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當漫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國內外英國史研究普遍以“英格蘭”為核心，對聯合王國中蘇格蘭、威爾士和愛爾蘭等區域的歷史關注不足。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著名史學家J. G. A. 波考克（J. G. A. Pocock）相繼發表了兩篇開創性的論文，即《不列顛史：為一個新課題申辯》（British History: A Plea for a New Subject）和《不列顛史的界限與分類：探索一個全新課題》（The Limits and Divisions of British History: In Search of the Unknown Subject），推動了突破傳統民族史框架的“不列顛史”研究新范式的形成。隨著這一研究路徑的迅速興起，西方學界的蘇格蘭史、不列顛群島史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相較之下，國內在該領域尚處于起步階段。

為拓寬學術研究視野，北京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胡莉特邀蘇格蘭史領域重要學者尤恩·卡梅隆（Ewen A. Cameron）于北京時間2025年5月20日舉辦線上專題講座《蘇格蘭、聯合王國與蘇格蘭歷史》（Scotland, The United Kingdom and Scottish History）。本講也是不列顛與愛爾蘭區域史系列講座的第一講。

尤恩·卡梅隆現任愛丁堡大學歷史、古典與考古學院“威廉·弗雷澤爵士蘇格蘭歷史與古文書學講席教授”，曾擔任該學院院長。此外，他還在學術界擔任多項重要職務，包括《蘇格蘭歷史研究》（Journal of Scottish Historical Studies）期刊聯合編輯、《蘇格蘭事務》（Scottish Affairs）期刊編輯委員會成員，以及愛丁堡大學出版社理事會主席。卡梅隆教授長期深耕于現代蘇格蘭歷史及不列顛與愛爾蘭群島歷史的研究，尤其關注19世紀末以來蘇格蘭的政治與社會發展，將研究重心落在四個緊密關聯的核心主題之上：蘇格蘭高地的歷史、蘇格蘭與愛爾蘭土地問題的比較研究、現代蘇格蘭政治史、蘇格蘭大學發展史。他的著述頗豐，其學術代表著作包括《土地歸民？英國政府與蘇格蘭高地的土地改革（1880-1925）》（Land for the Peopl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Scottish Highlands, c. 1880-1925）、《弗雷澤·麥金托什：佃農議員的人生與時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Fraser Mackintosh, Crofter MP）和《刺穿薊花：1880年以來的蘇格蘭》（Impaled Upon the Thistle: Scotland since 1880）等。

《土地歸民？英國政府與蘇格蘭高地的土地改革（1880-1925）》

一、18世紀蘇格蘭與英國的歷史及歷史書寫

首先，卡梅隆教授借助三張地圖生動闡釋了蘇格蘭獨特的地理位置。它南與英格蘭接壤，北抵不列顛島最北端，疆域囊括奧克尼群島（Orkney）與設得蘭群島（Shetland），西瀕赫布里底群島（Hebrides），和愛爾蘭隔海相望。歷史上，蘇格蘭與歐洲大陸及大西洋世界聯系緊密。約1700年之前，蘇格蘭的經濟、貿易與文化重心集中在東部沿海，與歐洲，特別是低地國家——如荷蘭、比利時和法國北部——保持頻繁的商貿往來。不過，自18世紀中葉工業化快速推進以來，蘇格蘭的對外重心逐漸由歐洲轉向大西洋，與英屬北美及后來的美國建立了更為緊密的聯系。此外，蘇格蘭北部及西部地區（高地和島嶼）與南部及東部地區（低地）在地形、土地條件和農業類型上存在顯著差異。自約1800年始，蘇格蘭的人口分布格局發生顯著變化，大部分人口逐步向以格拉斯哥與愛丁堡這兩座城市為依托的“中央地帶”集聚，而北部、西部以及南部部分區域的人口數量則呈現出日益減少的趨勢。

其次，卡梅隆教授梳理并討論了蘇格蘭與英格蘭以及聯合王國政治關系演變的六個不同階段。1603年，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I）去世，詹姆斯六世（James VI）作為其最近血親，繼承英格蘭王位，標志著二者的“王冠聯合”。在此期間，蘇格蘭仍保有獨立的國家機構與制度。1653年至1659年，蘇格蘭與英格蘭在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領導下實現了短暫的強制聯合。1707年，蘇格蘭與英格蘭實現“議會聯合”，在倫敦威斯敏斯特設立了新的“英國議會”。不過，蘇格蘭仍保留了獨立的法律體系、教育制度和教會。1885年，英國政府設立蘇格蘭事務部（Scottish Office），進一步明確和調整了蘇格蘭在聯合王國體制內的地位。雖然1921年愛爾蘭分治，建立愛爾蘭共和國，但是蘇格蘭仍是聯合王國的重要組成部分。1999年，經威斯敏斯特議會批準，蘇格蘭“自治議會”（Devolved Parliament）得以設立，負責醫療、教育、交通等國內事務，而外交、國防和邊境控制等核心權力仍由威斯敏斯特政府掌控。近年來，該議會權限逐步擴大，如2013年和2016年相關法案賦予其更多稅收管理權。

