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為方法的空間：嘉庚故里模式語言》一書中，學者劉昭吟與建筑師張云斌從廈門集美嘉庚故里的歷史與現實中，總結出了30條模式詞條，包納了風土人情、人文歷史，也提煉了陳嘉庚百年前一手創建新型社區時，所期待建設的公共生活圖景。他們提出了一些美化空間、讓生活方式變得更自然的建議，也分享了自己在集美大社生活的第一手見聞。

大社早已習慣來客

第一財經：住在集美大社的生活狀態怎么樣？會不會擔憂那里網紅化？

劉昭吟：陳嘉庚在上世紀50年代就想象集美的產業是教育和旅游，所以他修建龍舟池、游泳池、植物園、集美公園、鰲園、校園花園等公共設施，供居民使用，也是希望集美成為好的文化風景區。改革開放以后，別的地方在把農地轉成工業用地發展工業，集美的地早都拿來支持陳嘉庚建校了，沒有地發展工業了，自然而然地往旅游發展。大社賣沙茶面的河北人告訴我，上世紀90年代他們在龍舟池擺攤賣旅游小商品，游客出門一定會消費，分分鐘成“萬元戶”。所以大社發展旅游并不是最近的事，它發生得很早，隨著時代改變業態。

人們來到集美，能看到多種多樣的小店面，而且很多店面還很有趣。這些年部分原因是沙坡尾一直在漲房租，把一些主題商店擠過來了。店面小，就算租金單價高，總價也低。對年輕人來說，創業壓力較小。進來大社的年輕人各憑本事開奇奇怪怪的甜品店、飲品店、咖啡店、小酒館、面包店、舊物店、音像店、書店……有他們自己的設計感。

大社三五步就一家咖啡店，但本地人喝茶不喝咖啡，疫情時沒有游客，這么密集的咖啡店賣咖啡給誰呢？開店的年輕人告訴我：“我們咖啡店互相喝呀！”這是很有趣的社區感，他們都是外來的，去對方的店里坐坐，換個地兒喝咖啡。他們并非只賣飲品，也搞電影欣賞、攝影展、讀書會、舊物交換等各種各樣的社群活動。互相捧場，互相引流，一起挺過了疫情。這說明在這里做小商業成本是扛得過去的。現在，大社火到走不進去，時時都能看到新店開張。當然，漲房租潮也開始了。

不管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網紅化已經是大社的現實，就算要擔心也來不及了。時代商業潮流怎樣，在大社就會怎樣。只要大社保有多樣性，我就不太擔心網紅化。因為一個機構的想象、一次性的投資，再怎么努力也不如多數的個體在不同時間上所創造的多樣性。

第一財經：在大社幾年下來會覺得自己跟居民有共情關系嗎？多大程度上覺得自己像是一個當地人？

劉昭吟：集美大社本地人跟外地人的比例大概是1：1。這種局面不是現在才有，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集美學校建成后就是這樣。20世紀30年代村民和學生差不多都在3000人，學生住在宿舍，少部分教工在大社租房住。現在，村民和租房住的外來人大概都是5000人。

可以說，從有集美學校的第一天，大社人跟外地人的交往就開始密切了。一方面是“校領村”的共治格局，學村辦事處設在大社，學校精英在大社搞識字班、民眾教育、戒毒所、公共衛生，建公廁、抓盜賊；另一方面，3000外來人口是不小的市場，從百年前的《集美周刊》可以看到，校園總有小販兜售茶葉蛋、綠豆湯、包子啥的，大社也有商業發展，業態甚至包括“黃賭毒”。所以，如果因為“遺產”這個議題而假設大社是古樸封閉的村落，這是誤區。100多年來，大社一直就是人來人往、人聚人散的節點，別忘了20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80年代它還是鎮政府所在地。

現在大社的一個空間特征是，很多村民把房子的一層租給外地人開店鋪，這些開店的外地人也會在大社內租房居住。他們的店鋪，就成為大社的第一道對外媒介，反而比村民靠前。

外地人來自五湖四海，大社人自己做生意的店面則會往村社外圍去，尋找比較大的店鋪，我推測是因為村社內的房租收入以及親戚朋友合伙，使他們具有較大規模的房租支付能力和創業實力。

我認為大社人和外地人已經交織在一起了，但大社人自己還是有明確的身份認同，譬如血脈上通過祖厝確認屬于哪一房，通過祠堂和正月十五割香確認屬于哪一角頭，通過集美社公業基金會出示證明的集美學校學區就學權利、中考加30分和福利照顧，以及，他們說著同安方言。

可能是商業煙火氣濃的緣故，我住在大社，作為外來人并不感到格格不入。我以研究者身份在大社走來走去問來問去，受訪者都很友善，我好像沒遇到防備狀態的，大部分都蠻樂意侃大山。同一件事情各有各的說法，有些存在明顯的吹牛忽悠，可能與大社經常被研究、村民對被研究并不陌生有關。住在大社，我與我的訪談對象抬頭不見低頭見，互相刷臉，即使經過多次交流，彼此很少問到姓名。

