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過好并不久，當今生活里的親情、友情，須珍重。

配圖 | 《山海情》劇照

偶然間，我在家里一個用楊木板做成的廢棄組合柜里，翻出了一張三十年前的分家分單。我覺得它是一份家庭紀念，有現實感，也很荒謬，仿佛表達出某種家庭使命。

分單寫在一張長條狀的黃紙上，字是用毛筆寫的，為了方便展示，我把它掃描下來，截為三段，做成下面的圖。

我家分單的掃描件｜圖源作者

為了看起來明白，我更正錯別字、填補省略的字，把分單內容抄寫并解釋如下。

王征糧、王糧娃分家分單

1、供養老人：征糧供養父親，糧娃供養母親。

2、房子與莊基（地）：上邊院子（中）西邊兩間大房，下邊老莊，歸征糧；上頭（院子）東邊三間廈房，下邊老肖的莊基歸糧娃。

解釋：家鄉是關中北部黃土丘陵地貌，大家庭是從黃土溝壑中的窯洞里搬到塬上的，搬家后，原先的窯洞荒廢了；還有人，也即上面提到的老肖把他的窯洞和兩間廈房賣給了我們家。于是，上邊院子、上頭院子均指塬上的新居，下邊老莊指原先居住過的廢棄窯洞，老肖的莊基就是我們家買來的窯洞和廈房。

3、樹木：南坡果樹及念娃臺槐樹歸征糧；現有成材樹和（念娃臺上除槐樹以外的）下余樹木歸糧娃。

解釋：念娃臺是地名，是村里的林地所在地之一。

4、家具：柜子一人一個；桌子一人一個；六斗甕一人兩個；老甕征糧三個，糧娃四個；海子征糧一個，糧娃兩個；自行車一人一個；農具歸糧娃；節（解）板給征糧，下余板歸糧娃。

解釋：甕是陶瓷制品，存儲糧食、水、面粉等，海子是一種矮而粗的甕。解板、下余板的意思，我理解是家里存有木頭，已經解開、分開放置的一片一片的板，他們寫作解板；下余板的意思是余下沒有解開成板的木頭，以及解開成板了但仍舊合在一起放置的木頭。

5、給老人除的東西：給母親縫紉機一臺，牛一頭給父親，東邊一間大房歸二老共有。

解釋：“給老人除的東西”，我想它的意思是——這些東西是留給老人的，不做分配。

6、灶具：大鍋一個、舊案（板）一個、風箱一個給糧娃；新案（板）一個、小鍋一個、風箱一個給征糧。

說事人：王成全、王全水

執筆人：王代全

1994年9月17日

我們的村莊，在陜西省銅川市郊區，它像一片褶皺的舊布，溝壑縱橫，窯洞零星散落。三十年前的分家故事，便在這片被風沙雕刻的土地上展開。

我爺光著兩只大腳，圪蹴在椅子上，他吧嗒吧嗒抽著旱煙，他說：“不要偏向誰，也不要把誰虧了。”他這是說給主持分家的說事人聽的。

老陜人，有一樁怪事，喜歡圪蹴，也即蹲著。有人圪蹴在地上，你看他不舒服，給他一個能坐的凳子，他接了凳子，還是要圪蹴在凳子上呢。我爺就是這樣的人，我幾乎沒有見他坐過，他干啥都是圪蹴著，到哪兒也都圪蹴著，割麥他圪蹴著、吃飯他圪蹴著；他圪蹴在炕沿、圪蹴在碌碡上，甚至七十歲時上樹摘柿子還圪蹴在柿子樹上。他圪蹴時，就把臭腳亮出來，黑乎乎地、光天化日地、大搖大擺地擺放著。別人說什么，受不受得了，怎么看待他，他全然不在乎。

我爸爸說我爺一輩子就沒有洗過腳，說不洗腳還不就是那么回事了，一輩子也就過去了。我媽對我爸爸的說法嗤之以鼻，說不洗腳不怕別人不好聞，難道自己都不嫌臭嗎？我爸爸對我媽說，那你給大說去，叫大把腳一洗。我媽說，那是你的大家長大，要說你說去！

