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許在B站上見過他講課的身影，也許在書店書架上屢屢撞見這個名字，也許被2023年北大開學典禮教師代表的發言所震撼……每一個時代總有人強有力地代表著北大的氣質，讓人對這所校園心馳神往，楊立華老師就是這樣的人。

內核穩定，習慣獨處

2024年的一個秋日傍晚，北大理科教學樓，406教室被擠得滿滿當當，其中不乏“蹭課”的同學甚至老師。兩面落地窗外是夕陽、遠山和紅色屋檐。楊老師走進教室，按照多年的習慣，站在講臺上連續講完了近兩個小時的課。課畢，短暫的寂靜后是掌聲雷動……

楊老師在北大執教近30年，授課早已超過一萬小時定律的時長。講臺上的他有著飽滿的說服力，被學生尊稱為“楊子”，被網友譽為“北大哲學系男神”。講臺之外，他說自己其實就是普通人，在家就是看看書。

您在課堂上給我們的印象是自信的、積極的、肯定的、幽默的，有一種很強的精神感召力。我們很好奇您平時過著一種怎樣的生活呢？

楊立華：我私底下肯定是沒有什么幽默感的，也不太愛和人聊天。我的學生都會對我有一些誤解，以為我可能是一個比較外向的人，其實我是比較習慣也喜歡獨處的。平時的狀態跟上課肯定不一樣，因為上課還是一種面向更多人的呈現。我平時其實就是普通人，在家里就是看看書。

我的確比較忙，幾邊的事情比較多，但我基本上能接受特別忙的節奏。當然，我不會嘗試挑戰可能帶來比如身體上的某種問題的那些極限。忙一定有一個限度，忙到一定程度，我一定會暫時放下一些東西。比如特別忙的時候，我就只能不寫作了，甚至閱讀都非常有限。

大部分不忙的時候，其實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家里，我獨處的時間都比較多。但獨處不是不跟人交流，因為還在做事——想自己的事、看書、寫東西，只是說心態是一種獨處的心態。

也還會有一些調適自己的東西，不能什么都是那么有條理的。如果一個人所有的地方都是合道理的，這其實很危險，要有一點“沒意義”的事。比如極偶爾我會追個劇，前段時間看《我是刑警》，看得還挺上癮的；再早有朋友推薦《平原上的摩西》，我下載到手機里在飛機上看。有的時候我會下棋。反正這是一種比較重要的身心的整理，這部分事情也要有。但大部分時候我做事情還是在條理和穩定當中的。

您在生活中會不會時而面臨意義感的缺失或者現實的壓力？您又是怎么克服它們的呢？

楊立華：迷茫和意義感缺失的情況，都是非常年輕時候的事。我這派的功夫不大會有這種情況，因為我們這是“義理派”，也就是“道理派”，它具有超強的穩定性，我的整個成長歷程就是在獲得越來越強的穩定性。所以，意義感的缺失和悲觀的態度對我來說已經是很遙遠的事情了，我認為這些東西是多余的、負面的，無論對自己還是對別人都沒有實際的提高或者幫助。尤其隨著年齡閱歷的增加、隨著閱讀和思考，我現在對人對事的穩定性是會越來越強的。

壓力永遠有，但是總體上來說，我化解壓力的能力還比較強。壓力一般不太會被我轉變成焦慮，特別是我個人的事。也許家人朋友的一些事情反而可能會讓我焦慮，因為這不是我們要面對的事情，會有一種比較強的無力感。

我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越大的事我其實越放松。比如說第二天有個比較大的講座或是直播，我反而沒什么事兒。

您是什么時候才到達現在這樣一種擁有非常穩定的內核的狀態的呢？

楊立華：大概是45歲到達了這種狀態吧，當然還會有起伏。我不是一個脾氣特別好的人，可能50歲以后脾氣越來越好了，這也是跟閱讀、思考有關系。你就不斷地深入到各種各樣的經典里去，在經典里汲取智慧、汲取義理的養分，不斷地獲得提高。

這一年對我最重要的哲學家就是王夫之，他對我影響非常大。我一般一段時間會特別集中地讀幾位哲學家，就像當年朱子，再早陽明，有一段時間是海德格爾，還有一段時間是黑格爾和謝林，這些都對我影響比較大。