大社的受訪者中，我特別感謝陳進步先生，他是“大社的民間歷史學者”。他提醒我口述史的誤區：“如果同時期的、共同經歷事件的人都死了，就你活著講古，你的胡說八道、記憶錯亂就成了口述史。因此口述一定要經過客觀求證，才能成為史。”確實，我在閱讀地方文獻時也發現，有些說法過于想當然，寫下來成為文獻，白紙黑字的，后人就以為是真實的，其實經不起推敲，不是時間對不上，就是空間對不上。

陳先生是那種善于推敲的人，差不多我問他的問題，都是他懷疑過、求證過的，甚至當他想到我可能會對什么事沒想透，會來我家那條巷子喊我，或在路上碰到我時主動說個明白。

當我帶著出版的新書去回訪村人，答謝他們對我的幫助，他們像哄小孩那樣：“這是你出的書？哇哦，你好棒！”一些人會說有時間再慢慢拜讀，大部分人表示會“好好收起來”，有點啼笑皆非，我倒是希望不要收起來，希望得到批評指正。我想，這正反映他們不那么介意被書寫，畢竟由于陳嘉庚的重要性，大社人挺習慣被研究的。

傳統文化在現代沖擊中延續

第一財經：大社人的生活保留了很多傳統文化，也融入了現代商業社會的元素，你覺得大社未來會有怎么樣的變化？

劉昭吟：大社的傳統文化具有共同體再生產的作用，但或多或少受到現代生活方式的影響，這是沒辦法的事。譬如，正月十五割香這個全社最重要的節慶，比春節更招人氣，住在村外的都會回來。割香的前幾日，大祖祠廣場上，各角頭年輕人要練習旗隊、舞龍、陣頭、鑼鼓，這就是傳承。可是，由于少子化，或外遷較遠，人數不夠，勢必得歡迎一些非大社的年輕人來參與。

龍舟賽也是類似情況，過去是各角頭各有自己的龍舟隊，都是漁民，都很會劃，體能都很好，互相拼殺。尤其是集美龍舟女隊，超厲害。可是現在誰還從事體力活？龍舟賽變成了專門的體育競技項目，能劃龍舟的大社人數越來越不夠，只好放開范圍邀請集大體院學生幫忙劃。

生活方式對傳統文化的影響是時代趨勢，勢不可擋；往往，一刀切式政策的強力干預的影響更直接。譬如，大社被納入禁燃區，整個春節無人機在頭上飛來飛去警告放鞭炮會被罰款，正月十五割香這么重要的活動不能放炮，實在讓人遺憾，總覺得跟神明沒有溝通完整。難道就沒有比較柔軟的處理方式嗎？

第一財經：你提到陳嘉庚當初想要那種公共性，隨著幾十年的變遷，他最初設計的學村自治體變成了學校、社區分別由不同的條塊主管機構來管轄。你覺得以后在嘉庚故里提倡陳嘉庚精神中的公共性，有什么可行的方式？

劉昭吟：有一本陳嘉庚傳記的書名是《第一公民：陳嘉庚傳》，陳嘉庚自己在《南僑回憶錄》里也寫到，作為公民是自己先勇于投入公共事務，害怕失敗才是可恥，大家受到感召跟上來一起干。為公犧牲一點私利，這樣的精神體現在空間上，我們并沒有看到普遍的提高。

首先是無處不在的圍墻，學校、機構、小區、自建房，誰都以圍墻宣告領地。我曾經有個野心，丈量集美學村范圍圍墻占地面積，我相信在集美學村這樣用地緊張、總是產生用地糾紛的地方，圍墻總面積合算好幾塊宅基地。我多么希望學校、機構能率先退讓圍墻，僅僅退讓1到2尺，就能使我們多一排樹蔭；僅降圍墻高度，就能使我們走在人行道上，多一點上半身的回旋空間。

這些大機構不貢獻于公共，我們便不忍責難老百姓的自建房拼命占地。我們建模論證，以前在村里人們抬頭就可以看得到南薰樓，看到南薰樓就興起受教育以成為國家棟梁之才的愿望。現在房子蓋高了看不到南薰樓，只能在大社路南段的夾縫中去看。我們做過一個拆除大社路房子防盜窗的模擬，使南薰樓露出來更多。如果我們同意南薰樓是集美學校的精神象征，更多地使南薰樓被看到就十分重要，那么為此內收或拆除防盜鐵窗，就是公共性。

但是這內收或拆除防盜窗的公共性看起來輕巧，實踐上未必容易。畢竟大社素來用地緊張，凡是涉及房屋產權的行動都可能是硬骨頭。但這正是集美街道應該努力的，與其把資源和精力用在到處刷墻講陳嘉庚故事，不如多用點心在真正回應陳嘉庚念茲在茲的公共性上。

《作為方法的空間：嘉庚故里模式語言》

劉昭吟、張云斌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2025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