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關于想象和生活——一種烏托邦精神

在《資本主義現實主義》一書中，馬克·費舍對人的想象匱乏顯得十分悲觀，他借用詹明信和齊澤克的話，“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資本主義末日更容易”作為線性世界中唯一敘事的心靈寫照?！熬瓦B給它想象一個合乎邏輯的替代選擇也不可能了”[1]這種對現存世界的指認是歷史性的，往往潛在于個體與世界的模糊邊界，同時實證想象力被扼殺。但帶有想象力的事物依然作為一種偉大的隱喻，訴說在無盡的夢里如何開辟真實、廣闊世界那未知和多樣的前進方向。我們是否可以相信那生活本身的張力能夠抵抗住命運的災難？在幻想與真實被顛倒之時，似乎存在著一種超現實主義和烏托邦式的姿態，在不論以何種視角批判的世界下，尋找一種“真實的夢”和“現實的烏托邦”。

《銀翼殺手2049》劇照

在不同的敘事之下，不論是政治、經濟、文化的，還是民族、種族、階級的......一種基于主要框架延伸的敘述總是作為開放世界所必要想象力的反面。任何既有框架之下，所有的“新”也加深了這一外在秩序的穩定性。而虛假的“新”缺乏著真實的想象力，只是某種指標下的畸形產物。真實的想象力不在任何原有秩序和框架之內，而作為一種游離、逃逸、反對的力量。它徹底地背叛作為象征的菲勒斯在秩序化任何事物的進程。

如果回到布勒東所說的“生活在別處”[2]，“去解決生活中的主要問題”[3]這需要一種破壞性的想象力。因為，任何反對的話語僅僅作為無聲的哀嘆必將被納入其反對物的秩序之中。不論是資本主義、父權制、種族歧視......以及所有不被承認但又赤裸呈現在我們面前的秩序都收納了所有的反抗。在話語的層面，階級的消逝、性別對立的激化、種族主義的忽隱忽現、民族國家之間的沖突......在一個如德勒茲所說的“無器官身體”中被不斷重組、解域化、界域化，在不同場景和畫面中發揮著可能完全不同的作用，自由流動而成為彼此的支持者和反對者。

一個長期、穩定的集體和共同目標似乎開始成為了一種同樣可怕的“身份政治”?；貧w到單一的團體，然后放棄與世界直接鏈接的希望成為了最后能夠抓住的稻草，同時不斷地加深歷史境遇下的原子化和敵對化。缺乏對于世界歷史進程的把握感，缺乏對于自我感知的深刻反思，主體被拋進一個純粹理性構建的外在景觀。悲觀似乎只能讓主體回到利維坦之中，即使絕望的情緒依舊蔓延，即使只不過從“所有人對抗所有人”變成“一群人對抗一群人”，甚至是“一個人對抗其他人”，競爭、殺戮和暴力的烈度并沒有因此減弱?；孟胂Я耍皇Ｏ略趶碗s境遇中獲取最符合自己利益的選項。

“放棄幻想”的過程看似擁抱了真實世界的茫茫原野，實則是失去了所有內在的維度，反抗和斗爭只是單一的不滿和宣泄。這種豐富內在維度的逝去，同時預示著主體的重構。?？掠谩叭酥馈备爬诉@種被權力和各種歷史、社會要素交叉影響下的主體。但馬克思卻似乎顯得過于樂觀，“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里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盵4]“史前階段”作為必然被解決的一個歷史階段，而“真正的人類社會”又在這個矛盾解決之后脫胎而出。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似乎揭示出一種宿命，預示著真正的人從未完全實現的烏托邦夢想。馬克思依然將尚未存在的人類文明烏托邦與真正的人的關系認為是一種革命的辯證法，現實與希望的匯合之處。

