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國的歷史長河中，陳炯明是一個備受爭議且常被誤解的人物。長久以來，他被簡單地貼上 “軍閥” 的標簽，其復雜的思想、豐富的政治實踐以及在特定歷史時期的作用，都被這一標簽所掩蓋，致使其在歷史中的真實地位被遠遠低估。

深入探究陳炯明的一生，我們會發現他有著獨特的思想主張與實際行動，其主政兩廣時期也有著不可忽視的政績，而他與孫中山之間的矛盾沖突，也有著更為深層的時代背景與理念分歧。因此，以科學中立的態度重新審視陳炯明，有助于還原歷史的真相，也能讓我們從一個獨特的視角去理解那個風云變幻的時代。

陳炯明思想主張

陳炯明出生于 1878 年的廣東省海豐縣，自幼接受傳統儒家教育，還中過秀才，后考入廣東法政學堂，接觸到了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1909 年，他當選為廣東咨議局議員，并加入了同盟會，從此踏上了政治舞臺。在辛亥革命時期，陳炯明積極響應革命，率領民軍光復惠州，隨后在廣東軍政府中擔任要職，參與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動。在 “二次革命” 和 “討袁”“護法” 斗爭中，陳炯明也屢建功勛，出任援閩粵軍總司令，逐漸成為南方革命陣營中的重要人物。

陳炯明的思想主張中，最為引人注目的當屬 “聯省自治”。20 世紀初，“聯省自治” 論在國內興起，不同的人懷有不同的動機。對于一些軍閥和政客而言，“聯省自治” 不過是他們保存實力、割據地盤的幌子。然而，陳炯明似乎對這一理念情有獨鐘。

1918 年 12 月，他率領援閩粵軍進駐福建漳州后，兩次電辭廣州軍政府給他的福建省省長的任命，堅持 “以閩治閩”，并稱 “以省長而論，則炯主張以民治民，非唯今日宣言，抑亦平生之宗旨。區區之愚，既不敢以福建為割據之資，尤不敢以省長為酬庸之具”，還認為 “炯主張以閩治閩，以民治民，蓋地方分治之基，國家統一之法，悉原于是” 。

在閩南地區的兩年多時間里，陳炯明致力于 “刷新政治”，試行地方自治。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發展教育、興辦實業、改善市政等。美國駐廈門領事凱利頓在 1920 年 8 月 31 日發往華盛頓的一份報告中，高度稱贊陳炯明在漳州的政績，稱之為 “模范小中國”，并說 “陳氏…… 施行各種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極佳，結果人民都感滿意” 。一份德國報紙也評價陳炯明為 “東方一顆明星，正在發出光芒”。這些都表明，陳炯明并非單純地將 “聯省自治” 作為政治工具，而是有著自己的理想與追求，試圖通過地方自治的實踐，為國家的統一和發展探索一條新的道路。

1920 年 8 月，陳炯明奉孫中山之命回師廣東，驅逐盤踞廣東的桂軍，并于 10 月 28 日攻克廣州。11 月，陳炯明就任廣東省省長兼粵軍總司令。1921 年 4 月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后，任命陳炯明為陸軍部長和內政部長。主政廣東期間，陳炯明大力推行他所推崇的 “聯省自治”。

1920 年 11 月，他發布《告廣東父老兄弟書》，宣稱 “今日以后，廣東省者，廣東人民共有之，廣東人民共治之，廣東人民共享之”。到 1921 年，全省 92 個縣都推行了民選縣長、議員。12 月 19 日，廣東省議會通過了具有鮮明自治色彩的《廣東省憲法草案》，聲明 “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規定對于中央政府的立法和行政，省政府擁有否決權和不承認權。

1921 年，陳炯明還創立了中國第一個建制市 —— 廣州。1922 年 5 月，陳炯明發表《聯省自治運動》一文，系統而完整地提出了 “自治”“聯省”“聯邦” 的政治綱領。在經濟方面，陳炯明鼓勵興辦實業，并對民資企業大力扶持，使廣東成為當時全國經濟發展最好的地區之一。在教育方面，他具有遠見卓識，聘請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來廣東主持公辦教育，同時大力發展私人教育，推動了廣東地區教育事業的進步。這些舉措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具有一定的開創性和進步意義，為廣東的現代化進程奠定了基礎。

陳炯明與孫中山的矛盾根由

早年的陳炯明曾是孫中山的追隨者和擁護者，在革命初期，兩人攜手合作，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而共同努力。然而，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兩人在諸多問題上逐漸產生了嫌隙。當孫中山規定中華革命黨黨員須向領袖宣誓效忠，絕對服從，還要打手模指印時，陳炯明認為這有損人格，拒絕執行。

