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原刊《光明日報》2025年1月4日第12版。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

《風乎舞雩》的寫成要感謝很多人。現在，這本書已經印出，但我馬上又想做點修訂。寫東西，最重要的是能充分表達，可是往往木已成舟，卻“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關于元大都，我的基本思路，已經寫在書里，但表達得還不夠充分，今日相聚，我不想“炒冷飯”，這里再做一點補充。

一、元大都中軸線不是元大都的幾何平分線

元大都的整體設計是圍繞海子，宮在東而苑在西。它不是先畫個城圈，從城垣四角畫個大叉，找出交叉點，然后定十字線，東西軸線和南北軸線，按這兩條幾何平分線安排城門、道路和宮室建筑。它要因形就勢，根據海子的地形來安排皇家的主體建筑。這有點像北京的王府。比如清醇王府，東邊是府邸（今宗教事務局所在），西邊是花園（今宋慶齡故居所在）。北京城里，很多富貴人家都是一邊宅子一邊花園。海子一帶是金中都的東北苑，相當于清代的三山五園。皇帝來這兒玩，得有地兒住，旁邊要有離宮別館。元大都就是從金中都的東北苑發展而來。

我理解，元大都中軸線是縱貫元代皇家建筑的南北軸線，有如串糖葫蘆的棍。這條線主要是小城平分線，而非大城平分線。大城平分線略向西偏，很多人是把舊鼓樓大街當中軸線，就是拿大城平分線當中軸線。

元大都城平面復原想象圖

崇仁門（約當今東直門）與和義門（約當今西直門）之間隔著海子，兩邊來往必須沿鼓樓西邊的斜街走。嚴格講，元大都根本沒有東西軸線。既無橫向的皇家建筑群，也無東西貫通的大道。東西城之間，除蕭墻北（今平安大道一線）可通行，其他道都得繞著走。

今申遺獲批的中軸線分南北兩段：北段是元中軸線，起點是鐘鼓樓，終點是麗正門；南段是明代才有，從天安門，經正陽門，到永定門。后一條線和線兩側的天壇和先農壇都是明代北京城南擴才有。

二、元大都中軸線的基點不是“獨樹將軍”

元大都中軸線是以海子最東端的萬寧橋為基點，北有鐘樓、中心臺、鼓樓，南有厚載紅門和麗正門之間的御苑和宮城。主體建筑，有一條貫通南北的軸線，因水面所限，這條線不可能再西移。

《析津志》有一條佚文：“世皇建都之時，問于劉太保秉忠，定大內方向。秉忠以麗正門外第三橋南一樹為向以對，上制可，遂封為獨樹將軍，賜以金牌。每元會圣節及元宵三夕，于樹身懸掛諸色花燈于上，高低照耀，遠望若火龍。”

這條佚文僅見于《日下舊聞考》卷三八引用，《析津志輯佚》未收。學者講元大都中軸線多引這段話，使人以為，元大都中軸線是以麗正門外第三橋南的一棵樹為基點向北劃線，這是說反了。這里既然提到麗正門，則大城方位已定，無須從南向北、從外向里劃線。我理解，此樹是蒙古人為元大都立的神樹，所謂定向，指神樹與麗正門直南直北相對，是城外的一個標志點，城不是因樹而定，而是樹因城而定。

三、獨樹祭是蒙古族的傳統

中國古代有社祭，社祭有社樹。

祭樹，不獨漢地有，北方民族也有。草原大漠戈壁灘，一眼望出去，看不見幾棵樹，他們比漢地更重視樹。

如《史記?匈奴列傳》提到，“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張守節《正義》引顏師古說：“蹛者，〔遶也，言〕遶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眾騎馳遶三周乃止，此其遺法也”。這是講匈奴、鮮卑。

如《遼史?禮志三》提到，“皇帝親征儀：常以秋冬，應敵制變或無時。將出師，必先告廟。乃立三神主祭之：曰先帝，曰道路，曰軍旅。刑青牛白馬以祭天地。其祭，常依獨樹；無獨樹，即所舍而行之”。這是講遼。

還有，今陜西神木市以“神木”為名，據說就是得名于三棵“神松”，金立神木寨，元立神木縣。

蒙古族有樹祭和敖包祭，有樹有石。如鄂爾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城川鎮巴彥希里嘎查榆樹壕仍保存著蒙古族的六十棵榆樹祭。

