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在2007年1月發布時，最受震撼的不是蘋果的供應商和數碼發燒友，而是被Google收購而來的Android團隊。Android掌舵者安迪-魯賓（Andy Rubin）給團隊發了一封郵件，上面寫著[1]：“iPhone、iPhone、iPhone！”

當時Android團隊正在全力研發一款名為Sooner的“智能手機”，搭載Android系統，但擁有實體鍵盤，反而沒有觸摸屏。原因在于，Android給自己設定的假想敵是諾基亞和塞班系統。

直到2012年，一位開發者意外獲得了一臺Sooner原型機，讓Google的秘密項目重見天日。雖然Sooner長得很像黑莓手機，但系統集成了Google的搜索服務、Gmail以及Google版微信Google Talk。也就是說，Google意識到了智能機時代軟件生態的重要性，并高度前瞻的卡住了身位。

但iPhone的橫空出世，意味著Android團隊的努力付諸東流，一切都要推倒重來。正如Android 創團隊成員Brian Swetland說[1]：

“在喬布斯發布了iPhone之后，再發布像黑莓那樣的全鍵盤手機是沒有意義的。”

Google Sooner原型機

隨后，Android團隊迅速轉向基于觸控屏場景的系統開發，并在2008年9月發布了廣為人知的“第一臺Android手機”HTC G1。這款手機不僅有側滑全鍵盤，還有大量實體按鍵。但另一方面，HTC G1集成了地圖、郵箱、日歷等服務，都需要登陸Google賬號使用——這是日后龐大Android帝國的根基。

蘋果對Google的入場不可謂不重視，當時蘋果將微軟視為最大的競爭對手，但也預判了Google在軟件層面存在的威脅。時任產品營銷總監Bob Borchers稱[1]：“谷歌的最大威脅是它了解軟件和服務。事實上，谷歌可能比蘋果更了解它們。”

事實證明，兩家公司都錯判了自己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敵人。面對iOS和Android勢如破竹的攻勢，諾基亞與微軟短暫的聯盟被迅速掃進歷史的故紙堆。

2008年發布的HTC G1

此后十余年間，iOS與Android近乎壟斷了移動互聯網時代，地位從未受到實質的威脅。直到2019年后，極其穩定的市場格局中才誕生了新的挑戰者——鴻蒙。

從PC時代到移動時代，中國公司對操作系統的探索歷史長達30余年，操作系統不是小工程，需要足夠的研發力量。同時，由于“生態”這個概念的存在，操作系統往往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和壟斷性。“國產自主”的口號往往氣勢如虹，但最終都歸于沉寂。

站在無數巨人和先驗的肩膀上，當下的“原生鴻蒙”尚有瑕疵，但它已經遠遠超越了前人所及之處，其對中國的科技產業的價值，也時常被外界低估。

生態的霸權

2005年，北京平谷區試點全面采用國產Linux，成立了33個自查小組，對全區百余家單位使用狀況進行檢查。檢查的本意是為了收集信息，推動國產軟件不斷改善優化。

但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大家往往檢查時用國產，檢查完馬上切換微軟，有些單位甚至為了用Windows系統，特意托關系來說情。

這件事的背景微軟高管密集訪華，以建立技術中心、訂單半賣半送等方式推廣Windows系統，引發國內產業界的抵觸。然而，由于微軟在PC生態中絕對的統治地位，有地市為了確保微軟中標，連招標要求都照著微軟的參數來設置[2]。

如今的00后可能很難想象，世紀之交的中國IT產業面臨著怎樣的艱難與絕望。在90年代消費電子產業的蓬勃發展期，中國甚至不算參與者，而是旁觀者。這就導致國內IT產業在操作系統（win/linux）和芯片架構（x86）為代表的底層技術上，幾乎沒有儲備和布局，上游被美國掌控。

雖然金山、用友這類軟件公司都成長于90年代，但因為PC普及率、盜版泛濫等因素，中國在辦公、圖像、工業設計等軟件領域，話語權幾乎完全被微軟、Adobe、達索、AutoDesk、新思等美國公司掌控。