在布洛赫·恩斯特看來，由于人的本體論結構本身是充滿著希望的，即“人并非密閉的”[5]。但當今的現實極大地壓縮了人敞開的空間，而將人壓縮到了各種形態的極致。但是，如今對于現實的批判，正像布洛赫所說，“如果一個人把批判權限全都設定在外部世界中每一個單純的事實性上，那么他會把現存事實中固定不變的東西和業已成就的現實加以簡單絕對化。”[6]這種批判一方面指出了，現實就是對現實的有力批判，但另一方面又忽視了“預先推定的要素是現實本身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盵7]某種意義上的，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并非簡單的對立和綜合。而現實也并非一個沉默的客體，同時摻雜著人的希望和精神。這種主觀要素在與時代契機的結合中致力于將自身置于歷史的最前端，并用未來解放現在與過去的壓迫性因素。而主體作為歷史運動的承擔者，在這個世紀缺乏聲勢浩大的宣言，缺乏對于自身的確認，不論是理論的還是實踐的。馬爾庫塞說，“由于缺乏社會變革的明顯動因和代理者，批判又回到了高度抽象的水平。”[8]但從整個世界歷史的角度來說，人的本體論與任何試圖構建它的知識、真理和理論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格格不入的，至少無法完全契合。

賽博格本體論——“無法設定”

賽博格（Cyborg）是由“賽博”與“有機體”兩個詞組合而成，指的是通過技術手段對有機體（通常是人類）進行改造或增強，形成的結合生物和機械、電子或計算機系統的混合體。賽博格通常具備原本人類沒有的能力或性能，比如增強的感官、超常的體力甚至通過神經接口直接與計算機或網絡連接。賽博格這一概念最早由生物學家曼弗雷德·克萊因斯（Manfred Clynes）和納撒尼爾·凱爾（Nathaniel S. Kline）在二十世紀60年代提出，最初是為了描述在極端環境中（例如太空）人類如何通過技術增強來生存。

《銀翼殺手2049》劇照

哈拉維將賽博格定義為，“一種控制生物體，一種機器和生物體的混合，一種社會現實的生物，也是一種科幻小說的人物?！盵9]這種本體論的“設定”是對虛構與現實范式的反思，但并不試圖做出馬克思于黑格爾式的顛倒，而是融合。賽博格本體論的姿態是激進的，是文學的、是女性主義的、是超現實主義的、是共產主義的、是烏托邦的......在這里，所有被激發的要素都是壓迫性制度的溢出，同時又是集中和富含差異的整體性不滿。這種本體論指向了一個自由要素之間的相互流動與裝配，在這一過程中，傳統的同一性和對立性被無限模糊。

賽博格不同于以往的主體建構理論，它既不尋求找到某一種政治主體，也不尋求去建構某一種政治主體，不論是列寧式的，還是馬爾庫塞式的。在描繪一種本體論革命的角度，賽博格是對想象力的歌頌，看似是極端文學性的，但同時也是政治性的。它的目的在于確立一種新主體的可能性，以及相適應的新世界和新觀念，而不對主體本身進行設定。至少在文學上，賽博格中的想象與現實邊界在很大程度上被模糊掉了，乃至于其他的邊界也僅僅成為一種事實性的陳述，而不再具有任何經驗的必然性，也就沒有任何必要的因果邏輯。文學對于邊界特殊的看法，使得它成為了一種虛構的政治生活。借用朗西埃的說法，“它假設在作為集體實踐的特殊形式的政治和作為寫作藝術的確定實踐的文學之間，存在一種固有的聯系?！盵10]

哈拉維在這里同時提出了一種“超歷史”敘述模式，“賽博格是想象和物質現實濃縮的形象，是兩個中心的結合，構建起任何歷史轉變的可能性”[11]Ta試圖將所有的“一”或“二”變成“多”的“一”，使得菲勒斯形象在不同語境之中被逐漸模糊，只保持了一種隱喻的象征功能。不論是父權制、種族主義，還是一種缺乏反抗力量的自由主義資本秩序，都是通過“一”的中心化，將人們變成“二”，采取納入和排斥的雙重邏輯。我們不妨與阿甘本一樣，將這樣一種納入和排斥的邏輯當作古老國家形式與現代自由民主制度之間隱秘的線索，作為更加代表歷史連續性的敘述可以在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12]

