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立川昭二（1927—2017）

歷史學者、病理史權威學者，北里大學名譽教授，博士畢業于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歷史系，1966 年起擔任北里大學教授。1997 年退休，被返聘為北里大學名譽教授。起初以研究采礦業歷史為主，自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開始專門研究疾病與死亡的文化史。

疾病是什么？疾病是“我”得的流感，是“我”孩子得的哮喘，是“我”朋友得的癌癥。“我”因為流感發熱，不得不向學?；蛘吖菊埣伲弧拔摇钡暮⒆右驗橄l作而苦不堪言；“我”的朋友因為癌癥不幸去世。這是“我”的傷痛、“我”的苦惱、“我”的眼淚。

疾病，毋庸置疑是“我”這個人的疾病。也就是說，疾病不能單獨存在，而是以“病人”的形式存在。如此一來，既然疾病歸根結底是屬于人類的東西，那么所謂的流感、哮喘、癌癥便不僅是“我”一個人的病，還是“我”歸屬的這個“社會”的病，甚至是包裹著“我”的這個“文明”的病。巧合的是，“我”這無可替代的一生也正像疾病一樣，無法超脫社會和文明而單獨存在。

《文明的病因: 從疾病看待世界文明史》

[日] 立川昭二 著

吳昊陽 譯

科學普及出版社

2025年3月

疾病是屬于社會和文明的，而社會和文明是有歷史的，可知疾病也是有歷史的。

“我”的疾病事關個人的生死，茲事體大，站在“我”的角度，其重要性甚至可以與整個世界相比較。同理，疾病也是“社會”和“文明”的大事，從而可知疾病對于人類歷史而言，也是一件大事。

疾病是一種生物學現象。例如，發熱本質上有可能是甲型流感病毒附著在鼻腔；腫瘤本質上也有可能只是胃壁上異常增殖的細胞。但是，僅此而已嗎？

如果真的僅此而已的話，那么疾病光靠“醫學”手段就能處理好了。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這也證明了“疾病”這個簡簡單單的詞語或許蘊藏著更廣、更深的含義。

疾病最直接的病因可能是病毒或者異常增殖的細胞，但這些始作俑者是在哪里產生的，如何產生的，又是經歷了怎樣的傳播途徑才誘發疾病的呢？疾病會危害人體組織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任何物質都會致癌呢？為什么會出現致癌物質呢？我們可以發現，一直追問下去，一切病因都要放到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重量之中去思考。

在此，對于疾病，我持以下立場。

首先，疾病是文明所創造的。例如，有機水銀中毒、支氣管哮喘等公害??；交通事故、環境致癌、神經癥等被稱為文明病的疾??；職業病等顯然是由人類文明引起的。但不止于此。結核病、性病等感染性疾病，甚至霍亂、傷寒這類急性傳染病，光有病原菌是無法發展成疾病的，要傳播、繁殖的條件都滿足了，病原菌才能真正成為“疾病”。這些條件固然有非人為的巧合因素在里面，但絕大多數都是人類自己所創造出來的——即所謂的“文明”和“社會”。

戰爭和貧窮是疾病的溫床這點自不待言。除此之外，衣食住行的方式塑造了疾病的生態。餐桌上的菜單可以說就是疾病的清單（catalogue）。衣服的時尚潮流和暖氣、照明等居住生活的風格（style）書寫著時代的病歷。每個文明、每個社會，都有著獨特的疾病結構和疾病生態。

其次，文明的交流也是疾病的交流。人員會遷徙，物資會流動，疾病也隨之而動。創造疾病并非只有政治和經濟，思想也能創造疾病。例如，精神病就是時代思潮的一個折射投影。而從藥禍和最近的醫源性疾病來看，科學本身也能創造疾病。

最后，疾病能夠改變文明、驅動社會。瘟疫是古希臘和古羅馬滅亡的其中一個原因；中世紀晚期襲擊歐洲的鼠疫是拉開近代帷幕的陣痛；斑疹傷寒是拿破侖遠征俄國失敗的原因之一。在對國家、民族命運的影響力方面，無論多先進的武器，有時候都比不上能傳播斑疹傷寒的虱子或傳播鼠疫的跳蚤。瘧原蟲能讓一個文明衰退，比瘧原蟲更小的霍亂弧菌和赤痢桿菌能夠毀掉一支軍隊。要是沒有結核病和梅毒，或許近代文化顯現出來的色彩將會是另一副模樣吧。

文明創造疾病，疾病又反過來塑造文明，兩者相輔相成，往復循環。

既然文明創造了疾病，疾病驅動了社會，那么自然疾病本身便帶有了強烈的“歷史性”。這個歷史性，我們應該能夠從歷史過程中，或者在“疾病的歷史規律性”中尋得。

有時候，通過“分析歷史”能夠挖掘出以往充滿謎團的某種疾病的真相。我們現在追蹤人類和疾病那曠日持久、剪不斷理還亂的糾纏，似乎可以說是歷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了。

人類一直以來都很關注針對疾病的知識——醫學，但對疾病本身的歷史卻幾乎毫不關心。因此，人們都有這么一個印象或信仰，即在人類歷史長河中，疾病本身沒有發生變化，變的是人類的疾病相關知識。然而，疾病確確實實是隨時代而變化的。既有消失的疾病，也有新生的疾病。中世紀的流行性舞蹈病和近世紀英國的汗熱病已經被剔除出今天的醫學辭典了，而血清性肝炎等顯然是近來才有的疾病。癌癥倒是從古至今都有，但古埃及人的癌癥和現代日本人的癌癥，生態已經完全不同了。同樣是梅毒螺旋體，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性狀。