我爸爸苦笑，他能說什么呢，我爺固執了一輩子了，誰說啥他能聽進去？誰能不讓他圪蹴？誰能說服他洗腳？誰又能阻止他不厭其煩地要給我爸爸和我大大分家呢？

方言這東西最有趣，就上述的稱呼里，“大”是父親，“大大”卻又成了叔父的意思。

我爺，也即我爸爸（年輕一代叫爸爸）和我大大的大，是個標準的陜西農民，1922年生人，侍弄了一輩子黃土地。

我爸爸名叫王征糧，50年代生人，70年代招了工，在晉陜交界的黃河邊當煤礦工人。

我大大王存糧（小名：糧娃）出生于69年，是我爺老來得子。他是個農民，干起農活來是一把好手。

自打1991年我大大成了家，我爺一直張羅著分家。我爸爸問過我爺，有什么好分的？我爺不理他，只是吧嗒自己的旱煙，下巴上的胡子一翹一翹的。

我父母訂婚早，訂婚的時候，我爺給我外爺家量了好多糧食，還給了錢。在中學上學時，我媽比我爸爸高一級，互相知道誰是誰，但不說話，我媽說我爸爸就是下一級學生里鼻涕流得最長的那個大個子。

我爺15歲沒了父母，帶著12歲的我五爺（我爺的親弟弟，在自己家里排老二，五是家族排行）在舊社會里給人熬長工，弟兄倆是相依為命活過來的。這一生，我爺給我五爺吩咐啥，我五爺辦啥，有的事，不用吩咐也會辦。

初中畢業，我媽在離我外婆家二十里外一個偏僻的鄉村學校當代課老師，掙工分。

公社到我爸爸所在村尋人當農業技術員，我五爺王成全是村里的大隊書記，推薦我爸爸去當了技術員。

1973年，銅川師范面向社會招生，我媽瞞著家人報了名，考上了。我媽把自己掙的工分全部換成糧食，托人捎話給我外爺和我大舅，讓他們去拉糧。我外爺和我大舅拉去架子車，拉了一車糧食回家。糧食金貴，他們沒問我媽為啥要換糧，拿啥換的糧。然后我媽背了行囊，自己去師范念書。過了很久，家里人不見我媽回家，托人往代課的學校捎話，結果說人不在學校，問去哪里了，大家都不知道。后來家里人猜測是到銅川師范上了學了。一打聽，果然在。

我外爺家不敢隱瞞，趕緊派我四外爺告訴了我爺、我五爺。

兩家的大人都發了愁。

我媽上了師范，出來就是正式教師。我爸爸在公社當技術員，畢竟是臨時的。我爺、我五爺怕我媽上了師范看不上我爸爸，不跟他了，這就麻煩了。

我外爺、我四外爺也擔憂，萬一我媽念了書不跟我爸爸了，訂婚時量的糧食已經吃完了，給的錢也早花光了，人家讓退糧、退錢的話，拿什么退呢？

我爺隔三差五來我外爺家提親，要盡快完婚。

我外爺家門前有一條火車道，是隴海鐵煤運煤專線的支線。我爺來了就圪蹴在火車道鐵軌上，長吁短嘆。

假期，我四外爺跟我媽在火車道上有一番談話。我爺在不遠處圪蹴著，手扶額頭，裝著不聽，其實耳朵伸長了在聽說什么。

我四外爺說：“家里條件不允許，糧吃了，錢也花了……”

我媽不做聲。

我四外爺一直說，一直說，翻來覆去的意思就是你不能上了學了，不跟人家娃了。我媽最后哭著說：“我沒有說我不跟人家娃么！”

我四外爺對我媽說：“我娃不要哭，大大給你說去，叫他家里給你買一塊上海手表。”

我爺聽到我媽說“跟”，嘴咧開笑了。但聽到“上海手表”的時候又愁眉苦臉了，他對我四外爺說：“好我的親家哩，我到哪兒去給你弄表呀？”

我四外爺說：“那不管，娃要哩，就必須得有。”

