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萬軍，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本案中，被告人趙某某被控引誘幼女賣淫罪和引誘、介紹賣淫罪，被告人袁某某被控介紹賣淫罪。法院查明：2006年8月，趙某某以籌錢為由引誘16歲少女李某賣淫，并通過袁某某介紹至美容店實施賣淫。同月，趙某某在明知葉某為13歲幼女的情況下，伙同他人以欺騙手段引誘葉某及另一名16歲少女彭某某前往石河子市賣淫。因嫖客發現葉某年齡過小未發生性關系，但葉某已同意賣淫。

法院認定，趙某某明知葉某為幼女仍實施引誘行為，構成引誘幼女賣淫罪既遂；其引誘李某、彭某某賣淫及介紹三人至賣淫場所的行為，構成引誘、介紹賣淫罪。袁某某因參與介紹賣淫活動，構成介紹賣淫罪。趙某某數罪并罰獲刑六年，袁某某獲刑一年六個月。二審維持原判。

（案例來源：人民法院案例庫《趙某某等人引誘幼女賣淫、引誘、介紹賣淫案》，入庫編號：2023-02-1-372-001）

二、法理分析

（一）引誘、介紹賣淫罪的區分關鍵：主觀意圖與行為模式

根據《刑法》第359條，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是選擇性罪名，需根據具體行為確定罪名。本案中，趙某某涉及引誘與介紹兩種行為，法院分別定罪，體現了對行為性質差異的嚴格把握。

1.主觀意圖的差異

引誘賣淫的核心在于使本無賣淫意愿的人產生犯意。例如，趙某某以“籌錢救男友”為由欺騙李某賣淫，屬于典型的引誘行為。而介紹賣淫則是為已有賣淫意圖或正在賣淫的人提供交易機會。袁某某作為中間人聯系賣淫場所，未直接促使被害人產生犯意，故僅構成介紹賣淫罪。

2.行為對象的區別

引誘賣淫的對象必須是不從事賣淫活動的人員。本案中，李某、彭某某此前無賣淫經歷，趙某某通過虛構理由誘使其同意賣淫，符合引誘賣淫罪的構成要件。而介紹賣淫的對象通常是已決定賣淫者，如袁某某將李某等人帶至美容店，屬于在交易雙方間“牽線搭橋”。

3.司法實踐中的難點

本案的爭議點在于趙某某對葉某年齡的“明知”認定。法院結合證人證言、被告人供述及葉某的外在特征，如身體發育狀況，推定趙某某明知葉某為幼女。這一認定符合《刑法》對幼女的特殊保護原則，即只要行為人可能認識到對方是幼女，即可構成“明知”，無需確知具體年齡。

（二）引誘幼女賣淫罪的既遂標準：行為犯視角下的法益侵害

法院認定趙某某引誘幼女賣淫罪既遂，關鍵在于該罪是行為犯，而非結果犯。根據裁判要旨，只要行為人完成引誘行為且幼女同意賣淫，即構成既遂。

1.行為犯的既遂邏輯

引誘幼女賣淫罪侵害的客體是幼女的身心健康和社會風尚。一旦幼女在引誘下同意賣淫，即便未實際發生性交易，也已對法益造成實質損害。本案中，葉某雖因嫖客放棄未完成性交易，但其同意賣淫的行為已表明趙某某的犯罪目的達成，故法院認定既遂。

2.實務操作與刑事政策的平衡

將“幼女同意”作為既遂標準，既便于司法操作，避免因交易未完成導致取證困難，也符合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幼女因心智不成熟，易受誘導，法律需以更嚴厲的姿態打擊此類犯罪。若以“實際發生性關系”作為既遂條件，可能導致犯罪分子利用漏洞逃避重罰。

3.數罪并罰的正當性

趙某某同時引誘幼女和已滿14周歲的少女賣淫，分別觸犯不同罪名。根據《刑法》規定，引誘幼女賣淫罪與引誘賣淫罪保護的法益不同，前者側重幼女特殊保護，后者維護社會管理秩序，故需數罪并罰。這一判決體現了罪刑法定原則，避免輕縱犯罪。

本案的裁判邏輯清晰展現了我國刑法對未成年人權益的強保護立場。通過嚴格區分罪名、明確既遂標準，司法實踐既打擊了犯罪，也為類似案件提供了重要參考。對于社會公眾而言，此案亦是一次警示：任何利用未成年人弱勢地位牟利的行為，必將受到法律嚴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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