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挺怕被人問“你是哪兒人”。

每每碰上這種情況，我都要先猶豫個幾秒，再“嘶——”地長吸氣，然后猶猶豫豫地說：“算蘇州人吧？”接著以讓對方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加快語速開始吧啦吧啦地從頭細說，最后長嘆一口氣用個選擇問句進行總結陳詞：所以，你覺得我是一個新的“老蘇州人”，還是老的“新蘇州人”呢？這一套說下來挺耗時間，并不符合人們喜歡偷懶的天性，而我這樣作答實在是因為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

父親上世紀60年代從蘇州下放到蘇北鹽城的響水，在那里結婚生子；我是到上世紀末讀高三的時候，才回到蘇州參加高考。在常熟讀了大學，畢業后在蘇州工作，然后成了揚州媳婦直至如今。所以，籍貫和出生地不一樣，掌握的方言和需要使用的方言不一樣，少年時代的生活經驗、審美體驗、清澈友誼，和如今每天生活所面臨的不一樣，以至于我無論回答蘇州還是響水，都像是無法自證的謊。

“江蘇”之名，其“蘇”就來自于蘇州，單就得名時間，“江蘇”和“蘇州”也不能比。你看四大名繡中，湘繡、粵繡、蜀繡是以省命名，蘇繡是以城市命名；傳統戲曲里，除了黃梅戲，京劇、藏戲、秦腔、川劇、粵劇、越劇、湘劇、河北梆子，都是省級地域命名，昆曲卻來自昆山這個蘇州的縣級市。除此之外，還有蘇燈、蘇扇、蘇工、蘇雕、蘇劇、蘇派盆景……甚至桃花塢木刻年畫，還是用蘇州城里的一條街道命名。“蘇”如此厲害，人用“蘇人”命名有何不可呢？明朝的王士性就這么稱謂過：“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當然，對“吳人”“吳娃”“吳地”“吳語”“吳鉤”“吳歌”，蘇州人也無障礙接受。

我這么說，揚州人一定不太服氣。在《禹貢》描述的九州中，就有了揚州和徐州之名，當時的揚州，包括淮河以南、長江流域及嶺南極為廣大的地區，不僅蘇州，連江蘇都包含在揚州的管轄范圍中。而在后來“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的文人歌吹下和“揚州十日，史公殉國”的志士忠烈中，揚州的知名度從來沒有衰退過。

徐州也不服氣，宿遷、淮安也不服氣，兩千多年前的楚漢戰爭，一個徐州人劉邦就在淮安人韓信的幫助下，打敗了宿遷人項羽，建立了強大的漢朝。南京當然更不服氣，以“京”字命名，六朝古都，蘇州口口聲聲說著“吳”，三國時期的東吳都城也是在今天的南京，而不在蘇州。

所以江蘇為什么散裝呢？實際上，江蘇的散裝是“人為”，也是“天意”，是歷史的必然，也有現實的“手筆”。所謂“人為”，是指現在的江蘇省轄地在不同朝代中頻繁變動，不說先秦時期的諸侯國，就是秦統一中國至今的2200多年中，這塊土地一直要到明朝才隸屬同一行政區。再后來，江蘇地區被分割管理，出現江寧、蘇州“雙省會”格局，你管你的、我管我的。不同的行政區劃自然都有各自的管理風格，對應著不同地域的民風民俗，這種分屬不同轄區的狀況持續的時間越長，文化差異越是鮮明和固化，便直接導致江蘇各地對自身的認同感更強烈，而對“江蘇省”這一整體概念的認同就比較弱的局面，所以有人說江蘇是“被歷史砍過”的。

即使到了互聯網時代，蘇南、蘇北的文化差異依舊顯著。蘇南地區受吳越文化影響，具有典型的江南水鄉文化特色，注重商業貿易，文化底蘊深厚，邊界感強，敢于改革創新；蘇北地區則以江淮文化為主，具有豪爽、講義氣的特點，重視農耕，強調家族，相對更加保守。這種文化差異使得雙方在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行為習慣上存在較大差異。

經濟實力則提供了“散裝”的底氣。江蘇十三個地級市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均衡，且均為二級財政城市，無須向省里上繳稅收，在經濟發展上更加自主靈活。同時，江蘇豐富的資源讓各個城市的產業結構各有特色，蘇南主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外向型經濟，蘇中地區有發達的制造業和臨港產業，蘇北則著力于現代農業和資源型產業，發展模式和利益訴求不同，各市在經濟上就具有較強的獨立性，無須依賴省會或其他城市，換句話說，江蘇省無法“扼住”十三太保的經濟命脈，各市之間也可以各自為政：都不在一個鍋里吃飯了，自然呈現“散裝”的特點。

號稱“吳韻漢風”的江蘇似乎是中國最“不統一”的省份，既有蘇州這樣的小橋流水，也有徐州那樣的大開大合；既有揚州的春風十里和南通的工業先驅，也有南京的帝王將相和鹽城的東海鹽場。北、中、南差異之大，甚至方言都互相聽不懂。江蘇不是一個用一種口音、一種氣質、一種記憶就能概括的地方。它太豐饒了，豐饒到每一寸土地都長出不一樣的根系。江蘇是“散”，但正是這種“散”構成了江蘇旺盛的生命力。散裝的江蘇可以不拘一格，可以多元發展，它可以同時孕育詩人、商人、工匠、農夫，可以在一省之內涵蓋四種文化，可以既傳統又現代，既浪漫又現實。

散裝江蘇，不是爆梗的笑談，反是一種獨特而厚重的身份認同感。我不介意說自己的省份是“散裝”的，這世上哪里還有另一個地方，能夠如此豐富多元，如此齊頭并進？

原標題：《作為江蘇人，我挺怕被人問是哪里人》

欄目主編：陳抒怡 文字編輯：陳抒怡

來源：作者：余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