我爺又喜又愁，回去吩咐我五爺，叫我五爺尋人買手表。

我媽從師范畢業了，當了老師了。我父母的婚期也定了。

我五爺想辦法買手表，始終找不來買表指標。那時節，買東西，光有錢、沒有指標，干看買不成。我五爺把能找的人都找了，不行，沒指標的人就不說了，有指標的人，人家自己也要買表用呢。我爺催我五爺，我五爺急得團團轉。

我爸爸在公社有個朋友，他有一塊上海牌手表。手表是貴重東西，我爺、我五爺、我爸爸三人一起與我爸爸的這位朋友商量，要把他的手表借來一用，先給我媽，等把婚結了，再弄來指標了，買了新表了，再還給他。朋友不想借，三個大男人就與他好說歹說，軟磨硬泡。朋友說:“我的表，我還沒戴夠呢！”我五爺循循善誘：“你這表是舊表，將來給你換成新表。”

父子三人與我爸爸的朋友之間的拉鋸戰搞了多日。最后，朋友投降了，借了表，我父母成了婚。

多年以后，我媽才知道自己結婚戴的手表是借來的，我媽氣呼呼問我爸爸：“你好意思啊？”我爸爸瞪著眼，左手背擊右手掌，“你四大非得要呢，那誰有啥方子？”

即便結了婚，因為我媽是正式教師，我爺仍舊發愁，擔心我爸爸的身份與我媽不般配。我五爺懂得我爺的心思。

1976年，黃河邊的煤礦來我們的公社招工，我五爺跑去公社，幫公社書記擔水，公社書記問有啥事。我五爺不吭聲。一連擔了多天，書記問話，我五爺依舊不說話。

后來書記笑問：“是不是想叫你侄子到煤礦上去？”我五爺雞啄米一般點頭。書記說：“那你還一直憋住不說話？他媳婦是老師，他也干得好，不招他招誰？不推薦他推薦誰？本來就是要選他呢！”我爸爸身體好，生得五大三粗的，是個有力量的。

不久后，經公社推薦，我爸爸去煤礦上當了工人，我家成了雙職工家庭，吃商品糧的。

我爸爸在遠方的煤礦上班，我媽在鎮上的學校教書。我爸爸在礦上掙了工資拿回家，上繳給我爺。我爸爸不在家時，我爺要種地買種子、上化肥等，也會向我媽要錢。

農村人家，家里有兩個人掙工資，那確實不一樣。手頭就有了活錢了，該養牛養牛，該喂豬喂豬。買來牛犢、豬崽，養一養就大了，就成家底子了。

1978年，農村實施聯產承包責任制，我們家分了自己的地，在村南的南洼分了三畝，村北的后坪分了五畝，村西的勺子溝里有一畝半，村東的東溝有二畝，再加上一片片一綹綹的自留地。總共有十四五畝地。我們關中北部山區，氣候寒冷，農作物是兩年三熟。我爺圪蹴在地上，為田地做出規劃，南洼和后坪種麥，溝里的地種玉米，其他自留地，該種菜籽的種菜籽，該種黃豆、谷子、荏子、胡麻的也分門別類種之。

村里的樹也要分配，自家房前屋后的樹、地邊的樹，長在誰的地盤上就屬于誰。長在路邊、荒坡、山崖的樹，大隊里采用抓鬮的辦法，把成材的樹木也給農民們分配了。我爺去抓樹，抓了九棵核桃樹，十六棵楊樹，十一棵槐樹，楸樹和桐樹都是七棵，還有一棵杜梨樹和一棵柿子樹。

我爺一家原本住在溝壑里的土窯里。家里有了工作的人，有了牛和豬、又有了節余的糧食，沒幾年，這就從各個方面積攢出了費用，又打了自家的幾棵槐樹，1984年，我們家在塬上蓋起三間大房和三間廈房，大家庭搬到塬上居住了。