即便在智能手機引發的移動互聯網革命中，中國成功抓住了供應鏈轉移與重塑的機遇，誕生了華米OV為代表的消費電子品牌，但在核心的操作系統等底層軟件領域，美國公司始終主導著產業鏈上游的高附加值環節。

原因在于“生態”：科技生態一旦建立并穩固，就很難被攻破。

生態可以理解為一種雙邊規模效應，即供需雙方都會天然向規模優勢的一方流動。同時，生態鏈上的其他參與者往往會被生態的主導者“兼容”。舉例來說，微軟和英特爾主導的生態聯盟在某種程度上定義了PC的“標準”，主板、內存、存儲等零部件生產商和軟件公司，都需要遵循這一標準。

因此，生態一旦建立，就很容易形成強者恒強的圈子文化，挑戰者幾乎沒有任何機會。同時，在全球分工的邏輯下，也很少有商業公司會去不計成本的主動挑戰已經成熟的科技生態。

但對中國科技產業來說，2018年之后的科技戰和貿易戰徹底改變了這種既有認知。

在這之前，中國科技產業既是全球分工的貢獻者，也是受益者，如任正非所說[3]：要通過全球化分工協作，用來自各個公司的最好的零部件整合成最好的產品獻給人類。如果每個零部件都要自己做，不可能整合成最好的產品。

但美國一次又一次的制裁，迫使中國產業界必須在信息產業的核心領域，建立起自己主導的生態——這就是鴻蒙誕生的契機。

2019年8月，華為先發布了一個 “主要面向物聯網設備”的鴻蒙操作系統，手機則繼續使用Android。同時，由于硬件的供應受到限制，華為在手機操作系統上同時開辟了兩條戰線：

其一是在已有操作系統的基礎上做創新，基于Linux和鴻蒙微內核確保生態的兼容性，也盡可能留住存量用戶與開發者。其二則是開展HarmonyOS NEXT的開發，用鴻蒙內核徹底代替Linux，即外界所稱“純血鴻蒙”、“原生鴻蒙”。

今年10月，“原生鴻蒙”正式發布

2023年后，伴隨華為終端業務在硬件層面的困境逐漸緩解，鴻蒙加速向獨立操作系統邁進。伴隨HarmonyOS NEXT發布，鴻蒙開始與Android“切割”，開發者和用戶的beta測試同步開始，向這個森嚴的生態系統發起了挑戰。

除了華為自身在硬件領域的突破，美國的制裁實際上幫助華為解決了科技生態最難被攻破的緩解：市場參與者“另起爐灶”的意愿問題。

作為生態體系內的參與者，其參與并維護生態的關鍵因素在于成本考量：如果生態帶來的回報低到一定程度，參與者必然會有脫鉤的意愿。比如當Arm意圖提高授權費用時，以高通為代表的參與者就會跟RISC-V生態眉來眼去。

對華為而言，美國的制裁導致了“破窗效應”，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和開發者會擔心被不可預測的事件所波及。換句話說，當一個事件發生的概率從1%提高到10%，即便概率依然很低，但大部分人都會開始準備應急預案。

這種契機存在于包括操作系統在內的各個高科技垂直門類，《華爾街日報》在去年7月的報道中稱，中國的半導體公司原本不會使用中國的刻蝕、封測設備，但由于美國的制裁加重了“脫鉤”的顧慮，反而推動了中國設備份額的增長。

換句話說，中國本沒有機會去突破全球成熟的科技生態，但美國一意孤行的科技戰，卻創造了機會。

原生鴻蒙是中美兩國決戰科技之巔的產物，意味著兩國產業界的競爭進入到了創新的深水區，它繼續要華為這類高科技公司自身的研發投入與強度，更依賴“生態”這個語境下最核心的參與者：開發者。