“陳老師人很溫和但氣質嚴肅，湯先生就是一個‘寬厚’”

楊老師碩士、博士階段先后師從陳來先生、湯一介先生。

如今，楊老師依舊時而在課堂上講起兩位老師。他自稱“困之勉行”之人，以“孤峰峭壁，境界高”形容陳老師，以“世家子弟，雍容”形容湯先生，講起自己很幸運在老師身邊呆了比較久，一旦有所動搖、偏移，就能在老師身邊得到矯正。他的言語間透露出蘊藉而深沉的力量。

在您的學生時代，老師對于您的學習方式、思考方式或者其他的方面產生怎樣的影響？您是怎么和老師交流的？那是一種怎樣的狀態，會獲得哪些啟發？我們很想作為借鑒。

楊立華：陳老師其實人很溫和，但是氣質嚴肅，所以我有對老師終身的敬仰和敬畏。我讀研究生時，最重要的階段是陳老師給我們開課的時候。陳老師帶我們研讀了一學期他在博士論文基礎上出版的《朱熹哲學研究》。每個同學分享其中一章，講完之后，陳老師會解說一下。當時還有一門課叫“儒家資料選讀”，對應現在的研究生課程“儒家哲學著作選讀”。這門課上，我們就一條一條地讀《傳習錄》上的語錄，大概每次課能讀5到10條。我們五六個同學輪流講，講完之后一起討論，討論到差不多了，陳老師會告訴我們哪個地方讀對了、哪個地方讀錯了、誰說得更好一點，然后就接著往下讀。這個課是正經教“手藝”的。碩士論文定題目，是我們上完課在路上陪著陳老師走時商定的。陳老師說：“你們都想做什么呀？”我說了一下我的想法，陳老師說可以。當時我想研究聶豹和王畿的辯論，陳老師說做辯論很難，你不要做辯論，做一個聶豹研究就可以了，于是定下來了。因為當時研究生少，陳老師還不能帶博士，我們幾個人每學期都還能去陳老師家里見一見、聊一聊。不過我那時跟陳老師聊的不太多，因為我在陳老師面前還是比較緊張。

陳來

湯先生就是一個“寬厚”，對我可能也比較放心，所以不太管我。他沒有批評過我，只是提醒過我。那時候我在北大教書都十年了，有一次他對我說：“立華，你這個社會活動挺多呀，別影響學術啊。”我跟湯先生更多的時候是在具體做事，因為湯先生有各種各樣的活動，比如我的很多師兄的博士答辯，常常都是我去做記錄；組織會議、接待一些重要學者，我都參與其中，比如饒宗頤先生來是我接待的，金庸來也是我接待的。很多時候就是這樣在做事當中。因為湯先生比我大44歲，其實年齡隔的有點遠，所以他對我比較慈和。其他的我都在文章里寫了，那篇文章也是湯先生去世三周年之前寫成的。

湯先生逝世將三周年時，楊老師才做好準備寫下文章《淵默而雷聲：憶湯先生》。文章里寫，湯先生永遠沉靜從容，最后留給楊老師的話是：“你是有可能成為大學者的。”

“建立喜愛比什么都重要”

作為有理工科背景的人文學科老師，楊老師在課堂上總會帶有汪洋恣意的“串臺”般的聯想。老師曾饒有興致地談起《三體》《盜夢空間》，多次提及自己所篤信的熱力學第二定律，也會認真嚴謹地闡釋時空無窮的概念……老師還認真呼吁我們學好高數、做有實證的學科研究，同時也體察同學學業繁重，勸導大家不要自我懷疑。這些都為我們訪談組的三位理科同學帶來了不少親切感。

在北大這樣一所文理兼備的大學，楊老師正是一位文理兼修的老師。我們該怎樣追求全面發展呢？以下是楊老師的答案。

在北大這樣一所綜合性的大學，如何追求綜合的提升呢？

楊立華：在北大，你們課業壓力都大，將來要走科研道路的話，大一暑假基本上就進組了，一旦進組，時間就更緊了。在這種情況下，節奏不能亂。課業是一個節奏，組里的工作是一個節奏，社會活動是一個節奏，這已經是三部分了，剩下的時間沒那么多了。