父親、母親和民族之間的概念混雜（讓我們考察一下各種民族歷史的語言）不正是這敘述難以緩解下必然產生的矛盾之處嗎？這種敘述裹挾著對母親菲勒斯的必然拋棄，又是對菲勒斯的接受。而作為永恒缺失的女性難道是處于這個位置上的形象嗎？這種敘述不也正是被經常提起的“對肉體的拋棄”與“對精神的追求”？在這個明顯“精神—男人”以及“肉體—女人”二元對立的結構之中，國家形式與父權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也與各種壓迫性的制度、規范、話語形成一個通過彼此協調而運轉的網絡，沒有主導也沒有邊緣。這是一個完全混合在一起的整體，一個沒有生命的“賽博格”。

朱迪斯·巴特勒向我們指出，“文化上精神與男性、身體與女性的聯系，在哲學和女性主義領域里都有精辟的文獻資料可考?！盵13]但拉康挑釁道，“女人不存在”。這里的“女人”是處于象征位置上的不可知，而在現實生活中而言，生理性的女人可能縫合著男性菲勒斯，而不是保持未知且不完美的“女性”結構。當他們踏入到這個“性別游戲”之中時，也就向菲勒斯敞開了懷抱。而這個本體論的區分支撐著各種形式的規訓、等級和壓迫以及相應的原則和意義。

通向賽博格的道路——徹底激進化

作為規范世界內部潛在的賽博格是“后性別世界中的生物”，不屬于男也不屬于女，不屬于自由主義者或社會民主主義者。Ta是對于精神分析“個人發展的任務”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任務”連續性、同一性的諷刺。它需要徹底拋棄彌賽亞式的救贖愿景，不致力于在某一時刻對歷史進行徹底清算。

賽博格要通過建立新的“家庭關系”來摧毀原有的體制。哈拉維在這里提供了一種新的組織模式，所有的生物|非生物、機器|人、身體|非身體......都由具體的、可能的、依據情境式原則，而不是本質的、固定的、依據歷史性原則，建立可鏈接的親緣關系。這種親屬關系充斥著邊緣的逾越、瓦解和融合。對此，哈拉維的解釋是，“不是由血緣決定，而是由選擇決定的關系?！盵14]女性、黑人和所有采用一個名詞來定義自己的人都希望自身，或者自身所代表的團體能夠獨占這樣一個名詞所有的內涵，而忽視了女性內部、黑人內部、民族內部以及各種身份內部所存在的沖突和壓迫。男人、白人......之所以不需要，是因為他們并不需要強調，沉默在這里反而是最高的秩序。但一系列的主體建構性反抗，不也正落入了沉默的秩序之中嗎？甚至于為了爭奪這樣或那樣權力，也就變成了塑造話語的權力。

話語在這些沖突中處于一種十分不穩定的狀態。正如哈拉維向我們指出的那樣，“女性”本身是一個高度復雜的范疇，“已經很難用一個形容詞來命名一個人的女性主義—甚至在每一種語境下都堅持那個名詞?！盵15]而往往一種冠冕堂皇的“女性主義”就具備著他們力圖代表它的那些群體——中產階級、精英女性、白人、激進分子的特征。哈拉維借用桑多瓦爾的“有色女性”，否定了帶有西方白人至上和精英主義起源的女性主義神話，同時否定了純粹基于勞動和生產分析的性別話語。哈拉維向我們提出的是一種純粹想象的方法，“新編碼交流和智力來顛覆命令和控制”[16]，以此挫敗任何性別、種族的區分。在這種情況之下，由于技術的高度發達，心靈與身體，無機和有機的區分被高度地瓦解和融合。賽博格天生面臨著一種身份政治所帶來的危機，使得賽博格必須在這個由身份政治塑造的世界中出走。出走，意味著賽博格必須從原有的身份政治跨入到親緣關系之中。