不能錯失的陣地

雖然iPhone在2007年就上市，但App Store其實在2008年7月才推出。原因是蘋果最初認為Web應用會成為主流，然而Android陣營在HTC G1上市時就預裝了應用商店Android Market。有了榜樣的力量，蘋果終于在輿論施壓之下，推出了App Store。

《安卓傳奇》這本書給了Android Market極高的評價：Market不僅為開發者和用戶提供了便利，也創造出了一個應用世界，讓Android成為一個強大的生態系統，遠遠超越了手機和操作系統。

生態的締造者是大而不倒的高科技公司，但它的基石是無數軟件開發者。

喬布斯與比爾·蓋茨的緊張關系人盡皆知，但1997年喬布斯回歸蘋果后，“首先打電話的對象就是蓋茨”，一是請求請求微軟投資蘋果1.5億美元，二是請微軟幫助蘋果開發Mac版本的Office，蓋茨欣然答應。

時至今日，微軟都是蘋果生態里最重要的軟件供應商。

另一家與蘋果有過一段恩怨的公司是Adobe，兩者原本是打印機與出版行業的親密戰友，1985年，Adobe與蘋果合作推出了LaserWriter打印機，引發了桌面出版的革命，早期的Photoshop更是一度只有Mac版本。

上世紀90年代的LaserWriter 300打印機

但在上世紀90年代末，Adobe通過給Windows生態開發軟件逐漸做大做強，1999年，喬布斯請求Adobe給Mac做適配，遭到后者斷然拒絕，理由是Mac生態相對于Windows生態來說很弱小，用戶技術也不大，回報率太低。

當時的Adobe沒有預料到，Mac生態不斷繁榮壯大，并集中了一批業界審美能力最高、付費能力最強的用戶。最終，Adobe糾正了錯誤，重新把Mac放在跟Windows一樣甚至更重要的位置。

Adobe和蘋果的故事說明了一個道理：開發者不能錯失任何一個陣地，尤其是這個陣地背后，是一批最有價值的用戶。

原生鴻蒙生態實際上很像2000年左右的蘋果Mac生態：體量不大，與行業領先者有距離，但有堅實的用戶基礎，以及更好的用戶體驗。

2019年后，由于制裁的原因，華為手機出貨量受到影響，鴻蒙的生態建設進入了一段蟄伏期。但伴隨Mate 60系列發布，華為在手機市場重新攻城略地，按照IDC的統計，華為今年第三季度在中國市場的份額達到15.3%。

對華為來說，有硬件市場一定規模的市場份額，才有足夠的實力脫離原本的軟件生態。作為對比，強如蘋果，也需要積累一定規模的市場份額和存量用戶，并在準備好全套的開發工具箱后，才循序漸進的從英特爾的x86陣營切換到Arm。

2006年Macworld大會，英特爾CEO歐德寧向喬布斯“交付”硅晶圓

而對開發者來說，華為在手機市場15.3%的份額，幾乎可以等同于15.3%的互聯網用戶。

與Adobe和蘋果的恩怨類似，相比Android和iOS生態整體，鴻蒙生態的規模的確處于弱勢。但任何開發者都不能忽視其背后高粘性與高購買力的用戶群體，換句話說，在互聯網各個垂直業態進入個位數增長的時期，面對市場份額15%以上的鴻蒙生態，沒有人會掉以輕心。

時至今日，國內的移動生態參與者，都逐漸認識到了鴻蒙生態的價值。目前，HarmonyOS NEXT上搭載的原生應用，幾乎可以滿足日常生活中99%的需求。

HarmonyOS NEXT中的“圈一圈”功能

今年的新品發布會上，余承東披露了幾組數據：鴻蒙注冊開發者達到675萬，已上架超過15000個鴻蒙原生應用和元服務，其中通用辦公應用覆蓋全國超過3800萬個企業，自HarmonyOS NEXT開啟測試，已經收到超過100萬條建議與反饋。

