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2025年4月23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商學共創日”第4期在國發院承澤園舉行。全天包括承澤論壇、MBA講壇、E21承美讀書會、DPS博士論壇共六場不同主題的活動，多位知名學者、杰出企業家和校友嘉賓參與分享。本文根據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教授查道炯的演講整理。

美國稅率調整的復雜性與影響

近期，關于中美關系，最為吸引眼球的是美國發起的“對等”關稅：白宮4月2號所發布的進口稅率，其數額和背后邏輯，讓人看不懂。之后一周內對中國的稅率上升，更是出乎意料。

其實，關稅是一種極為復雜、細致的貿易措施。各國海關的稅則往往長達數千頁甚至上萬頁，其中涉及產品編目、技術標準、原產地規則等諸多細節。例如，某些植物性產品在中國的稅則中可被歸類為藥物，而在許多其他國家則可能被列為普通植物，而藥品與植物的稅率存在顯著差異。

此外，在實際執行過程中，稅率是不斷調整的。稅率的調整包括進口與出口兩個環節，涉及幾個層面的適配程度：進口品與自產品只有在物資供需慣性、技術標準、文化習俗等方面有契合時，貿易才能發生；出口也是這樣。人們往往更容易注意到宣布的稅率。實際執行的稅率則不易為人所知。

一對經濟體之間，貿易的發生與稅率的調整通常遵循兩大原則：

1.不可或缺的產品，其國別來源不是前提性條件；

2.不可替代的產品，特別是短期在物件或者價格方面難以找到替代。

當然，稅率調整的一大政策目標便是改變來源地層面的不可替代性，因為即便是價廉物美的產品，其進口規模也可能出成為出口方施加外交或政治影響力的道具。

我們真正需要明白的是，關稅分為宣布的關稅與執行的關稅，而真正的杠桿在于產品本身。一款產品的競爭力不僅體現在價格或關稅水平上，更在于它在某一市場中的不可或缺性或不可替代性。

如何理解美國對中國征收的高關稅

此次我們將英文詞“reciprocal”翻譯為“對等”，這較為貼近其英文原意。過去我們往往將“reciprocal relations”或“reciprocity”翻譯為“互惠”，正面色彩較濃，意指對方對我好，我也要對人家好。然而事實上，英文中的“reciprocal”一詞不僅有知恩圖報之意，更有以牙還牙之意；隨著場景變化而采取對應的做法。此次美方未采用“equal tariff”（平等的、等量的）這一表述，而選擇“reciprocal”（對等的），意味著其關稅調整并非完全基于統計學層面的數據，而確實存在情緒性因素。

我們無需過多糾結于名義稅率是否“等量”或者“等額”的問題，因為實際執行稅率每天都在變化。整體產品關稅超過100%顯然是不可持續的，后續雙方仍有相互磨合與談判的空間。事實上，進口關稅的調整包括不少豁免內容以及散落在稅務和其它部門后續的政策文件和注釋中才能找到的細節。

這一屆美國政府的對外經濟政策舉措，出臺的特別多也特別快，確實有些讓人應接不暇。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美國的每一屆行政當局，在換屆后的頭一百天，因為處于從競選到執政的過渡階段，其決策通常更具有探索性、摸索性。慢慢地，被檢驗可行的那部分會成為日常性行動指南。

另外，近期美國同事跟我分享了一個看法：本屆美國內閣的風格與以往皆有不同。例如，林肯總統時期，允許內閣成員當場辯論，最終總統權衡利弊做出決策。拜登總統時期，總統自己有周全的謀劃，內閣成員分頭執行任務，整個班子有條不紊。而本屆美國內閣情況與以往不同，不同部委的負責人之間出現了競爭態勢。在競爭過程中，他們通過媒體釋放個人立場，試圖將個人立場上升為整體意志，也從中判定是否符合總統的期望。此外，在自媒體時代，信息傳播迅速且復雜，所以解讀政策也不容易。

美國的憲法規定外交和外事的最終決策權由總統親自掌控。內閣成員間的這種競爭態勢，引發了外界（包括市場，尤其是股市）的諸多猜測，各方都在判斷哪種觀點會最終轉化為政策，導致局勢顯得較為混亂。