正面的三間大房，我婆住東邊一間房，給我父母在西邊留了一間房，中間的一間空了出來，擺著一張老槐木桌子，兩把槐木椅子，一條老榆木做的條凳，還有兩把放在空處的杌凳。

說來蠻好笑，這些椅、凳都是坐得少，圪蹴得多。我爺總是圪蹴在北邊居上的一把椅子上，端著大老碗吃面，舉著煙袋抽煙，也對著一家老小發號施令。

旁邊的三間廈房呢，一間是灶房，一間是牛房，還有一間后來就做了我大大的婚房。

我父母雖然在家里有著一間房，然而何時去住過呢？那間房里始終擺放著大家庭的糧食種子、沒上完的化肥，盤成就沒用過幾回的炕上堆放著爛木頭，屋子里的電燈上始終沒安電燈泡，用蘆葦、席子做成的頂棚，布滿灰塵，結出蜘蛛網。

我媽在鎮上的學校里教書，學校里分著一間辦公室，既是辦公的，也是我媽帶給我們的家。后來，我長大以后，在我們的城市參加社會活動，有人問我是哪里人。總有人說我是我爺那個村里人，其實在我心里，我是我媽那個學校的人，我在那里生活，在那里長大，我在學校里度過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直到十八歲因我媽工作調動而離開那里。

我們一家人住在我媽的辦公室里，我爸爸從礦上回來也住學校。家里人都在學校，他不住學校住哪兒呢？

1985年，我爸爸搞到了一張買電視機的票，花了350元買了一臺海燕牌12吋黑白電視機。

時值夏天，放暑假，我媽在我外婆家。我大姑嫁在我外婆他們村，我爸爸用床單裹著電視機，從礦上背回來，放到我大姑家。之后，我爸爸去往我外婆家，興奮地告訴我媽：“我為咱家買電視了。”我爸爸帶著我媽去我姑家，小心翼翼解開床單，讓我媽把電視機看了一眼。

當天晚上，他背著電視機回了村，擺在了我婆房間的黑柜子上。我媽鄙視我爸爸的行為，說：“還叫我看電視機呢，我等于是看了個空氣。”不知何緣故，分單上沒有提到那個電視機，我想是不是1989年我大大結婚的時候，已經放在我大大的婚房了呢？

1986年，我爸爸在礦上給我媽來了一封信，說他給家里買了一輛自行車，我媽很期待那輛自行車。

結果我爸爸坐火車、倒汽車，好不容易把自行車從礦上推回來，頭一天推回來，第二天我爺就安排我大大來了，把自行車騎走了。說騎兩天、學車子呢，結果一騎走，再也沒有見車子了。

1992年，我媽自己花了240元從供銷社買了一輛自行車，買回來我媽也不會騎，一直是我爸爸騎著，分家清單里提到的“自行車一人一個”，就是這樣的兩輛自行車一人一個。

我大大是怎么樣身處分家事務中的呢？按我的估計，他也糊里糊涂的，沒想過。

我大大沒念下書，小學上到二年級就不上了，只會寫自己的名字和算簡單的賬。在我爺的安排下，他也早早就訂了婚，早早開始了干農活。除開放牛、割草、在地里收和種之外，他秋天摘野杏砸杏核，冬天找一處破窯洞，在里面編織草席。他踏實能干，行動機敏，干活非常有技巧，是遠近聞名能下苦、會下苦的農民。

我們黃土丘陵山區，山路坡度大，上上下下，非常難走，我記得我大大在他結婚的前一天，用自行車馱了一袋菜籽到街上去榨油，來回上下坡，連車子也不下，一口氣蹬到山坡坡頂。而平常人，空人騎個車子，上坡都得下來呢。

我爸爸比我大大大16歲，我大大是個孩子的時候，我爸爸已經是個大人了。我大大要成家時，我爸爸快40歲了。我大大的婚事，都是我爺圪蹴在椅子上做主張、拿主意，我爸爸想辦法去辦理。無論是出錢，還是出力，我爺說啥，我爸爸辦啥。

說要尋個車，我爸爸去尋我大舅，我大舅在鎮辦煤礦當司機，二話不說就把車開來了。說要多少彩禮，待多少客，我爸爸也早早做好了準備。我大大結婚，說要縫紉機，我爸爸就直接把我媽沒怎么用過的縫紉機搬了過去，后來也沒見誰怎么用過——也就是分單里提到的留給老人的那個縫紉機。