這種親緣關系是多角度、多層次、多時間的一種假設。這種假設包括了任何一種物質材料、物種、空間等任何能想到的事物之間的真實連接，依賴于日漸發達的技術手段與科學。哈拉維沒能忘記，“科學和技術是極大滿足人類需求的可能手段，也是各種復雜統治的母體?！盵17]但Ta又似乎同樣具有一種必勝的信念，“但是，私生子常常對其出身極其不忠。畢竟，它們的父親是無足輕重的。”[18]

《賽博朋克2077》中的John Wick

這種徹底的激進姿態最終以一種對于科學進步的諷刺神話呈現在了我們面前，但依然無法完全證實技術一定會帶來一種真正的革命。這種警惕在許多藝術作品中已經有了廣泛的體現，諸如《黑客帝國》、《銀翼殺手》、《賽博朋克2077》，表現了對于科技的想象已經具備了很強的現實性。馬克思同樣提出了“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但當下的我們所看到的卻是日益在技術統治之下異化的生命，以及作為整體性、結構化的生命政治，而技術的發展并沒有義務導向一種解放的政治學和社會學。

賽博格的純粹物理形式也極其可能成為另外一種更加嚴峻的生命政治的基礎。賽博格作為一種政治主體的隱喻由于其極端抽象化和符號化，反而可能失去了其對于真實世界的改造能力。同時也可以悲觀地想象，在未來的科技時代，可能出現更為殘酷的壓迫形式。由于技術在很大程度上受軍國主義與父權制資本主義的主導，一種真正的革新主體依然難以存在。的確，那時的壓迫形式已經由于生命形式的改造而變得難以被種族、性別等話語所囊括。但這時，真正的話語反而可能轉向了逐漸被忽略的階級話語，這或許是磨平了人所有外在屬性區分之后的隱藏結局。由于階級力量的懸殊，改造的愿景不再被一種虛偽的烏托邦所取代。這時的階級話語不再摻雜各種復雜的要素，變成一種純粹由生產和社會關系所塑造的體系。在這里，具有潛在的解放技術雖然并不必然與解放的政治學和社會學相適應，但這也只是一個如何配置的問題。一塊大理石可以成為大衛，也可以成為地磚。同時，這種對于身份的直接拋棄也潛藏著一種危險，亦即對于任何可能性的無恥包容。因為可能性僅僅意味著從未發生，而不意味著解放。即使在不同的敘事版本之下，就連“解放”這個詞都存在明顯的差異。而不同可能性的導向讓人對于線性敘事感到失望，但在難以想象的非線性敘事中，又很難提出真正適合的道路。選擇同樣是一個問題，而不選也只是一種選擇。

賽博格與其現實、幻想錯綜復雜的關系的確擾亂了一切，但對于擾亂后的世界，我們一無所知。正像那些富有預見性的寓言小說中寫道的那樣，諸如喬治·奧威爾在《動物農場》中的隱喻。同樣恐怖的是，在原有的秩序結束之后的真空期可能比對抗過程中的暴力顯得更加殘酷。如果徹底掏空原有的秩序，是帶來新的主人還是成為自己的主人，這依然是就連賽博格也難以回答的問題。烏托邦的精神在給予人希望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最沉重的絕望。或許，只有當人徹底意識到自身作為生活的主人之時，才能拒絕任何通過推翻一個主人卻重建主人的背叛行為。這種可恥的背叛在歷史上粉墨登場，讓人警惕所有的解放話語，以及它們對于世界整體化的愿景。也讓我們拒絕任何試圖將各種話語簡單整合。

