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員請就位》中鐘欣潼對阮玲玉之死片段的精彩演繹，讓阮玲玉之死再度成為熱議話題。她將阮玲玉想活卻不得不赴死的絕望，以及人心涼薄、人言可畏的處境詮釋得淋漓盡致，勾起了大眾對這位默片女王的回憶。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阮玲玉憑借精湛演技驚艷影壇，成為默片女王。然而，1935年3月8日，她卻突然自殺，震驚整個上海，輿論瞬間炸開了鍋，各種猜測和討論甚囂塵上。阮玲玉死后，先后流出四封遺書，真真假假，眾說紛紜。唐季珊率先拿出兩封遺書，將矛頭指向張達民，可張達民卻質疑遺書筆跡，認為唐季珊偽造。一個月后，香港小報又刊出梁家姐妹提供的另外兩封遺書，內容截然不同，讓事件更加撲朔迷離。四封遺書真偽難辨，但阮玲玉的人生悲劇卻是實實在在的。那么，這些遺書背后究竟隱藏著怎樣的真相？阮玲玉之死又有著怎樣不為人知的故事呢？

因為《演員請就位》的一段表演，阮玲玉之死重新成為熱議的話題。

演員鐘欣潼因將阮玲玉之死的片段演得細膩動人，收獲好評——眼睛里寫滿了想活，手上卻不得不赴死，真正詮釋了什么叫人心涼薄，人言可畏……

鐘欣潼飾演的阮玲玉

阮玲玉遺事：遺書有真假，悲劇卻是真的

對大多數人來說，“阮玲玉”這個名字，并不陌生。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阮玲玉憑借扎實精湛的演技驚艷影壇，成為名副其實的默片女王、“中國的嘉寶”。然而，1935年3月8日——全國婦女解放日這一天，她突然自殺，驚動整個上海，各種輿論甚囂塵上，對阮玲玉的自殺展開了一場大討論。

阮玲玉

阮玲玉死后，先后流出四封遺書，真真假假，眾說紛紜。按常理，阮玲玉留遺書是有充分理由的。作為女兒和母親，她有必要留下遺書，對其母親和養女有所善后；作為員工，她也有必要給電影公司一個交代。

最早聲稱阮玲玉留有遺書，而且還是兩封的，是阮玲玉的“現任”丈夫唐季珊。

第一封這樣寫道：

我現在一死，人們一定以為我是畏罪，其是（實）我何罪可畏？因為我對于張達民沒有一樣有對他不住的地方，別的姑且勿論，就拿我和他臨別脫離同居的時候，還每月給他一百元。這不是空口說的話，是有憑據和收條的。可是他恩將仇報，以冤（怨）報德，更加以外界不明，還以為我對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了又想，惟有以一死了之罷。唉，我一死何足惜，不過，還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罷了。

第二封內容是：

季珊：我真做夢也想不到這樣快，就和你死別，但是不要悲哀，因為天下無不散的宴席，請代千萬節哀為要。我很對你不住，令你為我受罪。現在他雖這樣百般的誣害你我，但終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樣活著呢。鳥之將死，其鳴也悲，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靈，將永永遠遠保護你的。

我死之后，請代拿我之余資，來養活我母親和囡囡（阮玲玉養女），如果不夠的話，那就請你費力罷！而且刻刻提防，免她老人家步我后塵，那是我所指望你的。你如果真的愛我，那就請你千萬不要負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緣來生再會！另有公司欠我之人工，請向之收回，用來供養阿媽和囡囡，共二千零五元，至要至要。另有一封信，如果外界知我自殺，即登報發表，如不知請即不宣為要。

阮玲玉絕筆（民國）廿四年、三月七日午夜

阮玲玉在第一封遺書里，語氣強硬地痛責前夫張達民“恩將仇報”，讓她陷入可怕的輿論漩渦之中，只得以死自證清白。“人言可畏”四個字，也成為轟動一時的絕語。在第二封遺書里，表達對現任唐季珊的安慰和感激，言語間多是溫柔，遺書對張達民、唐季珊兩人的態度，阮玲玉一踩一捧，愛憎分明。

遺書公布之后，輿論沸騰，乃至有人質疑其真實性。大家的懷疑不是沒有道理：阮玲玉原本讀書不多，極少寫作，加上生死關頭情緒激動，不大可能會留下這樣行文暢達的遺書。張達民也表示“筆跡不對”，矛頭直指唐季珊偽造遺書，故意抹黑別人，洗白自己。

