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BO的劇集《白蓮花度假村第三季》已經落幕，相比于前兩季的高潮迭起，第三季節奏可謂漸入佳境。末尾浪花翻涌的瞬間，想到蘇軾那句“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一方面深感美劇的文學性，另一方面也對編劇的功力心悅誠服。

在《白蓮花度假村》中，以夏威夷為背景地的第一季，主題圍繞金錢與階級；以西西里島為背景地的第二季，主題落在性與欲望；以泰國為背景地的第三季，主題則聚焦靈性與死亡。而對特權、偽善、心理投射現象的諷刺批判，則各有側重地貫穿了三季。

作為一位白人編劇，麥克·懷特并未重復前Metoo時代的沉疴，而是一直處于觀念革新的火線。尤其是在性別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今天，麥克·懷特的即時與敏銳，也體現在他對性別議題的動態把握上。

而這種動態把握的核心，即創作者十分清楚，性別只是一種較為原始的界分，現實中人的差異并不完全取決于性別。

｜《白蓮花度假村第二季》中的多米尼克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依據不同的靈魂選擇，把世界上的人分成三種。

第一種是欲望主導的人，他們愛錢如命，適合從事生產與買賣。

第二種是意志高昂的人，他們追求的是金錢買不到的榮耀，因此適合守衛城邦。

第三種是理性的人，他們既視物質如糞土，也視虛榮如浮云，唯有這樣的人才會致力于理想的探索，才知道城邦該如何治理、規則該如何確立。

讓貪財的人去保家衛國，國家遲早會被這種人出賣；讓追求完美或享受榮耀的人當了鞋匠，可能下輩子才能造出一雙精品的鞋子；而理性的人，則正好對應了《論語·為政》里的“君子不器”。

柏拉圖認為，這些靈魂本身沒有對錯，錯的是出現在不適合的賽道。而一個合乎正義、運轉良好的社會，則是盡可能地讓人適才、適性、適所。

在《白蓮花度假村》里，人物身上集中體現的矛盾性，即內在需要與表面訴求、自我認同與實際行為之間存在難以彌合的割裂，顯得心口不一、執象而求。

所謂執象而求，即執著于事物的表象或外在特征，并以此為依據進行探求或追求。這種經不起推敲和考驗的偽理想主義一經破產，往往會構成諷刺力度拉滿的戲劇效果。

比如《白蓮花度假村第三季》中來自美國南方的蒂莫西（Timothy）一家，大學選修佛教的女兒派珀（Piper）看似是最理想主義的一個，但隨著劇情推進，你就會發現這只是她的自我標榜，其人格底色和周圍人并無本質不同。

｜《白蓮花度假村第三季》中的派珀與維多利亞

這個異類剛一踏上泰國度假村，就被“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異域風情吸引，她告訴母親要在當地寺廟長駐一年，以親近佛學。派珀的母親維多利亞（Victoria）是個刻薄寡恩的精致利己者，面對女兒的執念，她知道硬剛無用，于是就讓她和弟弟去寺院小住一晚。

維多利亞的老謀深算在于，人教人百般無用，事教人一發入魂，她堅信“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現實規律，很快便能教會從沒吃過苦的女兒“害怕貧窮”。

不出所料的是，養尊處優的富家女第二天就放棄了出家計劃，原因在于她無法接受寺廟里的蔬菜不是有機，在于房間小到無法下腳，在于床墊上有日積月累的污漬，在于那里甚至沒有安裝熱帶季風氣候中不可或缺的空調。

在女兒從“在現代虛浮社會之外尋找精神凈土”的理想主義人設無縫皈依泥沙俱下的淺俗人群之際，維多利亞簡直就是長舒了一口氣；當前者略帶哭腔道出“我知道我不該在意這些身外之物，但我就是很在意，一想到我是個凡事都有標準的小公主，我就覺得很可悲”時，維多利亞幾乎是在笑著安慰她。

此時，無論是反省自己過不了苦日子的女兒，還是邏輯自洽到“富人不好好享受生活才是對不起窮人”的母親都不知道的是，一家之主實際上已經破產，未來等待她們的，正是一望無際的苦日子。

｜《白蓮花度假村第三季》中的克洛伊與薩克森

而在第三季的劇情中，同樣因執象而求而左右瓣蒜的設定比比皆是：

薩克森（Saxon）以為自己是萬花叢中的頂級獵手，實際上遇到特殊癖好的要求就嚇得退避三舍；塑料姐妹花以為能融入泰式節日風情，結果被熊孩子的水槍呲到落荒而逃；貝琳達（Belinda）以為自己心懷創業理想，可是拿到天價封口費后，立刻拋棄了滾過床單的伙伴；瑞克（Rick）以為自己手刃了殺父仇人，實際卻殺掉了自己的生父。

當然，最值得玩味的還是景區保安與伴舞小妹的本土組合。

蓋濤（Gaitok）謹小慎微了一整場，最后卻“防衛過當”地替老板娘報了仇，順利上位成為貼身保鏢；而約會時教導蓋濤“你有很強的道德感，這是好事，但你必須在這個世界上存活”的珍珠（Mook），則以潔白無瑕的名字，隱喻了凡人與魔鬼的浮士德交易，她激勵前者的“上進”，實質是拋棄雜念以追求價值單一的世俗成績。