擁抱生活、想象、希望與烏托邦的信念或許并不需要歷史必然性的加持，僅僅需要將自身當作主人，這是賽博格給予我們的神話。這種神話讓我們開始將自身看作是一個可能的世界性存在，而不單單是一個自怨自艾的個體。賽博格以此環抱著如此多的共同，也環抱著如此多的差異。共同和差異都無法戰勝另一方面，兩者都占據一個基礎性的位置。

想象與現實的最后一堵墻——肯定生命和賽博格

在以上絕大部分的討論中，我們習慣性追隨那些思想者的片段，將其作為一個對象化的存在進行探討和研究?！拔摇?，作為一個現實的、感性的存在往往被淹沒在了這樣的詞句之中，試圖從那些詞句中拼湊出關于自我靈魂碎片的整體。實際在這里，所有的片段僅僅是一個用于生成的構件，而不是為了分析任何完整的事物。

最后一面墻，是想象與現實的墻，它存在于生命的虛無地標。在戈達爾的《狂人皮埃羅》中，作為虛構的電影人物向所有作為旁觀者的觀眾打招呼。在佐杜洛夫斯基那部《圣山》的結尾，拍攝者揭開了這場魔幻表演的攝影棚。想象與現實之間的區分再次由于這面墻的消失而失去其庇護性，因為生命無法割裂成一塊塊的碎片。庇護也僅僅是為了庇護某些所謂的“想象”和“現實”。拒絕想象同時意味著拒絕了承認某種現實其實是虛構，而某種想象其實是現實。生命正永遠處在虛假和真實的夾縫中，而某種知識、真理作為真假、好壞和優劣的區分，抑制了作為真實生命的流動。生命出于自身的流淌，對任何抑制性要素的反抗是本能，意志和沖動，并在進行著轉換想象與現實的活動。生命處于被某種知識和真理掌控之中，但也極力突破這一外在的理性軀殼。

賽博格只可能是想象和現實混沌邊界之處的一個尚未存在的本體，是幽靈，是活著本身。無法預設的本體決定著其正處于生命的位置，是生命本身在舞蹈，從而展開一個內在性的維度?；诖?，它既是這堵墻，也是對這堵墻的破壞和生成，在一個混沌的位置，展開了一切的可能性，釋放一切的生命要素——動物、植物、人類、花、貓、狗......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時間在其中隨著各種歷史性的裝置和要素（種族、民族、性別、階級......）相互滲透，沒有緣起，也沒有結束和目標。既不是出于某種解放的目的而行動，也不是成為某種手段和工具。

在賽博格的內部，思想與生命保持著一種協調的美感。差異性被無限放大到一個不可能被接受的位置，意識與其對應的現實也保持著高度的統一。一種本體論預設上的擔?！辉賹ιM行思想和知識上的度量和審判——而最高價值的某種“善”、“美”、“正義”只讓人臣服于單一的體系之中。在歷史進程中，人對于“上帝”或者人的臣服中被賦予的依然是奴隸的生命。

德勒茲在分析尼采時寫到，“以至于真正的哲學，如同未來的哲學，它既非更加歷史的、亦非更加永恒的：它應該是不合時宜的，永遠不合時宜的。”[19]正代表了生命反對既往將生命貶低于所謂的某種進步史觀、線性敘事、某種“真理”、某種“美德”的困境之中。這些歷史中，充斥著事件和對于事物的理解，但唯獨缺乏了那個能夠支撐起歷史的真正承擔者。歷史只是生命的衍生，但生命不是為了歷史。不如說，歷史只是生命展開的一個場域。在德勒茲看來，從蘇格拉底到黑格爾的哲學同樣將生命置于了否定的位置，放棄了前蘇格拉底哲學以及其最重要的傳統——肯定生命本身。生命本身就是想象與現實的交匯，并在活著這一實時性和事實性中不斷轉換兩者。這個模糊的交界地帶是希望本身，而真正的歷史將會是一種充滿希望的哲學。

