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出生的環境，我本應該終生成為一個貧農。但是造化小兒卻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了一個知識分子。從小知識分子把我播弄成一個中年知識分子；又從中年知識分子把我播弄成一個老知識分子。現在我已經到了望九之年，耳雖不太聰，目雖不太明，但畢竟還是“難得糊涂”，仍然能寫能讀，焚膏繼晷，兀兀窮年，仿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著自己，欲罷不能。

眼前有時閃出一個長隊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齡順序排成了的。我還沒有站在最前面，前面還有將近二十來個人。這個長隊緩慢地向前邁進，目的地是八寶山。時不時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這八寶山。我暗暗下定決心：決不搶先加塞，我要魚貫而進。什么時候魚貫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揮手，向人間說一聲“拜拜”了。

干知識分子這個行當是并不輕松的。在過去七八十年中，我嘗夠酸甜苦辣，經歷夠了喜怒哀樂。走過了陽關大道，也走過了獨木小橋。有時候，光風霽月，有時候，陰霾蔽天。有時候，峰回路轉，有時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題過名，春風也曾得過意，說不高興是假話。但是，一轉瞬間，就交了華蓋運，四處碰壁，五內如焚。原因何在呢？古人說：“人生識字憂患始。”這實在是見道之言。“識字”，當然就是知識分子了。一戴上這頂帽子，“憂患”就開始向你奔來。

是不是杜甫的詩：“儒冠多誤身”？“儒”，當然就是知識分子了，一戴上儒冠就倒霉。我只舉這兩個小例子，就可以知道，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們早就對自己這一行膩味了。“詩必窮而后工”，連作詩都必須先“窮”。“窮”并不是一定指的是沒有錢，主要指的也是倒霉。不倒霉就作不出好詩，沒有切身經歷和宏觀觀察，能說得出這樣的話嗎？司馬遷《太史公自序》說：“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公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司馬遷算了一筆清楚的賬。

世界各國應該都有知識分子。但是，根據我七八十年的觀察與思考，我覺得，既然同為知識分子，必有其共同之處，有知識，承擔延續各自國家的文化的重任，至少這兩點必然是共同的。但是不同之處卻是多而突出。別的國家先不談，我先談一談中國歷代的知識分子，中國有五六千年或者更長的文化史，也就有五六千年的知識分子。我的總印象是：中國知識分子是一種很奇怪的群體，是造化小兒加心加意創造出來的一種“稀有動物”。雖然十年浩劫中，他們被批為“一心只讀圣賢書”的“修正主義”分子。這實際上是冤枉的。

這樣的人不能說沒有，但是，主流卻正相反。幾千年的歷史可以證明，中國知識分子最關心時事，最關心政治，最愛國。這最后一點，是由中國歷史環境所造成的。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哪一天沒有虎視眈眈伺機入侵的外敵。歷史上許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敵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說了。存在決定意識，反映到知識分子頭腦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愛國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管這句話的原形是什么樣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達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在別的國家是沒有這種情況的。

然而，中國知識分子也是極難對付的家伙。他們的感情特別細膩、銳敏、脆弱、隱晦。他們學富五車，胸羅萬象。有的或有時自高自大，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有的或有時卻又患了弗洛伊德講的那一種“自卑情結”（inferiority complex）。他們一方面吹噓想“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氣魄貫長虹，浩氣盈宇宙。有時卻又為芝麻綠豆大的一點小事而長吁短嘆，甚至輕生，“自絕于人民”。關鍵問題，依我看，就是中國特有的“國粹”——面子問題。“面子”這個詞兒，外國文沒法翻譯，可見是中國獨有的。俗話里許多話都與此有關，比如“丟臉”、“真不要臉”、“賞臉”，如此等等。“臉”者，面子也。中國知識分子是中國國粹“面子”的主要衛道士。

盡管極難對付，然而中國歷代統治者哪一個也不得不來對付。古代一個皇帝說：“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真是一針見血。創業的皇帝決不會是知識分子，只有像劉邦、朱元璋等這樣一字不識的，不顧身家性命，“厚”而且“黑”的，膽子最大的地痞流氓才能成為開國的“英主”。否則，都是磕頭的把兄弟，為什么單單推他當頭兒？可是，一旦創業成功，坐上金鑾寶殿，這時候就用得著知識分子來幫他們治理國家。不用說國家大事，連定朝儀這樣的小事，劉邦還不得不求助于知識分子叔孫通。朝儀一定，朝廷井然有序，共同起義的那一群鐵哥兒們，個個服服帖帖，跪拜如儀，讓劉邦“龍心大悅”，真正嘗到了當皇帝的滋味。

同面子表面上無關實則有關的另一個問題，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處世問題，也就是隱居或出仕的問題。中國知識分子很多都標榜自己無意為官，而實則正相反。一個最有典型意義又眾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大名垂宇宙”的諸葛亮。他高臥隆中，看來是在隱居，實則他最關心天下大事，他的“信息源”看來是非常多的。否則，在當時既無電話電報，甚至連寫信都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他怎么能對天下大勢了如指掌，因而寫出了有名的《隆中對》呢？他經世之心昭然在人耳目，然而卻偏偏讓劉先主三顧茅廬然后才出山“鞠躬盡瘁”。這不是面子又是什么呢？