最關鍵的疑點還是阮玲玉對唐季珊的態度。眾所周知，唐季珊對阮玲玉始亂終棄，甚至在公開場合毆打過阮玲玉。阮玲玉死前的態度，十分反常，所以遺書是假。

果然，就在唐季珊拿出阮玲玉兩封遺書的一個月后，香港小報《思明商學報》刊出了阮玲玉的又一版遺書，同樣是兩封，由梁賽珍和梁賽珊姐妹倆提供。

第一封：

達民：我已被你迫死的，哪個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離后，每月又貼你100元嗎？你真無良心，現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滿意足啊！人們一定以為我畏罪，其實我何罪可畏，我不過很悔誤（悟）不應該做你們兩人的爭奪品，但是，太遲了！不必哭啊！我不會活了，也不用悔改，因為事情已經到了這種地步。

第二封：

季珊：沒有你迷戀“XXX”（指唐季珊的新情人），沒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約不會這樣吧！我死之后，將來一定會有人說你是玩弄女性的惡魔，更加要說我是沒有靈魂的女性，但，那時，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過去的織云（即張織云，唐季珊曾玩弄過的女影星），今日的我，明日是誰，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

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媽媽和小囡囡（阮玲玉養女），還有聯華欠我的人工2050元，請作撫養她們的費用，還請你細心看顧她們，因為她們唯有你可以靠了！沒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歡的事了，我很快樂。

玲玉絕筆

這兩封遺書整體風格一致，阮玲玉都列舉了張達民和唐季珊的暴行并深受其苦，張達民的苦苦相逼，讓自己而走上絕路，唐季珊的毒打是“壓死駱駝最后一顆稻草”。

不過梁家姐妹提供的這一版遺書，也有人認為動機不純。名義上為阮玲玉伸冤，實則是為了自保。因為當時唐季珊與梁賽珍有染，坊間早有傳聞，梁賽珍與阮玲玉還是鄰居，關系密切，“識姐近十載，相待如骨肉”。

如果傳聞是真，那么遭受愛人與閨蜜雙重背叛的阮玲玉，該是多么失望無助而走上絕路。

歷史就是這樣一個不斷被敘述，不斷被建構的過程。四封遺書，真真假假，其實已經不那么重要了。不過阮玲玉的死，她的人生悲劇卻是真的。

阮玲玉情事：“貪一點兒依賴，貪一點兒愛”

對阮玲玉來說，愛情是她的一種內在“生命氣質”。浪漫而又情感豐富的阮玲玉，總是“貪一點兒依賴，貪一點兒愛”。只可惜深情總是錯付，最終落得遍體鱗傷，香消玉殞的結局。

阮玲玉16歲那年，張達民對她一見鐘情，好女怕纏男，架不住張達民的窮追猛打，不久兩人便開始同居。然而，張達民自幼嬌生慣養，不學無術又揮霍無度，讓兩人的生活越發拮據。直到阮玲玉進入明星公司拍攝電影，挑起養家糊口的重擔。隨著阮玲玉事業上的成功，她與張達民之間的愛情也走到了盡頭。

阮玲玉一方面努力拍戲，掙錢維持這個家；另一方面卻又愛得卑微，對自己的處境優于張達民而心懷不安。就連分手之后，仍三番兩次求人給張達民安排美差事，說明她念舊情，對張達民仁至義盡；也說明了她對“女強男弱”的兩性差距是有心理負擔的。

阮玲玉的矛盾心理，給了張達民可趁之機。敏感的阮玲玉擔心自己名譽受損，不希望感情隱私見報，使得張達民以此為要挾，不斷敲詐勒索，最終對簿公堂。

就在阮玲玉急于擺脫張達民時，唐季珊趁虛而入，給了阮玲玉短暫的慰藉。然而讓她萬萬沒想到的是，剛出了虎穴，又進了狼窩。

茶葉富商唐季珊當時四十歲，給時人的印象就是玩世不恭、揮金如土，他是情場老狐貍，尤其與電影女明星走動頻繁。1932年，唐季珊拋棄影星張織云，猛烈追求阮玲玉，處處殷勤體貼。

彼時張織云曾致信阮玲玉：“我的現在，就是你的將來。”

然而甜蜜攻勢難以抵擋，正如阮玲玉自己所言：“我太軟弱了，我這個人經不起別人對我好。要是有人對我好，我也真會像瘋了似的愛他！”

阮玲玉最終還是接受唐季珊，與張達民簽訂脫離約據，于1933年8月開始與唐季珊同居。

同居后，唐季珊的真面目才慢慢顯露出來。他不僅在外拈花惹草，生性放蕩，對阮玲玉的控制也十分嚴重，阮玲玉出席活動不能自己做主，要先獲得唐的批準。他還甚至在公共場合打罵阮玲玉。