北大的好處就是講座比較多，可以適度地聽一些講座。比如給自己規定，選擇各種各樣的講座，然后一學期聽個五六場、六七場人文方面的講座。聽太多了時間是不夠的。

選幾種書反復讀，真正有專精閱讀的經驗。有一種完整閱讀的經驗，就會和別人不一樣。比方說你將來見到一個人，他只能讀讓他舒適愉快的、小品一樣的、營養成本低的、對心智提高沒有什么太大意義的東西，相比之下，你就和他產生了區別。我們是有完整的閱讀的經驗，而且最好能夠有受用，進而對有挑戰的完整閱讀真正建立起喜愛。建立喜愛比什么都重要。

藝術方面也應該有所關注。有所關注不是你要達到什么水平，比如說一定要掌握某個樂器。你們小的時候都會被逼著“砸鋼琴”，但是你知道那種培養其實是無效的，最主要的問題是沒有建立起對古典音樂的真正的喜愛。一個人就是再通樂理，但他感受不到其中的美、感受不到其中的好，不會在一首曲子快結束的時候有一點小傷感，那這種通樂理也是無效的。我們今天切忌“為人之學”，學東西就是為自己，就是因為我自己喜歡，聽了之后能得到那種激發的美感，進而塑造我的審美判斷力，這是最重要的。真正喜歡一樣東西的人，內在真正發生了深刻改變的人，外面一定顯得出來。這就是孟子所講的“晬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所以千萬不要為了跟人吹牛而去喜歡什么，雖然年輕的時候難免這樣，但是最重要的不能是這個。所以你一旦目標特別明確，實際上你在北大是能夠有特別大的收獲。你知道到處都是好東西，但是不可能都要，因為沒那么多時間，所以只能從里面選。

“真的追求真理，不顧毀譽”

楊老師曾在不止一個場合講：北大的“大學”之大，在于人格之大、思想學術之大。大學生應當有君子的自我意識，大學不能停留在狹隘的“專業化”，要有超越任何功利目的之外的專注和寧靜。

楊老師還說，每個時代的元氣，要凝聚起來，就是靠每個領域內的一些人。

我們問老師，“元氣”是什么。老師片刻不語，而后凝視著我們，一字一字說出：“真的追求真理，不顧毀譽”。老師目光深邃如淵，沉靜的氣息仿佛凝住了窗外疏朗的枝葉。

什么是一個時代的元氣？

楊立華：那個元氣是什么？真的追求真理，不顧毀譽。（漫長的靜默）

毫無雜念我承認我做不到，我當然是在追求真正意義上不為名利所動，但還有相當的距離，但是我也是在努力地爭取超越名利這些東西對我的負面的影響。雖然雜念存在，但你要知道，你是做學術研究的，念茲在茲的是沿著你所在的那個學科的方向去探索真理追求真理。如果你沒有這個信念是不行的，那真的就不是元氣。

什么叫不顧毀譽？就是要有學術和思想的勇氣。其實一切學科都一樣，如果大家都是在追求多快好省地發表成果，然后做那些比較容易出成績的小題目，這樣的學術永遠沒出息，這不是元氣。真正的元氣，比如在人文學科，現在講自主知識體系、“兩個結合”的必要性，這個必要性不用再反復談了，重點是，做出“兩個結合”的典范，真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但做出這樣的東西反響如何呢？不知道。我只能念茲在茲，就是我講的“用心”——再忙，我念念不忘地想的就是這個事兒。我現在寫新的書就是，遇到一個環節，可能會花一個多小時猶疑向哪個方向寫。我的思考狀態就好像探索道路一樣，有的時候到分叉的地方，要決定是往這個方向進行體系的建構，還是往那個方向進行體系的建構，這是會猶豫。最近半年多我只要一動筆，就是要想清楚。有的時候我會停頓，一個是因為忙停頓幾天；一個是我一個環節卡在那了，怎么做系統的論證性的闡發我沒想清楚、它往哪個方向展開我沒想清楚，然后就頓下來，頓下來之后基本上我的狀態就是念茲在茲。我就不斷地想，我在想的時候想，我沒想的時候其實也在想，就是這個事兒其實沒從我腦子里離開過。