1921 年 4 月，200 多名議員召開非常國會，在孫中山堅持實行記名投票要求下，表決通過了《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大綱規定大總統的產生和權限，卻沒有任期，一切政務、軍務、內閣任免等均由大總統一人獨斷，孫中山被選舉為非常大總統。

此舉遭到陳炯明的反對，他認為依總統選舉法，總統應由兩院聯席選出，出席議員至少達到全部的 2/3 即 580 人，才能舉行總統選舉，此時廣州舊國會議員只有 200 多人，還不夠原眾議院人數的一半，而且實行記名投票存在問題，質疑 “這和之前北方毀法，又有什么本質不同”，并拒絕參加就職典禮。自此，二人政見分歧開始明朗化。

而孫中山和陳炯明的矛盾最終在堅持還是反對北伐的問題上總爆發。孫中山主張通過北伐，武力統一中國，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而陳炯明則認為，當時中國的首要任務是進行地方自治，通過各省的自主發展和聯合，實現國家的和平統一。

1922 年 6 月 16 日，陳炯明部下葉舉圍攻總統府，炮轟孫中山寓所，制造了 “六一六兵變”。這一事件成為兩人關系徹底破裂的標志，也使得陳炯明被孫中山的支持者視為 “革命叛徒、民國罪人”。但從更深層次來看，這一聲炮響的背后，是孫、陳二人對 “如何統一中國、如何治理中國” 觀念的巨大分歧的總爆發。

陳炯明在孫中山逝世后，親擬了一副挽聯致悼：“惟英雄能活人殺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與故交曾一戰再戰，公仇私誼，全憑一寸赤心知。” 挽聯中表示，導致自己和孫中山一戰再戰的是 “公仇”，而非個人恩怨，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陳炯明對兩人矛盾的看法。

“六一六兵變” 后，陳炯明與孫中山徹底決裂，他在廣東的統治也逐漸走向衰落。1925 年，廣東革命政府舉行了兩次東征，旨在討伐陳炯明。第一次東征在 1925 年初進行，沉重打擊了陳炯明的勢力。

第二次東征于 1925 年 9 月展開，此時陳炯明趁滇桂軍閥叛亂之機，派林虎、洪兆麟、葉舉等部兵分三路，進占海豐、陸豐、紫金、老隆等地，并于 9 月 16 日由滬抵港，籌劃進犯廣州事宜。然而，在東征軍的英勇作戰下，陳炯明的部隊大部被剿滅，其勢力被徹底逐出廣東。1926 年，陳炯明兵敗后隱居香港。

在香港期間，陳炯明依然關注著國家的局勢，他在窮困中寫下《中國統一芻議》，進一步闡述了他的 “聯省自治” 思想和對國家統一的思考，試圖為亂世中的中國尋找一條出路。盡管他的政治影響力已大不如前，但他始終堅持自己的政治理念，未曾放棄。除此之外，陳炯明還將美洲致公堂改組為中國致公黨，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抗日，直至今日都是參政黨之一。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人企圖拉他下水，他則反過來要求日人歸還東北三省。日人拉攏不成，仍贈他8萬元支票，陳炯明在支票上打叉退還。

如何評價陳炯明

但陳炯明忽視了軍閥個人的私欲，并非每個手握重兵的軍閥都愿意像他一樣實行民主。所以“聯省自治”的主張，注定只能成為歷史的泡影。1933 年 8 月 22 日，陳炯明在香港病逝。據稱其逝前索筆，口中還連呼 “共和” 等語。

陳炯明的晚年頗為窮困潦倒，甚至連棺材都買不起，最終用的是老母親的壽材。他的離世，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然而，他所留下的思想和政治遺產，卻值得后人深入研究和反思。

陳炯明不能簡單地被視為一個普通的軍閥。他有著自己獨特的政治理想和追求，雖然 “聯省自治” 的主張在實踐中面臨諸多困境，且其與孫中山的矛盾沖突對革命事業產生了重大影響，但他在地方治理、教育發展、經濟建設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績，不應被忽視。

在評價陳炯明時，我們需要摒棄簡單化、片面化的觀點，以科學中立的態度，將其置于特定的歷史背景中進行全面、客觀的分析。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加準確地認識陳炯明這一復雜的歷史人物，也才能從他的經歷中汲取更多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為理解近代中國的政治變遷和社會發展提供更豐富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