獨樹，蒙語叫尚錫。《清史稿?禮四》有尚錫神（也叫田苗神）之祭。今遼寧阜新蒙古族自治縣仍保存蒙古勒津部商什祭祀儀式。商什的意思是“獨棵有神靈的大樹”。蒙古人選擇離居住地較近的枝繁葉茂的獨棵大樹（選榆樹、山榆樹、楓樹或柳樹等）為“商什”。商什就是尚錫。

四、三座金河橋

其次，元大都的水系也是我的討論重點。

我在這本書里講水系，側重講金河（金水、金水河）和玉河（御河）的關系。我的討論分兩段，一段講城外，一段講城里。城外，金河傍玉河走，不在它的西邊，就在它的南邊，問題不大。城內，玉河從和義門北水關進城，金河從和義門南水關進城，兩者的關系存在爭議。

金河入城后的流向有三說，一種是徐蘋芳說，一種是蔡蕃說，一種是鄧輝說。

徐說，金河入城，沿前半壁街、柳巷東流，在柳巷東口與西河遭遇，匯入西河南下，流到甘石橋再兜上來，順蕭墻西垣轉北垣，從北垣進北海，最迂曲。最近，《元大都——1964-1974年考古報告》出版，有助理解徐先生的思路。根據鉆探記錄，柳巷東口以東未見淤土，這是他考慮金河匯入西河的根據，但金河是大內用水專供線。元代水利工程，兩河相遇，會跨河跳槽，水從渡槽過，當然探不出來。蔡說、鄧說與徐說不同，以跨河跳槽為前提。

蔡說，金河遭遇西河，跨河跳槽，斜穿北帽胡同，橫穿新街口南大街，從崇國寺南，曲曲折折往東南方向流，最后經廠橋，到今地安門西大街，從北海后門附近進北海。

鄧說，金河遭遇西河，跨河跳槽，不是南下，而是北上，沿新街口東街、羊房胡同，走“大弓背 ”路線，從李廣橋，沿柳蔭街西岔，經龍頭井街，進北海。他提到的這條河是從積水潭分水的“月河”。“月河”出海子再入海子，仍屬玉河系統。玉河分東玉河、西玉河。海子水從萬寧橋下出，經東步糧橋，繞蕭墻東垣走的一條是東玉河，從海子南穿西步糧橋進北海的是西玉河，均與金河無關。鄧說提到的河在柳蔭街分叉。我理解，西岔才是與金河有關的河道。

在我看來，解決這個問題，關鍵線索是《析津志》佚文提到的三座金河橋。第一座是“萬新倉金水河橋”，第二座是“蒲萄園金河橋”，第三座是“海子西金水河橋”。三點一線，作卡定金河的流向。

第一座橋，位置在金河與西河相遇前的一段。這段怎么走，大家沒有分歧。學生張南金幫我畫的圖，只說這個倉可能在附近，其實還應加上“金水河橋”四個字，形式與后面兩座橋一致，作“萬新倉金水河橋在附近”，這樣才能與文字對得上。

第二座橋，位置應在金河與西河相遇跨河跳槽后的一段。蔡蕃指出，“蒲萄園”是明蒲萄詩社經常聚會的崇國寺蒲萄園，甚確。金河從崇國寺經過很重要，它可以證明，徐先生的南下說、鄧先生的北上說都值得商榷。我贊成金河從崇國寺過，但跟蔡先生的理解還不太一樣。我理解，金河跨河跳槽后是走直線，從前公用胡同橫穿新街口南大街，經崇國寺北往東流，只是過了第三座橋才折轉南下。

第三座橋，從橋名就可看出，位置在海子西，離海子不遠。這座橋應離今通明庵（小新開胡同10號）不遠。通明庵，前身是明真武廟。廟內舊存明隆慶元年（1567年）《真武廟重修碑記》。碑文云“廟在織染所內，所在都城西北隅，南瞻玉闕，東跨金河，碧流經門，縈帶千頃”，說明織染所在大都西北，南臨大內，東跨金河，金河從很多人家的門前流過。我懷疑，此橋很可能就是海子西金水河橋，金水河即柳蔭街西岔的河道，與金河城外段相似，也是傍玉河走，不是在玉河南，就是在玉河西。我懷疑，金河進北海的最后一段是走柳蔭街西岔和龍頭井街，與上面提到“月河”不同。那條河是沿柳蔭街東岔走，向東拐，經三座橋，先進海子，再出海子，最后從西步糧橋下進北海。金河不同，它是走柳蔭街西岔，從龍頭井街南口出，下面對著今靜心齋。它進北海的入水口當在西步糧橋的西側。

