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愛上名著,從選好譯本開始”閱讀分享會在北京首都圖書館舉辦。首都師范大學燕京講席教授、人文社科學部主任劉文飛,文學譯者、北京外國語大學教師許小凡,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從《小王子》《動物農場》《老人與海》《佛蘭德斯的狗》《小毛驢之歌》這五部經典世界名著出發,分享他們對書中親情與愛情、權力與成長等永恒話題的深入理解,解析經典譯作的文學價值以及優質譯本對閱讀的重要性,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重新認識西方經典名作的大門。
致敬“盜火者”
劉文飛特別緬懷了離世的兩位前同事 —— 翻譯家李文俊與郭宏安先生。
他以李文俊翻譯的《老人與海》及郭宏安翻譯的《小王子》為切入點,講述了翻譯家們對文學傳播的深遠影響。劉文飛指出,他們的翻譯不僅是文字轉換,更是文化基因的傳遞。如李文俊通過福克納譯作構建的現代小說話語體系,至今仍在影響中國文學創作;而郭宏安翻譯的《小王子》,則以詩意筆觸為中國讀者打開了法國文學的窗口。這些譯作超越了語言本身,成為連接中外文學的精神橋梁,其價值或將在更長遠的時間里被進一步認知。
作為《世界文學》前主編,李文俊以翻譯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聞名,其譯作被視為中國當代現代派小說的重要文學源泉,余華、格非等作家均曾提及他對中國寫作的影響。但李文俊與海明威結緣更早。據劉文飛介紹,《老人與海》1951 年創作完成后,1956 年便通過《世界文學》引入中國。當時,編輯部的俄文編輯從蘇聯外國文學雜志獲悉該作,經組織討論后決定翻譯,任務交給了朱海觀先生,而李文俊作為責編深度參與其中。此后,李文俊曾被邀約翻譯《喪鐘為誰而鳴》,卻因他人推薦更知名譯者而錯失機會。劉文飛笑言,這一 “遺憾” 反而讓李文俊與福克納結緣,成為中國翻譯福克納的標志性人物。
李文俊晚年在譯序中曾提到,翻譯家選擇作品時,往往不因難度、稿酬或出版前景,而是源于對作品的熱愛。“讀了以后心癢,按捺不住不翻就后悔”——這句被劉文飛視為 “翻譯家座右銘” 的感悟,恰是其翻譯生涯的寫照。李文俊晚年重譯《老人與海》,正是出于對這部作品的深刻理解與情感共鳴。
回溯自己學生時代的閱讀,許小凡坦言,《小王子》《要塞》《小毛驢之歌》《約翰·克利斯朵夫》等優秀翻譯作品以其高質量的文本內容,激發了她對文學的熱愛,也使她最終成為一名文學譯者。
韓敬群把翻譯家稱作“盜火者”,“他們不是簡單地把一本書從一個語種翻譯成另一個語種,而是把思想和文明的火花帶到我們國家。一代代翻譯家薪火相傳,傳的不僅是翻譯技巧,更多是把異域的文化養分源源不斷地輸送至我們的肌體。我們的進步,有翻譯家的巨大貢獻,這是毋庸置疑的。”
重譯的必要性
在談及文學作品的購買與閱讀時,劉文飛指出,讀者在選購原創文學,如莫言、余華、劉慈欣等中國作家的作品時,往往十分關注作者姓名。然而,在購買翻譯作品時,情況則有所不同。盡管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在中國至少有二十個譯本,且每個譯本都有其獨特的翻譯特性,但除了俄國文學研究圈和翻譯圈的人,普通讀者大多不會在意譯者是周揚還是劉遼逸。在書店中,讀者通常認為只要是托爾斯泰的作品,便都是同一經典,卻忽略了不同譯本間的差異。
劉文飛還探討了文學名著的舊譯、新譯與重譯問題。他強調,重譯具有一定必要性。以魯迅先生翻譯的《死魂靈》為例,魯迅秉持忠實原文的原則,其譯文帶有硬譯、死譯的風格。“死魂靈” 這一譯名十分經典,俄語中 “靈魂” 一詞與作品中農奴主購買死去農奴靈魂抵賬的情節相關,魯迅將 “靈魂” 顛倒為 “魂靈”,再加上 “死” 字,創造出既貼合原文又具美感的譯名。然而,由于魯迅譯文的語言風格,如今鮮有人閱讀他翻譯的《死魂靈》,因其譯文不夠流暢,讀者閱讀時會感到吃力。但魯迅自己創作的小說,如《野草》等,卻不存在此類問題。這表明讀者對原作和譯作有著不同的閱讀期待。
劉文飛提到,多年前他參加莫斯科的翻譯家大會時,日本的俄國文學翻譯家沼野充義在發言《契訶夫在日本》中稱,每過三十年,日本人就會將契訶夫的作品重譯一遍。考慮到中國外國文學翻譯的情況,劉文飛認為中國大致也是每隔三十年進行一次重譯。這也為讀者挑選譯本提供了一個新的考量維度。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反對重譯,認為已有眾多優秀作品,無需重復翻譯。但如今看來,重譯對于適應時代語言變化、滿足讀者閱讀需求等方面有著重要意義 。
如何選擇好譯本
劉文飛認為,選擇好譯本需要從三個維度進行考量。第一,選擇高水平的譯者。站在一個專業譯者的角度,他認為譯者不能有自己的風格,優秀譯者的翻譯風格應該就是原作的風格;而對讀者來說,挑選好的譯者也是一件“功夫活”,需要大量閱讀積累,才能形成自己的閱讀趣味和審美偏好。第二,了解不同語種的風格差異。中國幾個大的語種文學都有各自的翻譯傳統,讀者可以了解各語種的翻譯風格,將此作為選擇譯本的標準之一。第三,在舊譯、新譯和重譯本中審慎挑選。劉文飛認為不一定非要選取最新的譯本,但“文學名著的重譯有一定的必要性,一個好的新譯本一定會有譯者所注入的時代性”。
對于挑選好譯本的方法,許小凡表示,首先可以考慮值得信賴的出版社出版的作品。其次,她對出版社將原文附于譯文后的做法表示贊同,“這對于譯者來說是很大的挑戰,但對譯文質量的把控是有益的”。再次,譯作的副文本也能夠為譯本添色:“對讀者來說,譯者的譯序和譯后記非常重要,一方面能夠讓我們更快地進入世界文學經典的語境,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通過這些文字觀照譯者作為作品共同創造者的心靈質地。在這些譯作副文本中,我們可以了解譯者真正的水平,這能幫助我們挑選譯本。”
作為學習中國古典文學出身的讀者,韓敬群在挑選讀物時會更注重書籍的版本,例如,讀杜甫的詩,便可著重考慮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杜詩鏡銓》、中華書局的《杜詩詳注》;選本則可考慮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蕭滌非《杜甫詩選注》。他表示,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雖主要致力于出版中國當代原創文學作品,但對待外國文學翻譯作品,也同樣秉持著一絲不茍的工作態度,與各個語種最優秀的譯者打交道,竭力為讀者出版高質量的譯本。對于普通讀者來說,譯本的選擇可以從比較簡單的法則開始逐步深入:“說到底,譯事三難‘信’‘達’‘雅’,翻譯第一要準確,第二要通達,第三要文辭優美,這個準則大體上還是不過時的。”
現代快報/現代+記者 陳曦
(出版社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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