我大大的愛人我叫娘娘，她是隔壁村人，既不識字，也不識數，但是勤勤懇懇處理家務，做飯洗衣，她是我大大的好幫手。我娘娘個頭很矮，生孩子的時候，難產，醫生讓交錢，讓簽字，我大大沒有錢，也不會簽字，我媽交錢、做決斷——生頭胎如此，后來生二胎也如此。

在我看來，在那個只有很少的田產，物品也相當短缺的年代，我的父輩從沒有滋生出你的我的這種分別心。

我父母成婚后，始終為家庭貢獻著全部力量。我大大和娘娘組建家庭后，也一直在辛勤勞作。大家都沒有什么要自己占著、歸為己有的想法，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都在好好過日子。

我的父母扶助著我大大我娘娘，而我大大和我娘娘對我們一家人也非常好。

我媽在學校想搭個廚房，我大大拉著架子車就把木頭送來了。我大大來到家里，看見沒水了就去挑水，看見沒煤了就去擔煤，我娘娘也是掃地抹桌子、做飯洗鍋，很勤快。收麥的季節，我大大摘到了好杏會給我送來，我回到村里去，我大大還曾給我從麥地里捉來過小野兔呢。秋天，我娘娘給我暖柿子吃，也摘了杜梨，蒸饃的時候蒸一盆杜梨給我，那野果蒸透了，也有很好的滋味。

有許多家庭，為分家打得頭破血流，我們家里的人除了我爺，沒有人多琢磨分家這事。時代進步著，人們都可以努力爭取好的生活，等、靠、要、打以及自怨自艾帶不來啥了不得的價值，也不可能讓誰“一勞永逸”。

只是，我爺看著兩個兒子，盯著家事，總是不那么舒展。

1992年時，我爺已經70歲了，在傳統思想支配下，他總會想：我要是死了，這個家，到底算誰的？這個家，到底誰說了算？

倘若他病倒了，或者不在世了，他的后事由誰承擔，大家庭院子的主人到底該是誰？萬一，到時候我爸爸和我媽以自己出過錢，自己蓋了房為由，要這一院地方，那我大大該何去何從？

我爺這一輩人從溝底的窯洞搬上塬時，全家老小肩挑背扛，把幾口甕、幾捆柴、一袋麥種運到新居。

新蓋的三間大房用黃土夯成，屋頂鋪著灰瓦，冬暖夏涼，卻擋不住我爺心里給自己打出一堵墻。分單上提到的“上邊院子”“下邊老莊”，不僅是幾間房、幾片地，更是一代人扎根黃土的執念。

那時的黃土塬上，“家”不僅是遮風擋雨的居所，更是血脈與尊嚴的象征。

我爺為何執意分家？或許與他年少失怙的經歷有關。我爺15歲便帶著弟弟熬長工，吃盡苦頭才攢下一份家業，他生怕自己離世后，子孫因財產不清而兄弟鬩墻。這份焦慮，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哪怕兒子們早已成家立業，他仍要“按規程辦事”。

于是，我爺找來了我婆的兩個堂弟，也即我爸爸和我大大的兩個舅來給自己的兒子們分家。分了大半天，分了房、牲畜、椽、院外堆著的一堆半截磚，等等。

然而，分完跟沒分一樣，兩個外甥誰也沒有把他們分出的東西當一回事，半截磚該用還是用，誰也沒分開誰。

這不行啊！當舅的沒分出眉眼啊，我爺心急火燎。

我媽這個人，一輩子不講究吃，不講究穿。早上喝稀飯，吃饃。下午吃面。穿了一輩子布鞋，自己做的。我小舅在北京當兵時，給我媽郵寄過一雙皮棉靴。每年過年，她穿一次。穿好又收起來。

我們鎮上，六十五歲以下的人，基本都當過我媽的學生。她去上街買菜，買菜的叫她老師。家里的水管凍裂了，前來修管道的人，見了我媽叫老師。就連在路上遇見了當老師的人，那些老師還要把我媽叫老師。70年代畢業的師范生，是幾代鄉村學生的啟蒙人。

有專門研究貧困山區教育史的人曾指出，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從中等師范學校畢業的教育者是奉獻者。當時，山區教育資源貧乏，師資力量匱乏。師范生們奔赴各個基層山村教書育人，他們對人的教育和啟悟，不僅對教育行業做出了貢獻，也對社會各個方面的平衡與發展起了功不可沒的作用。