再者，卡梅隆教授通過介紹三位重要的歷史學家勾勒出了1707年以來蘇格蘭歷史研究的發展脈絡。威廉·羅伯遜（William Robertson）是蘇格蘭啟蒙運動核心人物之一，與大衛·休謨（David Hume）、亞當·斯密（Adam Smith）一起探索人類社會發展模式，其史學被稱為“推測性歷史”或“理論性歷史”，試圖以理性方式將人類社會發展概括為一系列階段性模型。約翰·希爾·伯頓（John Hill Burton）于19世紀60至70年代出版了八卷本的《蘇格蘭史》（History of Scotland），是當時極具影響力的歷史著作。與羅伯遜強調社會發展理論不同，伯頓致力于構建蘇格蘭政治歷史的敘述框架，特別關注蘇格蘭貴族階層的政治角色，深入探究了地主階級從掌權到失勢的演變歷程。休謨·布朗（Hume Brown）是推動愛丁堡大學歷史學現代化的重要人物之一，撰寫了具有廣泛影響的三卷本《蘇格蘭史》（History of Scotland），不僅關注政治史，還重視社會與經濟層面的歷史變遷，是第一位將現代歷史學研究原則應用于蘇格蘭歷史分析的學者，通過批判性的方法深入剖析蘇格蘭的過去。

威廉·羅伯遜畫像

二、19世紀以來蘇格蘭的歷史分期與歷史書寫

在介紹了18世紀的蘇格蘭史及歷史書寫后，卡梅隆教授講述了19世紀初期以來蘇格蘭政治演變的三個不同階段。1832年至1914年，蘇格蘭向議會派出的議員大多數是自由黨人，因此該時期被稱為“自由黨時代的蘇格蘭”。在此階段，教會與國家的關系、蘇格蘭法律的發展、國家主導的大規模教育體系的建立，以及蘇格蘭與帝國的關系都是核心議題。1914年至1955年，蘇格蘭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冷戰初期的一系列社會變革，因此該時期被稱為“戰時蘇格蘭”。在這段時間里，蘇格蘭政治逐漸演變為工黨與保守黨之間的兩黨競爭格局，而1934年成立的蘇格蘭民族黨（SNP）在早期選舉中影響有限。自1955年以來，蘇格蘭民族黨不但堅持推動蘇格蘭自治，促成了1999年蘇格蘭議會的建立，還致力于爭取蘇格蘭的完全獨立，被稱為“民族政治時代”。2014年9月，蘇格蘭舉行了歷史性的獨立公投，最終55%的選民投票反對獨立，蘇格蘭因此繼續留在聯合王國之內。

除了介紹蘇格蘭與聯合王國的歷史，卡梅隆教授還探討了20世紀蘇格蘭歷史研究視角的轉變。自休謨·布朗時代以來，隨著蘇格蘭經濟結構經歷了由農業社會到工業經濟體再到服務業的深刻轉型，蘇格蘭歷史學家效仿20世紀60年代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尤其是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與愛德華·湯普森（E. P. Thompson），將研究重心從傳統的政治史轉向社會與經濟史，即“自下而上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在蘇格蘭，推動“自下而上”歷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是克里斯托弗·斯莫特（Christopher Smout）。他相繼撰寫了多部專著，其中以1968年出版的《蘇格蘭人民的歷史：1560年至1830年》（A History of the Scottish People, 1560-1830）最具代表性。盡管斯莫特并非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但他極為重視普通民眾的生活經驗，致力于揭示蘇格蘭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演變過程。

三、蘇格蘭史研究中的兩大議題及研究趨勢

卡梅隆教授還討論了蘇格蘭歷史研究中的兩個重要主題。其一是關于高地的敘述。當前學界普遍認為，這一議題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解讀路徑。一方面，高地被浪漫化為自然美景、藝術靈感和休閑生活的象征。這種浪漫化敘事在19世紀使蘇格蘭高地成為英國精英階層進行狩獵和度假的理想之地。蘇格蘭畫家埃德溫·蘭西爾爵士（Sir Edwin Landseer）創作的名畫《山中之王》（Monarch of the Glen）正是這一視角的代表，畫中威嚴的紅鹿形象不僅象征高地的壯麗景觀，也成為英國大眾文化中對高地想象的重要象征。另一方面，高地也承載著沉重的歷史記憶。19世紀，高地地區經歷了大規模人口流失、強制遷徙與海外移民，引發了廣泛的社會抗議與政治動員，并最終促使政府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啟動土地改革政策，以回應土地權屬與社會不平等問題。這一苦難與抗爭的歷史正是卡梅隆教授在其著作《土地歸民？》中所聚焦的核心議題，體現了其對蘇格蘭社會變遷的深刻關懷與學術洞察。

