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程門問學”公眾號，原載徐有富《文獻學研究》，作者系南京大學徐有富教授。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

據明代陸深《金臺紀聞》記載，明初南京有位醫生替病人看病，一天有位病人拿著藥房走了，他匆匆追出門囑咐道：“煎藥時要放一塊錫作藥引。”名醫戴原禮在旁聽了感到很奇怪：藥引為什么要用錫？便上前請教，才發現那位醫生所據的醫書，“錫”字刻錯了，應當是“餳”，也即糖。那位醫生不察，遂開錯了方子。醫生不注意版本會貽誤病人，其他人不注意版本也會鬧出笑話。

宋代朱彧《萍洲可談》說北宋哲宗元祐年間（1086-1094），杭州府學有位教授姚祐先生，有次考學生《易經》，題目是：“乾為金，坤又為金，何也？”學生們都無從下手，因為《易經》的原文是“乾為金，坤為釜”。有個學生拿著監本《易經》上前說：“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監本則‘坤為釜’也。”姚祐一對照，果然是自己所用的麻沙本刻錯了，顯得十分尷尬。這兩則故事告訴我們：讀書不能不注意版本。

什么是版本呢？著名版本學家顧廷龍在《版本學與圖書館》一文中指出：

版本的含義實為一種書的各種不同的本子，古今中外的圖書，普遍存在這種現象。

造成版本差異的原因很多，余嘉錫在《目錄學發微》中說：

蓋書籍由竹木而帛而紙，由簡編而卷而冊，而手抄，而刻板，而活字，其經過不知其若干歲，繕校不知其幾何人，有出于通儒者者，有出于俗士者。于是有斷爛而部不完，有脫誤而字不同，有增補而書不同，有校勘而本不同。

此外，因編輯、傳抄、刻版、排版、裝訂，乃至閱讀時加批加點，都會產生不同的本子。

既然一種書可能有好幾種不同的本子，我們讀書時當然應當盡量選擇好的。歐陽修《六一詩話》講過一個故事：“陳公（從易）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為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這則詩話雖然旨在贊美杜詩用字之妙，但同時也說明了讀書宜求善本。

所謂善本，角度不同，標準也可能不一樣。從讀書治學的角度看，所謂善本就是接近作者原稿的書。張之洞《輶軒語》指出：

善本之義有三：

一、足本(無缺卷，未刪削)；

二、精本(精校、精注)；

三、舊本(舊刻、舊鈔)。

首先是足本，不完整就不能反映原作的全貌，當然也就談不上接近原稿了。商務印書館出的《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之所以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就在于編者做了許多艱苦細致的工作，補足了缺卷缺頁。顧廷龍在《版本學與圖書館》一文中說：“近人張元濟輯印《四部叢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盡力搜求舊本以校正今本，有很多新的發現。例如《四部叢刊》續編中《愧郯錄》各本都缺十頁，后得祁氏澹生堂鈔本半部，其中就有此十頁，得以彌補了向來的缺憾。”

其次是精本，精校的目的是使書接近原貌，精注的目的是使讀者更好地認識書的原貌。所以張之洞《輶軒語》指出：

善本非紙白版新之謂，謂其為前輩通人用古刻數本，精校細勘付刊，不訛不闕之本也。此有一簡易之法，初學購書，但看序跋，是本朝校刻，卷尾附有《校勘記》，而密行細字，寫刻精工者即佳。

第三是舊本，因為舊本在時間上距離原書較近，一般會更接近原貌些。近人陳乃乾《與胡樸安書》專門討論過這個問題，他說：“嘗謂古書多一次翻刻，必多一誤。出于無心者，‘魯’變為‘魚’，‘亥’變為‘豕’，其誤尚可尋繹。若出于通人臆改，則原本盡失。宋、元、明初諸刻，不能無誤字。然藏書家爭購之，非愛古董也，以其誤字皆出于無心，或可尋繹而辨之，且后世所刻之祖本也。校勘古書，當先求其真，不可專以通順為貴。古人真本，我不得而見之矣；而求其近于真者，則舊刻尚矣。”

從書的文物價值和收藏價值看，古本就是善本；但對讀書治學來講，古本就未必都是善本。清郭麐《靈芬館詞話》談到：“書貴善本，可以是正謬誤，然亦有古未必是，而今未必非者。《文選》謝靈運《游赤石》詩：‘終然謝先伐’，用直木先伐之義。宋本作‘天伐’為無解矣。曹子建《箜篌引》：‘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生存’、‘零落’偶字也，宋本作‘生在’，疑誤。”這些例子說明舊本未必都是好的本子，而新本經過精校精注倒可能超過舊本。我們讀書應選擇善本，而不要一味迷信古本。

讀古書要注意版本，讀現在書也要注意版本。例如姚名達的《中國目錄學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出版，1957年重印。該書在重印前由王重民校閱過，王重民在重印本的《后記》中談到他一共修正了一百零六處，另外還改正了標點斷句二十九處，并且對六個問題提供了一些新資料。顯然，我們讀姚名達的《中國目錄學史》最好采用1957年重印本。

張之洞《書目答問略例》說：

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

反之，讀書注意選擇版本，則往往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