總之，我認為，這三座橋，從西到東，大體在一條線上，只是從最后一座橋下才折而南下。

五、元大都北城的再思考

元大都50坊是按“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定數。居仁坊分東西，合起來是49坊，分開來是50坊。

它的城門是按東南西北配春夏秋冬，代表四時十二月和后天八卦的卦氣升降，北垣無中門，只有11門，出入城門的大道只有11條。

我考元大都50坊是以《元一統志》記錄的49坊和它對這49坊命名之由的解釋為“底本”，參校《析津志》40坊和明33坊，而不是相反。《元一統志》年代早，坊名全，比《析津志》更能反映元大都較早的坊巷格局。《析津志》年代晚，40坊是殘存，很多坊名與明33坊相同或相似。

元大都49坊是由北18坊和南31坊構成。

南31坊，居仁坊分東西，為32坊，大體對應明33坊。我們利用《析津志》殘存的40坊和明33坊，可以大致恢復它們的對應關系和相對位置。我判斷，《元一統志》的南部應當只有31或32坊，北部應當只有18坊。

大都北城只有二門，相配干道只有兩條。兩條道中間后來是明代的大教場，今鼓樓后的鼓樓外大街位于東西平分線以東。我懷疑，大都并無從舊鼓樓大街向北延伸的干道。有，也是斷頭路。這條“北中軸線”恐怕并不存在。

若此說不誤，大都北城可按安貞門街和健德門街分為兩排各三區，每區各三坊。

現在想想，我的《元大都五十坊復原示意圖》應該做一點修正。

元大都50坊

廢一區可再調整：東三坊，應作宜民坊、同樂坊、康衢坊，宜民坊應從西三坊第一格調到東三坊第一格，與同樂坊并列，象征與民同樂，占前兩格，康衢坊之得名應與街名有關，疑近安貞門街，應占原來空置的第三格；中三坊，應作丹桂坊、五福坊、鄰德坊，丹桂坊在靈椿坊北，五福坊居中，從命名之由看，位置不會錯；西三坊，應作智樂坊、和寧坊、壽域坊，智樂坊是取智者樂水之義，其地近水，應移西三坊第一格，代替原來的宜民坊，其他兩坊不動。1965年北京樺皮廠北口出土元《萬寶寺廟產刻石》提到一個從未見過的坊名，永福坊，永福的意思是長壽，疑即壽域坊的別名。

廢二區可再調整：東三坊，應作泰亨坊、咸寧坊、大同坊，泰亨坊在東北隅，可肯定；中三坊，應作甘棠坊、平在坊、乾寧坊，平在坊居中，甘棠坊代表北方，乾寧坊應近健德門，沒問題；西三坊，豫順、懷遠、清遠都在大城西北隅，也可肯定。

六、天安門廣場是新舊并存的杰作

現代城市往往新舊并存，有建有毀，不必大驚小怪。西方大國的首都往往如此，如倫敦、巴黎，城墻都拆了。柏林是二戰后重建。只有華盛頓是全新。

華盛頓的規劃方案出自法國人朗方（Pierre Charles L‘Enfant）之手，東西軸長，南北軸短。西方尚東，類似突厥、蒙古，如盧浮宮就是東西向，華盛頓的國家廣場（National Mall）也是。

我接觸過不少漢學家，他們認為天安門廣場是由蘇聯設計，模仿莫斯科紅場，這是偏見作怪，想當然。天安門廣場是由中國設計。我去過華盛頓，也去過莫斯科。我覺得，它一點也不像莫斯科紅場，反而更像華盛頓的國家廣場。如華盛頓有林肯紀念堂，北京有毛主席紀念堂，兩者的建筑風格很像。他們有華盛頓紀念碑，我們有人民英雄紀念碑。他們有史密森國家博物館群，我們有中國國家博物館。他們有國會大廈，我們有人民大會堂。他們有白宮，我們有中南海。政府部門在周圍，也很像。我們是把政府部門沿東西打通的長安街大道一字排開，代替了明清的千步廊。

我推薦大家讀一下侯仁之先生的文章，《從北京到華盛頓——城市設計主題試探》（刊載《城市問題》1987年3期）。拙作《太陽不是無影燈》（收入我的雜文集《鳥兒歌唱》，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也談過這類問題。

天安門廣場是新舊并存的杰作。中軸線北段，從鐘鼓樓到天安門是舊，天安門廣場是新。兩者并存，沒什么不好。1949年后，如何保古是難題，很多現在的想法不能代替當時的考慮。梁思成反對拆城墻，但他和林徽因都參加過天安門廣場的設計工作，他們都是新中國建設的擁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