蘇格蘭文化象征之一——紅鹿

其二是關于蘇格蘭與不列顛帝國之間復雜而深刻的關系。前任“威廉·弗雷澤講席教授”湯姆·德瓦恩（Tom Devine）在其著作《蘇格蘭的帝國》（Scotland’s Empire）中系統闡述了蘇格蘭在帝國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挑戰了過去將帝國史等同于英格蘭史的傳統敘述。他強調，蘇格蘭人并未被同化為“英格蘭人”，而是以“蘇格蘭人”的身份積極參與經濟活動、海外移民和軍事服務，無論是在印度的經濟開發，還是在英軍蘇格蘭團的軍旅體系中，均展現出獨特的文化特征與身份意識。正因如此，德瓦恩特意將其著作命名為《蘇格蘭的帝國》，以突出蘇格蘭不僅是帝國的積極參與者，更是帝國構建的重要塑造者之一。帝國經驗既促成了蘇格蘭對“英格蘭化”的某種參與，同時也使其得以維系并重構自身的民族身份。

《蘇格蘭的英帝國》書封

在講座的結尾，卡梅隆教授展望了蘇格蘭歷史研究的發展方向。其一，研究者應該更加重視全球化視角，不僅探討蘇格蘭與不列顛帝國的關系，還將拓展至蘇格蘭在更廣泛的全球化進程中的角色與互動。其二，研究者還應對政治歷史進行更為批判的研究。盡管2014年獨立公投似乎為蘇格蘭是否獨立的問題提供了階段性答案，但圍繞這一議題的討論和辯論至今仍在持續。此外，隨著環境史的興起，研究者也應將更加關注自然資源的開發、能源政策以及氣候變化對蘇格蘭社會和自然環境的深遠影響。雖然大部分蘇格蘭人口居住于城市，但鄉村地區在生態轉型與環境治理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視。這些新興議題反映出當代世界的多重挑戰，也預示著蘇格蘭歷史研究將在全球化、政治變遷與自然環境變革的交匯點上，探索新的理論路徑與解釋框架。

四、如何理解蘇格蘭及其歷史

在講座最后的提問環節中，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英國埃克塞特大學等多所高校的師生提出了將近20個問題，顯示出對蘇格蘭史的興趣。這些問題涉及人們“如何理解蘇格蘭及其歷史”。

主要問題包括但不限于：1885年設立蘇格蘭事務部主要是為了應對不斷上升的蘇格蘭民族主義，還是更多出于聯邦內部的行政效率考慮？蘇格蘭民族主義能否成功？蘇格蘭人如何看待北愛爾蘭的長老會教徒及愛爾蘭，尤其在愛爾蘭統一問題上的立場如何？講蘇格蘭蓋爾語的人會認同自己是愛爾蘭人嗎？為什么人們普遍認為愛爾蘭麻煩不斷且不忠誠，而對蘇格蘭，尤其是高地蘇格蘭的看法則是平靜且忠誠？蘇格蘭歷史學家在探討英國民族身份構建時應采用何種立場？蘇格蘭學者在啟蒙運動中扮演著何種角色？在研究英國或大英帝國歷史時，如何理解“英國性”“英格蘭性”“蘇格蘭性”等抽象概念，以及“英國性”和“英格蘭性”的區別？

卡梅隆教授對上述問題進行了細致且深入的回應。他明確指出，1885年設立蘇格蘭事務部，并非迫于民族主義的壓力，而是對蘇格蘭社會長期以來“被忽視”情緒的回應。這種“被忽視”在教育改革和教會事務上體現得尤為明顯，19世紀蘇格蘭教育體系改革歷經波折，直到1872年才通過相關法案，蘇格蘭教會分裂事件也暴露出英國政府對蘇格蘭事務的疏忽。談及蘇格蘭民族主義，卡梅隆教授認為，蘇格蘭民族主義已經成功了，盡管蘇格蘭尚未實現獨立，但它已深刻影響了政治格局。特別是在2014年獨立公投以及英國脫歐的大背景下，其影響力愈發凸顯，未來走向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蘇格蘭民族黨在選舉中的表現。在蘇格蘭與北愛爾蘭及愛爾蘭的關系方面，卡梅隆教授強調，兩地雖歷史聯系緊密，但近現代因宗教沖突和政治分歧，關系逐漸疏遠。盡管蘇格蘭蓋爾語與愛爾蘭蓋爾語相似，但高地居民仍以蘇格蘭認同為主。最后，針對“英國性”“英格蘭性”“蘇格蘭性”等問題，卡梅隆教授表示，這些認同具有相對性和情境性，常被不同政治力量所利用，應具體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