我小時候，每到課間，我媽的學生們就一窩蜂沖到家里來，在火爐上烤饃，坐在爐旁烤火，喝水，嘰嘰喳喳和我媽說話，提要求。

有的說：“老師我能不能到你的墨水瓶里吸點墨水？”

有的說：“老師你有沒有舊本子讓我當練習本。”

我媽樂呵呵地滿足學生們的要求。而且，她看見誰的手背裂了，給他們涂凡士林膏，看見誰指甲長了，還給他們剪指甲。我有時候也跟著大家湊熱鬧，學生們看見我了，有的人塞給我一把酸棗，有的人捏我的耳朵。

我媽儉省節約生活，對自己的學生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她獲得了人們的尊重。但是，我媽在分家的家務事上，很無力。她給我爺說，不用分了，將來真的需要了，我們自己批一院莊基自己蓋。我爺嚷道：“你光顧你？老的你不養？”

在我爺看來，公家人，吃公家飯，肯定比農民生活條件好。我爸爸我媽待在學校里，自己在吃好的，不管他。這是無稽之談，條件再好或再壞，當時的大環境就是那樣一個大環境，男人都抽一塊錢左右的煙，家里都喝十塊錢左右一斤的茶。小鎮偏居一隅，沒有商品房，也沒有什么娛樂與消費。誰能享受什么呢？清貧的教師，又能吃什么喝什么呢？

有時候趕集，我爺把牛趕到學校里來，就拴在學校的旗桿上，進來先要喝茶，看我媽給他泡的茶葉是沫子茶葉還是好茶葉。每每看到我們喝的茶葉，和給他帶回去的茶葉一模一樣時，才圪蹴在椅子上，閉目，抽起旱煙來。

我爺有這個思想也正常。

那時節，種糧要交糧，務工的機會也少，農民最多打打短工，不見得能有幾個收入。在農民眼里，吃公家飯的身上有現錢，畢竟月月發工資。每年兩季開學，都會有親戚上門，坐在我媽房子，也不說話，只是長吁短嘆。

我媽問：“啥事你說啊。”

不說話。

再問，還是不說話。

我媽說：“你不說你坐著，我去忙了。”

這才會說來：“娃開學報到……沒有學費……看能不能借……”

錢數不多，五塊十塊的。但是，當時的人確實沒有。這一學期借，下一學期還借。今年借，明年還借。沒方子，農民缺少收入來源。

零零總總的事兒很多，我們的日子并不寬裕，我爺不了解，甚至為了逼迫我媽同意分家，他有好幾次來到學校，賴著不走了，他說：“我兒子在哪里，我跟到哪里。”

我臆測，我爺總提分家、要分家，想著分了家，跟著我父母享福。

我爸爸找我爺說，不要分了，他啥都不要，老人也都管，你們想吃啥給我說，想喝啥我來買。我爺心存顧慮，他說，不是你說不要就不要的，也不是你說想管就都管的，啥事都是有個規程。我爸爸沒有辦法，只能任由我那固執的爺做安排。

1994年，我爺怕還是分不利索，他和我五爺、我九爺（我爺族弟，九是家族排行）、我代全爺（我爺族弟）商量了好幾個月，似乎暗示過許多他的深意。

然后，在1994年9月17日這一天，清晨，我爺叫來了我五爺王成全、我九爺王全水，以及我代全爺，要繼續給兩個兒子分家，要把我爸爸和我大大的家分清楚，分徹底。

幾個爺來到家里，聽我爺圪蹴在凳子上做出安排，他們清點家里的財物，權衡來權衡去，分了整整一天，終于在黃昏到來的時刻，做出了本文開頭圖片上的那份分單。他們叫來我爸爸和我大大，把分單念了一遍。

屋子中央的房梁上掛著15瓦的電燈泡，昏暗的燈光下，大家都低著頭。

只有我五爺拿著分單說：“事就是這么個事，都是照實分的。看誰還有啥說的？”

大家沉默。

我五爺問我爸爸：“征糧你有啥說的沒有？”