在我看來，比白宮貿易政策出臺節奏更為重要的是美國社會經濟將如何反應。耶魯大學Budget Lab的一項研究成果值得關注。該研究基于4月2日宣布的關稅政策（對中國和全球其它國家的關稅同期調整，其中對中國的關稅大幅提高）進行測算，分析了若按此政策征稅，將對美國國內產品的整體價格水平產生多大的影響，尤其是對美國國產產品價格的影響程度。

從具體產品類別來看，在美國國產產品中，羊毛、蠶繭等非核心品類受關稅政策影響較大；而加工大米、皮革制品等進口依賴度較高的產品，其進口情況受關稅政策調整的影響也較為顯著。

以鋁制品、農產品、化工產品、漁業產品，以及黑色金屬、車輛零部件等產品為例，這些產品與多數美國民眾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息息相關，且多為美國國內生產。而基礎藥品、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電力及其他運營產品（如煤炭、住宅、石油、房地產等）受關稅政策變化的影響微乎其微。

若上述預測準確，即便針對全球的關稅水平大幅提升，對美國國產產品價格造成的沖擊也有限。在此情況下，普通民眾可能不會感受到明顯的物價壓力，國內生產企業也未必面臨較大的經營壓力。若是如此，后續貿易談判的進展或許并非關鍵，談判節奏可能會放緩。

這表明，關稅政策的調整更多是由精英層面的意志所主導，而非完全基于美國市場的實際變化。若上述預測成為現實，其他經濟體在應對美國關稅政策時，需對此有清晰的認識和充分的準備。

相較于單純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美國針對與中國關聯的到港船只收費的措施更為徹底，堪稱“釜底抽薪”之舉。具體而言，只要裝運貨物的船只與中國相關，無論船上裝載的產品歸屬于哪個國家的企業生產，美國均會對該船只征收費用。而且，此類收費標準雖然因一些美國的國內企業的反饋而降低和推遲，但是，額外收費創造了一個先例；至于費額，既然能降也就能升。

無論是旨在推動美國與中國“脫鉤”，還是減少對中國的貿易依賴，此類與船只相關的政策舉措，其起源可追溯至拜登時期。彼時，美國耗費9個月時間進行調研，不僅針對船只，甚至包括在港口卸貨的起重機等設備。美國精英界確實存在徹底與中國“脫鉤”或明知是自損也要減少貿易往來的想法。

為何美國要對中國產品設置類似限制？其公開表達的目標在于通過限制進入美國港口的中國船只數量，將美國船只建造水平恢復至20世紀80年代的水平。然而，這個恢復過程并不容易，五年、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都未必能夠實現，況且如今眾多國家均具備造船實力。

美國的執念與深層目標

那么，為何會出現上述情況？深入分析此次關稅調整，以及船運、起重機等領域政策的出臺背景，不難發現這與美國精英階層，包括政界、學界乃至部分商界的執念密切相關。他們認為，美國落后了。盡管這個議題從不同角度看有共性也有差異，但核心觀點相同。與此同時，在中國自媒體等領域，也不乏一些聲音歡呼“美國衰落”了；這在美方往往被看成是“旁觀者清”。

在美國的精英思維中，這一問題拖延已久，無論采取何種方式，都必須有所作為。盡管外界存在諸多指責，局面看似混亂，但這并無大礙，政策制定本來就可以在試錯中不斷優化。

當前，很多人相信美國面臨產品貿易逆差是因為制造業空洞化了。然而，需要明確的是，美國制造業實力并不弱。在全球制造業格局中，美國在低端制造業領域缺乏競爭力，但在中端、高端制造業，即第二階梯制造業方面競爭力極強。從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等不同機構的統計數據來看，盡管統計標準存在差異，但普遍認為美國制造業占全球制造業的比重位居全球第二。

實際上，美國所謂制造業“空洞化”僅體現在勞動密集型的鞋子、家具等產業，而在高端制造業領域，美國實力強勁。例如，美國武器制造技術極為先進。若是其制造業實力薄弱，便難以精準定位打擊我國芯片等產業的具體技術環節。

而且，美國在服務貿易方面有巨大順差。

我們注意到，在4月2日關稅政策調整這一“解放日”上，美國國會和民主黨基本沒有出現反對聲音。民主黨領袖查爾斯·舒默在電視訪談中僅提及該關稅政策會導致鱷梨醬（guacamole，由牛油果磨制而成）價格上升，除此之外并無其他擔憂。作為擁有數十年從政經驗的老政客，舒默的這一表態并非無關緊要之言，而是反映了美國精英階層對以征稅促進制造業回岸、友岸政策的基本態度。事實上，將制造業“回岸”或“友岸”是美國的基本國策。