｜《白蓮花度假村第三季》中的蓋濤與珍珠

前《花花公子》臥底兔女郎、著名的女權活動家格洛麗亞·斯泰納姆晚年曾在自傳《在路上：我生活的故事》中反思了一段過往的情感經歷。

當時她與某富豪維持關系，違背了自己獨立女性的原則，只因在各地奔波演講太辛苦，才看上了富豪的車接車送。

這件事的荒誕之處在于，當事人為了更好地傳播平權，于是選擇了一個性別意識上落后于平均標準的既得利益者。

而它留給我們的思考則是：錯誤的過程，是否能得出正確的結果？這份根植于人性深處的妥協軟弱，是不是對人物所持立場的深刻背棄？

在《白蓮花度假村》第一季中，瑞秋（Rachel）的故事里也蘊含了同樣的違和感。

訂婚后長期賦閑的瑞秋，夢想是當一個自由記者，而她的富二代男友夏恩（Shane）卻只想她當好嬌妻，雖然后者的家底的確殷實，但言辭之下也難掩對瑞秋事業的鄙夷。

兩人因此陷入爭執，一方面，瑞秋的自我認同是一個現代女性，她強調自己不僅要工作，而且有遠大的職業理想；另一方面，夏恩與她簽訂了婚前協議，這意味著一旦關系有變故，就要承受被始亂終棄后難以適應職場的風險。

事情的轉機，是瑞秋在度假村碰到了寫過的女企業家，在提及令她自鳴得意的那篇《科技業十大影響力女性》時，兩人親切友好的交談很快被后者的直言不諱所打破，在當事人妮可（Nicole）看來，瑞秋的行文已經糟糕到了惡意中傷的程度。

在瑞秋的筆下，妮可被描繪成了一個精通算計的爽文大女主——“你讓讀者覺得公司是為了照顧輿論才讓我升遷”“搭上反性侵運動的便車”“把公司受害女性當墊腳石，偷偷實現自己的野心”——而這不僅不符合事實，更傷害了Metoo的理念。

用上帝視角來看瑞秋其人，便是志大才疏，如果說碰壁前的劇情都是“志向遠大”，那么她“才華有限”的真正體現，并非始于一篇存在問題的報道，而是取決于她的事后態度。

｜《白蓮花度假村第一季》中的妮可與瑞秋

晚餐時再碰到妮可一家，瑞秋便對男友竊竊私語，鄰桌那位從前令她高山仰止的女企業家，此刻已經淪為“討人厭的臭婆娘”。

換句話說，妮可尖刻卻不失真誠的批評，并未在瑞秋心里泛起一絲一毫的積極影響，她沒有對自己的問題進行反思，也沒有把握這一當面受教的寶貴機會，而是一股腦地將所有的不甘憤懣，轉化為對直言者的記恨詆毀。

這一切的應對，都體現了瑞秋既不是一名合格的創作者，也不具備成為合格創作者的潛質。

而瑞秋經此挫敗，仿佛被提前抄了后路。

一方面，她意識到自己淪為夏恩的花瓶，因此想要掙脫出來，找回主體性；可另一方面，妮可劈頭蓋臉的看空，又證偽了她自食其力的潛能，不僅未能形成激勵，反倒令她重新倒向紈绔子弟的懷抱。

麥克·懷特筆下的瑞秋的確非常立體、非常復雜，也非常典型。但這種典型不是關乎女人，而是關乎于人。縱觀三季劇情，編劇對男性角色的諷刺尤重，如第二季對“女權表演藝術家”的編排，就早于邵藝輝的《好東西》整整兩年。

換句話說，麥克·懷特未曾偏袒任何一種性別，他只是平等地書寫人的復雜。

｜《白蓮花度假村第二季》中的伯特與阿爾比

具體到瑞秋這里，她執象而求的幻滅不在能力不濟，仍關于思想層面的知行相悖——一方面渴望迎來新天地，另一方面又積極擁抱舊價值。

瑞秋放棄掙扎的路徑，正對應了波伏瓦的名句：

“女性常常被各種看似誘人的選擇所包圍，這些選擇并不要求她們奮發向上，反而鼓勵她們順從和滑落，最終可能陷入極樂的幻象中。當女性意識到自己被這些海市蜃樓所愚弄時，往往已經為時已晚，她們的力量在失敗的冒險中已經被耗盡。”

在任何一場觀念變革中，都需要有人自覺承擔代價，為自己的信仰買單，并主動成為自己所在陣營的叛徒。

一個舊體系之所以能夠存活，恰在于它為參與者提供了層次分明的進階通道，益處不僅昭然若揭，甚至唾手可得。可如果人人都慣于在舊體系、舊潮流、舊價值中安身立命，這個世界就永遠不會有希望。

許鞍華電影《明月幾時有》里有個片段，葉德嫻飾演的母親勸周迅飾演的女兒不要再替短槍隊送情報，就語重心長地勸說她“打日本人，多你一個不多，少你一個也不少”，而女兒的回復則是：“如果每個人都這么想，我們就真的等不到勝利了。”

No.6354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臧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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