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時運變遷

去年競選期間，川普即明確表示將延續其第一任期的關稅政策。過去一個多月里，盡管他的關稅主張似乎是顛三倒四、朝令午改，甚至引發美國上下、內外的廣泛討論、質疑乃至嘲諷，但顯然，這并非一時興起，而是預案在先，措施緊隨其后。隨著政策方向的逐步清晰，可以看出其關稅戰略正日益聚焦于中國。除了關稅這一武器，當前備受關注的“廣場協議2.0”——即“海湖莊園協議”也成為討論焦點。

關于川普這一對外經濟政策的思想源起，外界多有分析，包括他在中青年時期的經歷、第一任期的實踐經驗，以及萊特希澤等人的影響等。綜合他過去半年多來的言論和實際政策，其目標脈絡最全面的體現，或許在他提名的總統經濟委員會主任候選人斯蒂芬·米蘭（Stephen Miran）（待確認）于去年11月大選結束后撰寫的《重塑全球貿易體系指南》里。米蘭師從馬丁.菲爾德斯坦，后者曾擔任過里根的總統經濟委員會主任。

因為涉及版權，這里不發作者的全文翻譯（不知道網上是否能搜到），原文鏈接https://www.hudsonbaycapital.com/documents/FG/hudsonbay/research/638199_A_Users_Guide_to_Restructuring_the_Global_Trading_System.pdf。以下摘編了其部分政策指向和目標，可作參考。如發現摘編內容過于簡單，那是因為省略了其論述部分導致。不建議使用/參考AI對本文總結，個人經驗是看似節省時間，實則一無所獲。

我在《石油美元》三部曲的幾篇序言里提及，全球化不會終結。有反駁者給出“美國逆/反全球化”的依據，僅就川普對美元的態度可見，美國政策當局顯然不是要終止全球化。其方向類同于我在文章里提及的。另外，無論是川普還是其他總統或他國政府首腦，都不可能意向性地決定本幣的全球地位，這同調門兒高低、決心大小無關。不過，目前條件下，美國有能力單方面拿美元作為一個籌碼。這應該是廣場協議2.0/海湖莊園協議可能性的基礎。對于作者就該協議可能涉及的貨幣市場影響及應對，《時運變遷》記錄的美國過往經驗，可以作為參考。

重塑全球貿易體系指南

2024年11月

Stephen Miran（斯蒂芬.米蘭）

美國行政部門掌握著強有力的政策工具，可以直接影響貿易條件、匯率以及國際經濟關系的結構。大規模關稅措施與放棄強勢美元政策相結合，將是數十年來最具影響力的經濟政策之一，川普政府有機會借此徹底重塑國際貿易與金融體系。

貿易和關稅

有研究顯示，國際貿易導致美國十年內失去了近200萬個工作崗位，這一結果仍可能是低估的。冷戰結束后，美國的領導人曾認為，美國不再有重大地緣政治對手，因此可以忽視工業走向衰退。但如今，東大和俄羅斯不僅是貿易競爭對手，同時也是安全威脅，這一現實讓擁有健全且多元化的制造業體系變得更加重要。如果沒有供應鏈來生產武器和防御系統，那么國家安全也將不復存在，川普認為：“國無鋼鐵不存。”

在競選期間，川普總統提議對中國商品加征60%的關稅，并對其他國家征收至少10%的關稅，同時將國家安全議題與國際貿易緊密結合。2018-2019年美國大幅提高關稅，有效稅率明顯上升，但并沒有帶來包括通脹在內的宏觀沖擊。由于人民幣貶值導致中國消費者的購買力下降，中國事實上承擔了關稅成本，使美國政府獲得了大量關稅收入。

根據WTO的數據，美國實際平均進口關稅率全球最低，約為3%，歐盟約5%，中國約10%，這些數據是所有進口商品的平均關稅率，并不反映雙邊關稅的具體情況。雙邊關稅差異可能更大，如美國對歐盟汽車的進口關稅僅為 2.5%，而歐盟對美國汽車的進口關稅卻高達 10%。