我們還應看到，類似這次關稅調整的做法在美國歷史上不乏先例。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總統宣布停止美元與黃金等值兌換，這一事件被稱為“尼克松沖擊”。當時，美國對所有進口商品加征10%的臨時（90天）附加稅。結果是1971年底美國與其它九個工業化大國達成了《史密森協定》：實行浮動匯率，方向是讓美元較其他主要貨幣貶值。

盡管有人認為特朗普執政期間政策混亂而且不可靠，但實際上其政策過程在美國政治歷史上有先例。當前美國關稅政策調整的發展態勢，或許正是追求達到與尼克松時期相似或相當的水平。

今年初赴美參會期間，我與參會者在私下交流，很多人認同美國此次對外經濟調整的終極目標是“海湖莊園協議”。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撰寫的文章《重塑全球貿易體系的用戶指南》，對這一“協議”的核心訴求進行了闡述，主要有兩個方面：

第一，通過匯率調節手段來調整全球匯率格局，推動美元對主要貨幣貶值。這一舉措與當年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類似。理論上，美元貶值能夠促進美國對外出口。結合前文提及的美國制造業實力并不弱這一情況，可以看出美國在匯率政策調整上有著明確的戰略考量。

第二，按照是美國的“隊友”還是“對手”來劃分全球陣營，實際上就是對付中國以及它美國地緣戰略思維中劃線存在的盟友。

目前這一“協議”仍處于探討階段，尚未拿到臺面要求簽字。不過，其核心訴求已逐漸演變為五項具體主張：

第一，美國提出上述主張的動因在于其財政面臨困境。美國宣布退出世界衛生組織，并在聯合國部分組織中拖欠會費，等等，理由是國家財政拮據。然而，美國仍希望維持其提供全球公共品的能力，畢竟國際機構提供的服務屬于全球公共品范疇。基于此，美國認為其他國家應接受其關稅政策，不對其采取反擊措施，聽任其單方面行動。當然，這不過是美國的一廂情愿。

第二，美國要求其他國家向其開放市場，購買美國的商品。

第三，美國主張其他國家增加國防開支，采購美國的武器裝備。美國認為，此舉既能為其他國家提供安全保障，又能促進美國國內就業。

第四，美國呼吁其他國家赴美投資建廠。美國宣稱，其他國家通過在美國本土投資建廠，可避免被征收懲罰性關稅。

第五，美國甚至希望其他國家直接向其財政部開具支票，為其提供資金支持。目的仍是增強美國提供全球公共品的能力。

盡管上述主張能否實現尚存疑問，但它也提示我們：當下的美國團隊設定了其政策目標，即通過調整貨幣匯率體系與成本體系，重塑全球經濟格局，而不僅僅局限于產品貿易層面的調整。

中方的應對策略

面對當前形勢，我們應如何應對？

第一，“不確定性”將繼續是美國對華和涉華經貿政策的基本特征，很可能持續至2028年之后。在此次政策調整中，美國已近乎動用了所有手段。倘若美國精英階層設定的目標（如恢復造船業至2008年水平）未能實現，美國勢必將繼續推進相關政策。因此，我們必須做好長期應對的思想準備，認識到相關問題的解決絕非一蹴而就。

第二，我國應繼續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在涉及對美貿易的醫藥和醫療器械等民生相關產品領域，我國應主動對美國予以豁免。之所以提出這一建議，是因為我國需優先保障人民利益。對于慢性病、長期病及罕見病患者而言，其對藥物存在剛性的依賴需求，不能因美國提出一些看似難以理解的要求，我國就采取以牙還牙的報復性措施。盡管在某些特定情境下，以牙還牙有其必要性，但為保障我國就業形勢穩定，在民生保障尤其是藥品供應領域，我們應展現大國擔當，主動豁免相關產品關稅。同時要落實醫療服務領域對外開放。

第三，我國應繼續以“世界需要中國，中國需要世界”的理念和經驗，靈活應對時局變化。具體而言，我國對美關稅政策以及對其他國家的關稅政策，應根據國內需求、國內產品的不可替代性及不可或缺性進行動態調整。

第四，我國應立足長遠，避免跟著美國的節奏起舞。我們應努力維護與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經濟體之間的貿易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為全球經濟的穩定與發展貢獻中國力量。

整理：何又夕 |編輯：王賢青 白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