜高考的機遇，感謝高考的相對公平。

一個叫蘇艷的女孩說，“我們受過中國教育的一代回首過去，都埋怨它，記恨它，但又不得不承認，它給了我們這些寒門學子一條走向富裕、離開貧窮的道路”。吳淑英表達得更直接，“我作為農村出生的孩子，能走入大學這個神圣的殿堂，首先要感謝的是我們的高考制度，有了高考這個相對公平的平臺，我才能接受高等教育”。

陳文婷坦誠，“回憶起青春，能想起的只有假期里不愿上的輔導班，黑板上永遠擦不干凈的數學公式，空氣里的粉筆灰味道，向家長報告成績時的惴惴不安”。但當她進入大學的課堂，洞悉現實的真相，她更多的是慶幸，“我曾經痛恨過中國教育，認為是它奪走了我的童年、少年甚至是青年的快樂時光；而今，我坐在大學的課堂里，我又無比感激它，是它，讓我有了通過自己的雙手，以筆為劍，擁有看到更遼闊天空的機會”。

讓我感慨的是，無論來自城市還是鄉村，學生對應試教育帶來的殘酷壓力，有著完全相同的感受。他們的中學時代，過得異常辛苦，無論身體還是心理，都幾乎到達極限，在“倒計時”“誓師會”的催逼下，時間觀念非常強，不少學生甚至連洗澡、洗衣服、情緒不好時的哭泣都嫌浪費時間，“多考一分，干掉千人”的應試理念，殺氣騰騰，深深根植在他們心中。

洪添利在期末試卷中講到了一個女生的情況，“她家庭十分困難，父母下崗，家中人口也多，一直作為班級領頭羊的她在一次模擬考的挫折中，選擇從教學樓三樓跳下。被送去醫院后，發現她身上有很多被刀片割裂的皮膚。她醒來后，在家人和老師詢問下，才知道她一直以來承受著如此之大的壓力，要通過痛感來消去那巨大的壓力”。

也正因為經受了壓力過大的考試進階，課堂上，學生們中規中矩、老成持重，很少有讓人驚訝和意外的討論、質疑發生，他們也不覺得在課堂上的討論和質疑，應是大學生活的常態。從教十三年來，從來沒有一個學生因為堅持自己的想法，和我發生過爭論。他們的平和中正與我們大學時代的張揚放肆，構成了鮮明對比。沒有一個孩子有過意外的表現，他們收縮起屬于青春年代的觸角和鋒芒，逼到絕境，唯一能夠下手的對象只有自己。日漸增多的暗處身影，成為我視野中無法回避的一群。

在我的大學期間，有一個插曲，盡管微不足道，卻讓我印象深刻，并成為我從教以后，丈量大學氛圍變化的標尺。1992年下半年，大學開學不久，給我們上英語課的符老師深得學生喜歡，我一時興起，竟然想捉弄一下她，趁下課期間，偷偷將一條紙做的假蛇，放在符老師的講臺上，以至嬌小玲瓏的老師嚇得大驚失色，決定停課查出惡作劇者。

眾目睽睽之下，我滿臉通紅站起來，承認錯誤并如實相告，以喜歡老師沒忍住捉弄一下為由，鬧劇就像沒有發生過，消息甚至都沒有走出教室，不過變成了二十年后，同學們取笑我的一個笑料。

作為大眾化、市場化高等教育鋪開前的最后一批見證者，當初的課堂沒有師生評教，老師和學生不會維權，更沒有教學事故，課堂純粹是師生間以傳達知識為載體的情感交匯場所，學校更不會將小小的事件上綱上線，學生一次偶爾的出格，不會遭受來自校方的任何懲罰。“假蛇事件”后，符老師沒有讓我的英語成績不及格，一切像沒有發生過，而我們依然習慣嬌小玲瓏的她，坐在課桌上，晃動她穿著藍色連衣裙的小腿，用清脆的聲音和我們強調過去完成時。

但十幾年來，從來沒有一個孩子，曾經像我一樣，僅僅因為難以抑制的少年天性，和老師有過一次意外的遭遇。他們早已沒有我大學時代的莽撞和懵懂，他們連捉弄一下老師的興趣和心思都消失殆盡，這恰恰是我對時代變化最為直接的感知。