綜上，疾病背負著“歷史”這一遙遠而沉重的因果。正因為疾病有著顯著的歷史性，所以我們了解過去的疾病，就能理解現在的疾病，從而幫助預測未來的疾病。

人們常說疾病和人類一樣古老。不過要談到疾病的起源，就好比要談生命的起源，難度系數極高。要完全探索出某種疾病是什么時候、在哪里、怎樣產生，幾乎是不可能的。

探索疾病起源之所以難，首先難在該如何定義“疾病”，其次難在材料的匱乏——近代以前的人們不曉得該如何記錄疾病，時代越早，有關疾病的可信史料就越少。

需要糾正的是，雖然現在人們說疾病和人類一樣古老，但真要計較起來，疾病要比人類古老得多。在人類出現之前的動物化石上就已經發現了疾病的痕跡，如被寄生蟲寄生的貝類、罹患腦膜炎的恐龍等。動物的感染性疾病先通過宿主或者家畜傳染給人，然后再從人傳染給人，這才成了“疾病”。至于非感染性疾病則和人類歷史一樣古老，在古人類化石和現代人類身上都發現了相同的疾病。利用這些化石和出土人骨等材料研究原始時代、古代的疾病的學科被稱為古病理學（paleopathology）。

古病理學的新成果顯示，人們從古埃及的木乃伊上發現了肺炎、硅沉著病、胸膜炎、腎結石、膽結石、肝硬化、中耳炎、闌尾炎、鼻竇炎、淋病、麻疹、麻風病、瘧疾、結核病，以及齲齒、眼疾、寄生蟲病、癌癥等時至今日都很常見的疾病。此外，在一些浮雕和壁畫上也能窺見古人的疾病。例如，公元前1500年前后的一座浮雕清晰地表明了當時的埃及已經有了小兒麻痹癥病人。

從上述古病理學所列的結果可知，人類的大部分疾病早在遠古時期已經存在。隨著人類所創的文明歷史的發展，時代不同、環境不同，這些疾病的生態也發生了180度變化?？脊艑W家柴爾德在寫作文明史時，以“ManMakesHimself（《人類創造了自身》）”為書名，但同時人類也創造了疾病。

自從人類被“逐出伊甸園”，即從自然生活邁入文明生活、社會生活之后，疾病也隨之被人類所創造的“文明”和“社會”大幅改造，不復過去的自然樣貌。作為人類生活基礎的衣食住行，是與疾病聯系最深的因素。尤其是饑餓與暴食——盡管兩者會隨著文明和社會的發展有所變化——更是與疾病的結構密切聯系。饑餓，即營養不良會造成流行病、營養障礙自不待言，而暴食也會造成所謂的營養病。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里，女仆尼莉莎就說過：“吃得太飽的人，跟挨餓吃不到東西的人，一樣是會害病的?！睋?9世紀歐洲暴發的流行性痛風，起因就是暴飲暴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吃得不好而導致的心血管疾病在戰后已經減少了，反而因為食物產量的再度豐富，痛風開始死灰復燃。

文明創造了居住生活和衣著生活，而居住生活和衣著生活的模式又創造了各種疾病。例如，1902年法國作家愛彌爾·左拉在巴黎意外去世，死因是在通風不良的室內燒火爐導致的一氧化碳中毒。這就是“火爐”這一文明事物所創造的悲劇——中毒。

歷史上，白人接觸發展中國家或者未開化地區的原住民時必定帶來的流行病災害生動形象地告訴了我們，與發達文明的接觸將如何塑造疾病。18—19世紀，美洲印第安人、波利尼西亞人、非洲原住民因為感染了歐洲侵略者帶來的天花、結核病、麻疹，人口數量遭到了毀滅性打擊。史懷哲1在非洲赤道地區的原始叢林里行醫，診治過的許多疾病其實都是歐洲人傳過來的。

戰爭、貧窮、疾病，是人類背負的三大原罪。在歷史長河中，這三者屢屢沆瀣一氣，將人類推向不幸的深淵。在社會經濟層面而言，三者中又以貧窮常常與疾病互為因果，引發了“疾病階級性”問題。

每個文明、每個社會都有各自的惡疾，而這個惡疾，似乎只能通過文明和社會變革才能擊退。

我們以歷史上長期引領文明的歐洲為例，列舉歐洲所經歷過的社會性惡疾——13世紀的麻風病、14世紀的鼠疫、16世紀的梅毒、17—18世紀的天花和斑疹傷寒、19世紀的霍亂和結核病、20世紀的流感，以及今天的癌癥和心臟病。明治維新之后，踏上“近代化”征途的日本也在所謂的“明治百年”期間，快速地走了一遍歐洲的疾病老路。

這些事情到底在訴說些什么呢？

疾病的歷史，是苦澀的、昏暗的、疼痛的。但不管有多痛，我們都不應該閉目塞聽。因為疾病是一面亮堂的棱鏡，能幫助我們照出文明的光與影、歷史的明與暗。

雖說如此，人力終歸有限，我們做不到毫無紕漏地回溯古今東西人類與疾病的糾纏，畢竟光是中毒或者光是結核病就能寫一本書了，而且現在歐美國家市面上也已經有了梅毒史、精神病史、中世紀瘟疫史等專門著作，相關的體系知識可以通過閱讀這些著作取得。本書也只不過是從中選了幾個我個人有意談談的話題罷了，況且我也不打算貿然地談一些今天的醫學、醫療技術都還沒解決的大問題。我只是想了解過去的人們如何與疾病打交道，從疾病中學到了什么，謙遜地聆聽一下歷史的教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