我還想進一步談一談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非常古怪，很難以理解又似乎很容易理解的特點。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貧窮落魄的多。有詩為證：“文章憎命達。”文章寫得好，命運就不亨通；命運亨通的人，文章就寫不好。那些靠文章中狀元、當宰相的人，畢竟是極少數。而且中國文學史上根本就沒有哪一個偉大文學家中過狀元。《儒林外史》是專寫知識分子的小說。吳敬梓真把窮苦潦倒的知識分子寫活了。沒有中舉前的周進和范進等的形象，真是入木三分，至今還栩栩如生。

中國歷史上一批窮困的知識分子，貧無立錐之地，決不會有面團團的富家翁相。中國詩文和老百姓嘴中有很多形容貧而瘦的窮人的話，什么“瘦骨嶙峋”，什么“骨瘦如柴”，又是什么“瘦得皮包骨頭”，等等，都與骨頭有關。這一批人一無所有，最值錢的僅存的“財產”就是他們這一身瘦骨頭。這是他們人生中最后的一點“賭注”，輕易不能押上的，押上一輸，他們也就“涅槃”了。然而他們卻偏偏喜歡拼命，喜歡拼這一身瘦老骨頭。他們稱這個為“骨氣”。

同“面子”一樣，“骨氣”這個詞兒也是無法譯成外文的，是中國的國粹。要舉實際例子的話，那就可以舉出很多來。《三國演義》中的禰衡，就是這樣一個人，結果被曹操假手黃祖給砍掉了腦袋瓜。近代有一個章太炎，胸佩大勛章，赤足站在新華門外大罵袁世凱，袁世凱不敢動他一根毫毛，只好欽贈美名“章瘋子”，聊以挽回自己的一點面子。

中國這些知識分子，脾氣往往極大。他們又仗著“骨氣”這個法寶，敢于直言不諱。一見不順眼的事，就發為文章，呼天叫地，痛哭流涕，大呼什么“人心不古，世道日非”，又是什么“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這種例子，俯拾即是。他們根本不給當政的最高統治者留一點面子，有時候甚至讓他們下不了臺。須知面子是古代最高統治者皇帝們的命根子，是他們的統治和尊嚴的最高保障。因此，我就產生了一個大膽的“理論”：一部中國古代政治史至少其中一部分就是最高統治者皇帝和大小知識分子互相利用又互相斗爭，互相對付和應付，又有大棒，又有胡蘿卜，間或甚至有剝皮凌遲的歷史。

在外國知識分子中，只有印度的同中國的有可比性。印度共有四大種姓，為首的是婆羅門。在印度古代，文化知識就掌握在他們手里，這個最高種姓實際上也是他們自封的。他們是地地道道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上受到普遍的尊敬。然而卻有一件天大的怪事，實在出人意料。在社會上，特別是在印度古典戲劇中，少數婆羅門卻受到極端的嘲弄和污蔑，被安排成劇中的丑角。在印度古典劇中，語言是有階級性的。梵文只允許國王、帝師（當然都是婆羅門）和其他高級男士們說，婦女等低級人物只能說俗語。

可是，每個劇中都必不可缺少的丑角也竟是婆羅門，他們插科打諢，出盡洋相，他們只準說俗語，不許說梵文。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嘲笑婆羅門的地方。這有點像中國古代嘲笑“腐儒”的做法。《儒林外史》中就不缺少嘲笑“腐儒”——也就是落魄的知識分子——的地方。魯迅筆下的孔乙己也是這種人物。為什么中印同出現這個現象呢？這實在是一個有趣的研究課題。

我在上面寫了我對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的看法。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寫歷史，連鑒往知今一類的想法我都沒有。倘若有人要問：“現在怎樣呢？”因為現在還沒有變成歷史，不在我寫作范圍之內，所以我不答復，如果有人愿意去推論，那是他們的事，與我無干。

最后我還想再鄭重強調一下：中國知識分子有源遠流長的愛國主義傳統，是世界上哪一個國家也不能望其項背的。盡管眼下似乎有一點背離這個傳統的傾向，例證就是苦心孤詣千方百計地想出國，有的甚至歸化為“老外”，永留不歸。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這只能是暫時的現象，久則必變。就連留在外國的人，甚至歸化了的人，他們依然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依然要尋根，依然愛自己的祖國。何況出去又回來的人漸漸多了起來呢？我們對這種人千萬不要“另眼相看”，當然也大可不必“刮目相看”。

只要我們國家的事情辦好了，情況會大大地改變的。至于沒有出國也不想出國的知識分子占絕對的多數。如果說他們對眼前的一切都很滿意，那不是真話。但是愛國主義在他們心靈深處已經生了根，什么力量也拔不掉的。甚至泰山崩于前，遲雷震于頂，他們會依然熱愛我們這偉大的祖國。這一點我完全可以保證。只舉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就足夠了。如果不愛自己的祖國，巴老為什么以老邁龍鐘之身，嘔心瀝血來寫《隨想錄》呢？對廣大的中國老、中、青知識分子來說，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話：愛國沒商量。

我生平優點不多，但自謂愛國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燒成了灰，每一粒灰也還是愛國的。可是我對于當知識分子這個行當卻真有點談虎色變。我從來不相信什么輪回轉生。現在，如果讓我信一回的話，我就恭肅虔誠禱祝造化小兒，下一輩子無論如何也別再播弄我，千萬別再把我弄成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