賽博格在其本體論上的全部意義就是激進地否定除了生命的一切，唯獨贊美生命。在這一點上，賽博格是不穩定的生命之流、尼采式的、德勒茲式的，保存著對于生命不懈追求的肯定。與之相對，否定生命即是一種壓迫，從來且永遠不會只是一種單一的形式，也不會只顯現在一個特定的人群對于另一個的征服和權力手段之中。因而，肯定生命也不僅僅意味著某種現存歷史的觀念走向盡頭，它必然是絕對永恒，絕對激進的。這種激進是對生命現實性的尊重。喪失激進性，不僅僅關乎姿勢、態度和立場，更重要的是一種人性的喪失。走向“非人性化”必然是喪失激進性的，生命是舞動，更是一場斗爭，走向人性化而展開的斗爭。也就在這個意義上，生機論者從另外一處山峰眺望了那些圍繞真正現實和理想所斗爭的人，從而理解到在特定語境中真正的“生活”、“自由”和“解放”的實質內涵，而不僅僅停留在對于某種意識形態和主義的幻覺之中。這必然最終是將幻想投射到生活的創造性活動，因而當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寫下那句名言，希望本身就從解釋世界變為改造世界——圍繞這種斗爭的幻想和現實構成了我們真正的生活。

賽博格也是在幻想與現實的交匯之處，在世界歷史的時空框架之中確立了一種新的歷史哲學，這種歷史哲學下的生命穿透了原有的相對性范圍。在這里誕生的首先是“賽博歷史學家”，他們的責任和使命不再是將現存與過去之間建立起單一的編年史，至少在目前這個歷史書寫和現實存在結構性矛盾的時代，必須再一次重申對全新可能性的承諾。“賽博歷史學家”的責任和使命正在于像本雅明那樣，宣布當下便是一個“緊急時刻”，而這種緊急時刻不僅僅關涉到未來和現在。如果這種斗爭最終失敗，那么被壓迫者也將在永恒的、靜止的時空中永遠淹沒。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能理解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并非死去，也正在活著，也將繼續生產。因而，這樣的歷史就不是一種對于過往的簡單的重復和延續，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實用主義，而是一種對歷史主體生成自身沖動的理解。同樣，在新尼采主義者德勒茲的文本之中，我們看到了與馬克思一樣的結構，也就是不斷生成的生命，這里不存在一個“真正的德勒茲”，“真正的馬克思”。在這里，尼采意義上的“超人”和馬克思主義之中的“新人”都是對人的本體論問題的擱置，也由于一種生成本體論與實踐本體論的結合，將兩者的距離無限拉近。但對于賽博格而言，重要的不是馬克思，還是尼采，抑或是其他諸位前輩。永遠不是回到他們，而只是從他們那里拿點什么。

注釋：

[1] （英）馬克·費舍：《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私人情緒與時代候診》，王立秋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第4頁。

[2] （法）安德烈·布勒東：《超現實主義宣言》，袁俊生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55頁。

[3] （法）安德烈·布勒東：《超現實主義宣言》，袁俊生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2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1994年版），33頁。

[5] （德）布洛赫·恩斯特：《希望的原理》第一卷，夢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228頁。

[6] （德）布洛赫·恩斯特：《希望的原理》第一卷，夢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231頁。

[7] （德）布洛赫·恩斯特：《希望的原理》第一卷，夢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231頁。

[8] （美）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劉繼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4頁。

[9] （美）唐娜·哈拉維：《類人猿、賽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陳靜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314頁。

[10]（法）雅克·朗西埃：《文學的政治》，張新木譯，南京大學出版社，3頁。

[11]（美）唐娜·哈拉維：《類人猿、賽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陳靜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316頁。

[12] 參考：恩格斯：《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

[13] （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宋素鳳譯，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17頁。

[14] （美）唐娜·哈拉維：《類人猿、賽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陳靜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327頁。

[15] 同上，328。

[16] 同上，372。

[17] 同上，389。

[18] 同上，319。

[19] 吉爾·德勒茲：《尼采》，王紹中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