一個月后的首屆鴻蒙生態大會上，華為輪值董事長徐直軍提出了一個清晰的目標：10萬個應用是鴻蒙生態滿足消費者需要的里程碑，也是未來半年到一年時間的主要工作。

一場漫長的持久戰

2010年1月，蘋果自研的A4芯片在第一代iPad發布會上亮相。然而，蘋果不僅在發布會前對自研芯片三緘其口，喬布斯在發布會上也只給這顆芯片預留了不到20秒的時間，寥寥數語帶過。

這種沉默也許是蘋果刻意為之，發布會結束后，芯片的詳細參數與設計被各路媒體公開，大部分媒體對蘋果的成果持嘲諷態度，認為“A4芯片參考了三星設計，蘋果厚著臉皮把自己牌子貼了上去”。

2010年的A4貶褒不一，但2011年的A5和2012年的A6這兩款雙核芯片，就已經在性能上對齊同期安卓機皇的四核芯片。2013年，蘋果率先推出全球首款64位處理器A7，將仍處在32位時代的高通、三星遠遠拋在身后，移動SoC自此進入64位時代。

然而此后十年間，蘋果龐大又神秘的Apple Silicon部門一步步構建了一個蔚為壯觀的半導體帝國，在當時幾乎沒有人能意識到這一點。

芯片架構演進的歷史，始終是一個新架構在老架構的基礎上改進優化，獲得更好的性能和適用性的過程。操作系統同理，鴻蒙在華為終端業務多年的經驗和積累之上，同樣吸取了前輩操作系統的教訓和亮點，甩掉了歷史包袱輕裝上陣。

國際操作系統設計與實現大會（OSDI24）上，華為鴻蒙首席科學家陳海波和團隊發表的論文中，曾詳細描述了HarmonyOS NEXT的特點。

由于內核只保留了最核心的功能，HarmonyOS NEXT可以讓每個服務只能訪問其執行功能所需的內核對象，確保了安全性。同時，鴻蒙內核還針對其他場景做了針對性優化，保證了在汽車等終端上的兼容性和性能。

因此，華為在HarmonyOS NEXT發布時，就著重強調其“全場景”的特性。換句話說，一個應用只需要針對一個終端開發，就可以直接部署在其他的終端上。

相比之下，Linux的通用性優化主要集中在服務器等領域，在汽車等新終端上的體驗反而受到影響。如果基于Linux對特定場景優化，又不可避免的導致內核定制化巨大的工程量。

陳海波團隊的論文

由于與Android徹底切割，HarmonyOS NEXT可以更深入的將大模型與系統耦合，帶來更流暢的用戶體驗。比如圖片和表格可以直接拖放給“小藝”，自動提取關鍵信息，生成摘要。即便財報和論文這類高閱讀門檻的文檔，也可以交由智能助理完成。

陳海波與學生，圖片來源：復旦大學

出于用戶體驗等方面的考慮，華為在Mate 70和Mate X6兩款新機型中，將操作系統的選擇權交給了用戶。用戶可以沿用當前的操作系統，也可以參與HarmonyOS NEXT的升級。同時，華為同步推出了“鴻蒙有禮”先鋒權益，通過總價值高達900元的權益，鼓勵用戶參與原生鴻蒙的升級體驗。

從2019年8月HarmonyOS公布，到今年原生鴻蒙橫空出世，華為用五年多時間完成了一個自主操作系統從零到一的構建。但生態的建設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坦率地說，原生鴻蒙距離成熟的操作系統還有距離，但只要有足夠的時間，鴻蒙一定會在迭代中不斷提供更好的體驗。

技術的勝利

2000年，斯坦福計算機圖形學研究生伊恩·巴克（Ian Buck）將32張英偉達GeForce顯卡連在一起玩《雷神之錘》，成功引起了美國國防部旗下研究機構DARPA的注意[6]。在后者資助下，巴克成功用顯卡搓了一臺低成本超級計算機。

短暫的DARPA之旅結束，巴克被英偉達創始人黃仁勛招入麾下，編寫了大名鼎鼎的CUDA。2007年，英偉達正式推出CUDA平臺，開發者利用GPU訓練神經網絡的門檻大幅度降低，間接推動了日后人工智能的百花齊放。