北大到今天為止，還可以說是在整個中國學界有元氣的地方。在北大的學者當中還是有相當一個比例的人是把學術真正當成自己一生的志業，而不是把學術當成獲取某些東西的途徑和手段。北大還有這個元氣，但是需要鼓舞更多一些人有思考的勇氣。

所以您特別強調學術界凝聚元氣的作用嗎？

楊立華：就中國學術界而言，我覺得無論是文科、理科，文科里面無論是人文學科、社會科學，都是一樣——到底能不能給這個社會提供一點指引性的東西。大家都這么迷茫，而學者居然表現得比人家還迷茫；大家都這么悲觀，而學界居然表現得比人家還悲觀，那么要讀書人干什么？很多人迷茫是因為“無法解釋”。其實困頓是可以的，艱難的局面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這個困頓和艱難的局面得不到有效的解釋、沒有有效的分析的可能，就會不知道下面要做什么。現在的事情沒有解釋，就意味著未來要發生的事情根本無從理解，大家需要理論的時候我們沒有。如果知識界的判斷力平庸得跟知識界外是一樣的，要這個知識界干嘛呢？

理工科還好一些，當然也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哪兒都有，對吧？這些人總是在替中國學界妄自菲薄。其實妄自菲薄又怎么樣呢？承認自己不行，沒問題，那現在問題是能不能改善、怎么改善，能不能超越、怎么超越。我們的差距到底有多大？真的有那么大差距嗎？我是不相信的。中國的科技水平跟西方的科技水平差距是100年前的差距嗎？這種論調實在荒唐。我形象點說，其實就是這個差距：看到人家做出一個成果，一拍腦門，“哎呀，我想到了，就是沒試”。

所以說，悲觀是無力的？

楊立華：關鍵是，要這種非理性悲觀干什么呢？是什么差距就具體說清楚。一個老師，不要總是總體做判斷，你得把你自己專業的事說明白——比如你的實驗室和別人的實驗室到底有多少差距，這種差距是因為經費、實驗設備、知識水平，還是研究能力、創造能力。我對沒有分析性的各種情緒化表達極為反感，不管這種情緒化的表達是樂觀的還是悲觀的，你還是要面對事情。學者是做事的，不是做官的。學者就是要創造出自己的作品來，至于別的工作，那都是附屬。

采訪手記

2023年的北京大學優秀中學生暑期學堂上，三千人坐在邱德拔體育館，楊老師一人于臺上侃侃而談，最后只是輕輕留下一句“別的也不多說了，我在北大等你”。成為北大學生后，我們落座課堂，他還是身著西裝筆挺地站著，洋洋灑灑地講下來，滿座安靜諦聽，又時而哄堂大笑。

老師身上有許多學術的、行政的、社會的光環，耀眼而光鮮。老師并沒有否認個人的專精的努力，但也謙和地笑著強調自己總能受人提點的幸運，也毫不避諱地談及自己青年時期的困頓、迷茫和求索。撥開時間的霧靄，我們仿佛遇見那位曾和我們一樣迷茫卻也堅定的北大青年。

光環的背后必然是忙碌。楊老師的日程被安排的很滿，寫書、授課、出差、講座，他的研究生總是每周課下才有機會和他交流。雖然他總在感嘆“實在太忙”，但你還是能夠在點開一場講座直播后，看到老師飽滿而真誠的狀態。

再忙也不會耽誤上課。兩節五十分鐘的課，老師會課間無休講到一個小時五十分鐘。有一次課因為其他安排沖突了，就拆成四節課填在另外四周，一次講兩個小時二十分鐘。對于上課時間，老師總是“向上取整”，笑稱“不會欠你們課時的”。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期末結課前的最后一周，校園里彌漫著緊張的復習備考氛圍，冬日暖陽下的靜園草坪卻格外安寧，我們穿過藤條半掩的院門，在文研院一樓的一間會議室里采訪到了楊老師。一個多小時的訪談時間里，老師認真思考和回應我們提出的每一個問題。訪談后我們問可否留影，老師爽快同意并主動請來其他老師用專業相機為我們拍了合影。

課堂內、課堂外，楊老師就這樣真誠而溫潤地，給學生帶來樸素的提點和深刻的提升。

文章來源：元培學學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