盡管現在回憶起來，因為自己的幼稚，驚嚇過英語老師，但不得不承認，我之所以敢放肆，恰恰來自一個十八歲的年輕人，當時的閑散和放松心態。盡管就讀的是一所地方院校，但我不用擔心找工作（當年大學生還包分配），不用擔心生活費（每個月國家有生活補貼），也不用費盡心機地爭排名和獎學金（這些因素不會影響學生的前途），更不用為了畢業簡歷的光鮮去修第二學歷、考無數的證件，當然，更不知“買房”為何物（當初都是單位福利分房）。

但現在，坐在我臺下的學生，是一群通過更為嚴苛的應試，經過無數次的分數、排名、競爭，以及為了增強競爭力，無數次地接受補習班的孩子。進到大學校園的第一天，還來不及排解中學時代內心的淤積，就被告知就業的壓力、買房的壓力、競爭的壓力。從記事起，無形的、細密的重荷就負載在他們身上，早已將他們裁剪得規規整整，難以在生活中找到泄漏狡黠的契機。

中學時期的老師、家長，總認為通過各種手段，將孩子送到大學就萬事大吉，但中學教育的后果，大學老師才有更直接的感知。我在具體的課堂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場慢性炎癥，中小學時代服下的猛藥、抗生素、激素，到大學時代，終于結下了漠然、無所謂、不思考、不主動的惡果。學生內心的疲憊和大學時代的嚴苛壓力，成為他們精神生活的底色。

作為中學教育后續階段的見證者，我目睹孩子們被牽引成長過程中的狀態，對此有著深切感受，但家長對此并不知情，中學老師在應試目標的逼迫下，也無法對學生的可持續發展負更多責任。在瘋狂的追逐中，沒有人可以容忍孩子的失敗，現實強化的高校分層，學生也不容許自己失敗。孩子們的個性、天性和生命活力，被磨滅得無影無蹤，他們的面目越來越相似，早已成為工廠的標準化構件。

以前，我總認為現在的孩子嬌氣、不能吃苦，但隨著交往的深入，我發現他們不僅能吃苦（高中學生的睡眠很少超過八小時），也能接受競爭，更不害怕應試。有一次上課，我突然頭昏，一個女生很熟練地拿出一盒虎牌清涼油給我，我望著已接近瓶底的東西感覺奇怪，這種記憶中只有八十歲的外公頭疼腦熱時才使用的物品，竟成為我臺下學生的標配。一個男生看出了我的遲疑，立即補充，“老師，我們高三就是靠虎牌清涼油走過來的”。

讓我痛心的是，學生付出那么多，到了大學，依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標。下面是他們在試卷中對自己狀態的描述：

“不明不白地進入教室，不明不白地接受著對于他們而言，無論是將來，還是現在的生活中，都可能完全用不到的知識。”

“腦子里，僅僅只有一個想法，考出好成績。”

“只有對學習的厭惡和對生活枯燥的無奈。”

“講起高考，很多人包括我在內，都會想起那成堆試卷與書的高三。”

“把高考當作生活唯一目標，把考試名次當作成功與否的標準。”

“只在乎能做多少分而不在乎學了什么。”

“學生們像一個個產品整齊地排列在教室里，也就是我所講的流水線上。”

“我們這一代人，尤其在‘九零后’身上，‘催熟’機制的成長方式表現得很明顯。”

一次集中的試卷批閱，我第一次感受到學生大汗淋漓、牢騷滿腹地和我說著心里話。他們仿佛忘記了，筆下的文字來自他們一次無可逃避的期末考卷，而我像一個判官，面對孩子們的傾訴，竟然啞口無言。期末開考，意味著我已不再擁有機會，和他們在課堂上討論這些問題。

我想起小小的潘潔敏，幼稚單純的臉龐，卻有著對社會秘密的洞悉，“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拼爹的時代。不管你平時多么懶散碌碌無為，只要你爸強硬，還是職位一路直上。不管你干了什么錯事，你爸幫你搞定。不管你想要什么，你爸都可以幫你拿到送到你手上。要是你沒有后臺，那你就作好拼搏個十幾年的準備再說”。

我還想起課堂上沉默不語的黃慶偉，在《我悲哀地看著這個時代》中，他給出了如下斷語，“烏云已經醞釀著危機，雷鳴電閃而人們視而不見，暴雨將至，沒人能幸免于難”。

我希冀這是課堂上，他們掩飾的叛逆，在紙上的翻滾，這些稚嫩的青春身姿，終于在考卷中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一次普通的期末考試，不過如一面一晃而過的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