伊恩·巴克（Ian Buck）

CUDA推出時，英偉達的年營收僅有30億美元，卻在CUDA上足足投入了5億美元。這其中既有伊恩·巴克本人的推動作用，也有黃仁勛長期對并行計算未來的看好。2022年ChatGPT橫空出世，英偉達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印鈔機，此時離CUDA誕生，已經過去了足足15年。

生態建設的難點在于，用錢砸不出來，用文件推動不出來，需要的是一個人人能參與的付出與回報機制。如果在高速公路通車前先修好收費站，自然沒人捧場。

微軟攜手諾基亞試圖分一杯羹，但系統收取高額的授權費，開發環境也極不友好，加上自己作為軟件霸主，時刻展露出跟開發者搶生意的姿態，最終倉促退賽。

另一方面，iOS的崛起與iPhone和A系列處理器綁定，良好的軟件生態離不開硬件規模的支撐。原生鴻蒙所代表的并不是一個單獨的操作系統，其背后是芯片、硬件、操作系統和應用構成的完整鏈條，先有端到端打通，才有可能通過系統工程優化，實現追趕。

中國乃至東亞經濟體在科技產業追趕期，往往都有天量的財政補貼和低息貸款、精細的產業政策和極強的產業保護傾向，效率奇高。

但在很多領域，這種模式取得成果往往是“產能優勢”，而非真正的“技術優勢”。而在以芯片、操作系統為代表的計算機科學領域的幾大分支里，高附加值領域幾乎都是美國公司的身影。

原因在于還是在“生態”，工廠和產線可以拔地而起，但生態的建立意味著高強度的研發投入、全球化的殘酷競爭和開發者與用戶的投票。這也是為什么余承東會說：只靠華為自己，是做不成鴻蒙的。

兩者的核心區別在于，工廠和產線直接掛鉤著產值、規模與就業，投資回報可以迅速測算，投資效果立竿見影。而生態的建設需要一種“算總賬”思維，它的投資回報往往難以量化，但時過境遷，其價值總是在當初被忽略。

微軟CEO鮑爾默對第一代iPhone的評價是“太貴了而且沒有鍵盤”，Android團隊最初只有6個工程師，三星聽到這個消息的第一反應是：我們有300個人在做操作系統。

因而，生態的培育不是一門技術，而是一種思維，一種態度。

過去三十年，中國在操作系統等底層軟件技術的突破中，往往并非敗給技術，反而是在研發環節各自為戰，在生態建設中得隴望蜀，或是在追趕環節存在備胎思維，把自主方案當成一種應急預案。在習慣性的觀望和反復中，大量研發資源被浪費。

HarmonyOS NEXT是中美科技戰背景下一次回腸蕩氣的突圍，但這場突圍不應該只是華為孤獨的冒險。

在任何經濟體，高科技產業的繁榮必然會促使企業投身底層技術的探索，華為的底氣既來自自身多年在全球化競爭中積累的沉甸甸的方法論，也來自無數產業先烈用真金白銀積累的經驗和教訓。而鴻蒙當下最需要的，是來自無數合作伙伴與開發者貢獻的一磚一瓦。

鴻蒙的成長，一定不是華為的單打獨斗，它未來如果能走向勝利，凱旋的歌聲也一定不只屬于華為。

全文完，感謝您的耐心閱讀。

參考資料

[1] 安卓傳奇：Android締造團隊回憶錄，切特·哈斯

[2] 辛省志，質疑政府采購連鎖反應危及國內軟件企業生存，國際在線

[3] 任正非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訪紀要：華為已經做好實體清單長期不能撤銷的準備，華為心聲社區

[4] 揭秘原生鴻蒙的十大上頭理由，哪個能擊中你的心趴，華為

[5] 鴻蒙系統與安卓徹底切割，未來勝算幾何，觀察者網

[6] What makes DARPA tick，Science

作者：黃主任

編輯：戴老板

視覺設計：疏睿

責任編輯：李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