唐季珊扭曲而又狂暴的愛，讓阮玲玉痛苦不堪。唐季珊與其他女性的曖昧糾纏，也讓阮玲玉傷透了心，對愛情失望至極。

“張達民只是把我當作搖錢樹，唐季珊也只是把我當作專利品，他們誰也不懂的什么是愛情。”

當張達民控訴阮玲玉，所有的負面新聞接踵而至，面對人言可畏的僵局、虛情假意的愛戀、一再失敗的婚姻，阮玲玉心已死，決定一死了之。

人言可畏：是非太無憑，百犬吠聲殺弱者

無可否認，導致阮玲玉自殺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新聞記者的夸張報道卻難逃干系。

各色小報雜志不斷“爆料”阮玲玉生活隱私，并對她和張達民、唐季珊三人之間的關系進行過度渲染，做了很多不負責任的報道。甚至一些報紙對她主演的《血淚碑》《白云塔》《故都春夢》等影片進行臆想捏造，將阮玲玉的生活，與她在屏幕上扮演的風塵女角色混為一談。

乃至于《申報》也用“通奸”等字眼描寫阮玲玉，一時間，阮玲玉成為吃瓜群眾口中的“放蕩女”。敏感且愛惜名譽的阮玲玉，就這樣被逼上絕路。

可見阮玲玉遺書可能是假，但那句“人言可畏”卻是千真萬確的。即便是阮玲玉死后，一些新聞記者仍然沒有消停，指責阮玲玉的愛慕虛榮，禁不住金錢誘惑，才會被男人玩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

阮玲玉自殺后不久，魯迅寫下《論“人言可畏”》一文，痛斥當時新聞界的丑惡現象和惡劣風氣。最終，阮玲玉的死上升為嚴肅的社會問題。這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也是社會發展進程的一面鏡子。

1947年10月7日，中國第二起“阮玲玉式”的悲劇發生。上海越劇名伶筱丹桂自殺，留下遺言：“做人難，人難做，死了。”

與阮玲玉自殺后，社會輿論更多的是側重于娛樂八卦、明星隱私，流于表面化相比，筱丹桂自殺后，輿論走向更富正面色彩，較為理性和深入。人們更多的是透過其自殺現象，探究社會本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筱丹桂更是被塑造成反對夫權的典型。

只可惜，阮玲玉沒能等到這樣的好時代。在《演員請就位》節目中，阿嬌所念的遺書是由梁家姐妹提供的版本。也就是說，是張達民和唐季珊兩個男人，合力害死阮玲玉。這種推論，在當時雖有爭議，卻也有其合理的社會根基在。

民國時期，人們積極擁抱新思想，崇尚自由平等的愛情觀，但是在情感上，統御幾千年的傳統倫理道德依然是支配他們的行為準則。

對于阮玲玉來說，愛情是她一生的跋涉。阮玲玉自認是新女性，卻也始終受制于“舊傳統”，無法逾越男女兩性的“道德鴻溝”。

在阮玲玉悲劇中，可以發現社會輿論對于男女兩性的關系，存在著雙重的道德標準，一方面，人們對男性的道德要求寬松，嫖娼、納妾、重婚等不道德行為，可以得到包容，最多只是加以無關痛癢的譴責；而另一方面，人們對女性的道德要求卻嚴厲至極，女性群體在舊社會處處遭受著壓迫和歧視。這種“雙標”注定了阮玲玉的悲劇。

阮玲玉之死，遺書真假難辨，但背后的真相卻令人唏噓。她一生渴望愛情，卻總是深情錯付，在張達民和唐季珊之間輾轉，最終遍體鱗傷。而新聞記者夸張報道、過度渲染她的生活隱私，將她與銀幕角色混為一談，用“通奸”等字眼攻擊她，讓她陷入“人言可畏”的絕境。即便在她死后，一些記者仍指責她咎由自取。魯迅為此寫下《論“人言可畏”》，將她的死上升為嚴肅的社會問題。與阮玲玉相比，筱丹桂自殺后輿論走向更理性深入，可惜阮玲玉沒能等到這樣的好時代。阮玲玉自認是新女性，卻始終受制于“舊傳統”，無法逾越男女兩性的“道德鴻溝”。社會輿論對男女兩性關系的雙重道德標準，注定了她的悲劇。阮玲玉之死，不僅是個人悲劇，更是時代的悲劇，值得我們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