我爸爸說：“沒有。”

我五爺又問我大大：“糧娃你有啥說的沒有？”

我大大說：“沒有。”

這張分單上，住的房子，除了原來那間外，他們的談事的這間也是分給了我的父母。然而我的父母誰會專門為了住這兩間房而回到村里去呢？

還有一些樹木、甕之類的，我的父母把它們搬到哪兒去呢？

昏暗的電燈光下，我的幾個爺就著一盤酸蘿卜片片喝了西鳳酒，有一點大功告成的意味。我爺一如既往固執地圪蹴著，抽著旱煙，旱煙味也很嗆，他這個大家長抿一口酒，如釋重負地說：“我這一輩子的任務總算完成了！”他舒坦了，他似乎劃定了某種不可逾越的界限，讓他的兒子們按自己設定的軌道生活。

我發現這個分家清單的時候，拿給我媽看。我媽給我說：“你那爺是真是有意思，我一輩子都沒看懂人家到底在干什么。”

或許，在這份分單中，老人有一些自己的、我們后輩無法察覺的用意，然而，這一份分家清單仍舊沒有產生任何實際意義。我爺的固執在時代進步、我父母思想進步、我大大我娘娘毫不在意等原因下沒有產生一丁點作用。

很快，社會的生產力高度解放，一年一個樣子，人們的日子前所未有地過好了……

我爸爸和我大大共同贍養了我爺我婆。

所謂的留給我婆的縫紉機依舊在大家庭里擺著，所謂留給我爺的牛，我爺在1995年把它賣了，賣了2150元，給我大大買了一輛二手手扶拖拉機，解放了他在地里干活的生產力。

而分單上分給我父母的那些房屋、樹木、家具、用具之類的，父母沒有要一件，都留給了我大大。

我媽說：“咱們都從村里走出去了，有了工作了，戶口也不在村里了，憑啥要這些東西呢？老人是大家長，什么任務不任務的？！人還是要自己多努力呢。”

那些東西對我大大也不見得派上了什么用場，就如所謂的老莊、老肖的莊基，它們出現在那張分單上的時候，已經是最后一次出現了。

我父母一輩子與人為善，沒有和人紅過一次臉。

我大大當了一輩子農民，他勤勞而踏實，我父母年齡大了以后，我不在家，家里很多事情都是他在幫忙料理。

再看這份分單的時候，我仿佛看到了祖父圪蹴在凳子上、父親與叔父圪蹴在地上，而我在四處張望，尋找記憶中的時代。

張望著，張望著，我發現，三十年前分家清單上的東西，多已不在生活里出現，也派不上了什么用場。只是，它們代表有一種家庭關系執念，曾真實、真切、真正地存在于我們身邊。

三十年前的分家，分的不是財產，而是一個黃土高原農民對“家”最后的守護。那份分單，是一張泛黃的契約，記錄著傳統與現代的撕扯、物質與情感的角力。如今再讀，荒誕中浮現溫情，固執里藏著深愛。它提醒我們：日子過好并不久，當今生活里的親情、友情，須珍重。

不信你看看，分單上物質貧乏，實證著這樣的日子，也才過去三十年。

編輯 | Terra 實習 | 思宇

王文東

陜西人在上海，果品行業從業者，也寫作。

• 本文頭圖選自電視劇《山海情》，圖片與文章內容無關，特此聲明。
  

• 本文系網易人間工作室獨家約稿，并享有獨家版權。如需轉載請在后臺回復【轉載】。

• 投稿給網易人間工作室，可致信：thelivings@vip.163.com，稿件一經刊用，將根據文章質量，提供不少于千字100元的稿酬或不設上限的分成收益。

• 投稿人間欄目（非虛構文章）需保證內容及全部內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物關系、事件經過、細節發展等所有元素）的真實性，保證作品不存在任何虛構內容。

• 投稿戲局欄目（虛構文章）除文章正文外，需提供作品大綱及人物小傳，便于編輯更快明白你想表達的內容。

• 其它合作、建議、故事線索，歡迎于微信后臺（或郵件）聯系我們。

文章由 網易丨人間工作室 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