在2018年貿易戰開始到2019年關稅達到最高點期間，美國對中國進口商品的有效關稅率上升了17.9個百分點。人民幣此間兌美元貶值13.7%，最終，加征關稅后的美元進口價格僅上升4.1%。即匯率變動抵消了超過四分之三的關稅影響。如果按人民幣匯率的最高點到最低點測算，人民幣貶值幅度高達15%，表明匯率可能抵消了更大比例的關稅影響。貿易戰前，美國CPI略高于2%，而貿易戰結束時約為2%；貿易戰前，PCE指標略低于美聯儲目標，結束時進一步低于目標。整體而言，這場貿易戰并未顯著推高通脹，這也是川普團隊認為美中第一次貿易戰并未引發通脹的原因。

為規避關稅，許多中國企業開始通過第三國出口商品或零部件，再加工后再出口到美國。研究發現，自美國提高關稅以來，中國出口商品通過第三國轉運的比例上升了約50%。美國制造業所使用的進口中間產品中，直接來自中國的占比略高于60%，如果計算這些中間產品的原始增值來源，即中國生產但經其他貿易伙伴國家出口到美國的產品，這個比例將超過90%。由于中國出口商規避關稅的行為，微觀數據可能高估了關稅對價格的影響。若對所有進口商品加征10%關稅，在最極端情況下，美國CPI可能上升1個百分點，但美元升值可能抵消0.4%-0.7%，最終CPI影響約為0.3%-0.6%，屬于溫和可控范圍。假設對中國大幅加征關稅，比如將有效稅率從約 20% 大幅提高至約 50%，而中國通過相應的匯率調整進行對沖，比如人民幣貶值 30%，則很可能會引發嚴重的市場波動。由于中國嚴格控制資本賬戶，繞過資本管制可能對中國經濟造成嚴重沖擊。

此外，增值稅（VAT）本質上也是一種關稅，因為它免征出口商品但對進口商品征稅，事實上，其他國家普遍征收增值稅，而美國沒有，這也反映了不同的初始經濟條件。

基于第一任期時的經歷，川普第二任期會在關稅政策上采取設置約束條件、逐級加碼和履約保障、壓力機制等安排，以及利用關稅手段促使他國加入對華關稅壁壘，這種關稅工具可以施壓其他國家加入美國的對華關稅體系，從而形成多邊聯合的關稅機制。各國將被迫在兩種選擇之間做出權衡：接受美國對其出口商品征收的額外關稅，以維持其現有的對華貿易政策；對來自中國的商品加征關稅，以避免其本土產品對美出口遭受更高關稅。

有研究表明，美國的最優關稅率約為 20%，只要關稅不超過 50%，它仍然比完全自由貿易更能提高整體福利。以川普的關稅計劃為例，目前，美國的有效關稅稅率約為 2.3%，遠低于最優關稅率；如果川普的關稅政策實施，預計整體有效關稅稅率將上升至 17%，接近 20% 的最優水平。

可以預期，關稅將成為川普政府重要的對外經濟手段。

海湖莊園協議

美元匯率長期高估給美國制造業帶來了沉重壓力，川普政府將對美元匯率政策做出調整。他希望繼續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同時威脅懲罰那些停止使用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國家。美國政策需要在兩者之間做出權衡，從而增加本土工業生產、增加美國財政收入，將美元儲備資產的提供與安全保障體系相關聯。

基于這一考慮，可能會出現一個“海湖莊園協議”，其總體框架為：

1）安全區是一種公共品，位于安全區內部的國家必須通過購買美國國債（Treasurys）來為其提供資金支持；

2）安全區是一種資本性資產（capital good），最佳的融資方式是發行百年期債券（century bonds）而非短期國債（short-term bills）；

3）安全區設有‘鐵絲網’：除非你用短期國債置換長期債券，否則關稅將把你擋在門外。（Poszar，2024）

美國總統可以通過IEEPA（《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來繞過國會的限制，執行涉及上述協議的外匯政策。IEEPA 的授權包括：限制或禁止國際間的信用轉賬、支付或證券交易。如果美元被高估的根本原因在于對美元儲備資產的需求過高，那么美國財政部可以利用 IEEPA 降低外匯儲備的吸引力，如：對外國官方持有的美國國債（USTs）征收使用費，即扣留部分利息支付。（按，美國有可能會對美國國債及其他資產的外國投資者征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