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峰，男，1983年生于吉林長春市。著有長篇小說《維以不永傷》《為他準備的謀殺》《一、二，滑向鐵軌的時光》《淡藍時光》《白色流淌一片》等，短篇小說、散文數十篇，及《獨刺》等影視作品。

一

主編說，要珍惜，詹周氏快九十歲了，我可能會是最后一個見到她的媒體人。這算激勵還是撫慰?沒任何意義。我估計連主編自己都不知道為什么采訪她，無非是在哪里翻檔案，看到了民國三大奇案，發現這三個案子，百十來號人，好像就詹周氏還活著。盯著民國時期的影印照她突發奇想，如果這周末把我派過去，拍一張她九十歲的樣子，彩色數碼的，貼在她三十歲的黑白照片旁邊，一定很有趣。

可是這對我來說很無趣，上海到大豐農場來回六百公里，主編只批我五百塊錢經費，況且兩地不通火車，早上一班從人民廣場出發的大巴，晃悠到下午才到，晚上就要從那邊再折回來。主編提醒我，干萬別誤點，那就是個農場，可能連招待所都沒有。

用不著她提醒，還沒出發我就急著趕回程車了。坐上大巴我便開始睡覺，睡到睡不著的時候，我翻出民國三大案的資料，試著做點功課。但很快就被另兩個奇案吸引了，回頭再翻翻詹周氏的案子，到底奇在哪兒呢?也許是生命力，我望著窗外想，大家一不留神，就讓最初的那個人活到了最后。

大巴十二點多才到，下了車照著地址坐兩站區間公交。好像農場都這樣，街名地名都是按數字排的，五號門四十七街區五百一十八棟三樓三十六中門，不在這兒待個十年八年，肯定搞不清楚五號門和六號門有什么不一樣。

站在門前我弄平衣領才按門鈴，開門的是個中年女人，問我找誰。我說詹周氏。

“沒姓詹的，”她說，“找錯了。”

是弄錯了?我下樓給主編打電話，我說，詹周氏原名叫什么?

“不是詹周氏嗎?”她說。

“那是民國的叫法，她嫁給了一個姓詹的，所以叫詹周氏。現在早不這么叫了，她原名叫什么?”

“讓我想想，”電話那邊停頓了一陣，思考過后她告訴我，“她應該姓周。”

“對的，”我也不知道說她什么好，干脆像她一樣停頓一會兒，“還有嗎?”

“還不夠嗎，你找一個姓周的老太太，還不夠嗎?”

她說了兩遍還不夠嗎，那一定是夠了。可是再上樓還是不對。還是中年女人開的門，我說找一個姓周的老太太，她搖頭，警惕地盯著我，好像我成了一個專門搜集老太太的變態。就在她懷疑的時刻，我又問了一句蠢話，我說：“那你們家有老太太嗎?”

這次連頭都沒搖，直接把我關在門外。下樓再跟主編確認，這回是確認地址，沒問題，5,47,518,3,36,這五個數一個都沒錯。說著說著她突然轉換話題，讓我拍張照片給她。

“我懷疑你就在上海，根本沒去。”

“我在這里。”

“那你就把詹周氏找到，她就在三十六中門。”

我重新上樓，再次敲開門，這次沒再打聽，直接拿出黑白影印照給她看。“你母親今年八十七歲，這是你母親三十歲的樣子。”

她有些猶豫，端詳了半天，沒理會我，轉身沖房間說：“媽，外面有個人，好像是找你的。”

她讓我等，但依然把我關在門外，門再開啟，是一個拄拐的老人站在門邊。她用普通話問我是找她嗎。我一時慌神，腦子里沒法將她此時的樣子和照片對上號。除了衰老，她過于瘦小了，看起來一米五出頭，也就七十來。

我不知道這東西怎么算，她現在弓著身子一米五，六十年前她風華正茂時該有多高。她又問我一遍，我從哪里來，是不是找她。

我需要確認一下：“您是詹周氏嗎?”

我沒想到她反應如此巨大，好像封存已久的不堪被我一下子揭開了。看她瞪著眼睛，嘴唇發抖，弄得我還有些愧疚。我沖她微微點頭表示歉意。平復過后她說起了上海話，問我是不是上海來的。她的上海話有種很奇怪的腔調，像老酒陳釀，弄得我一時接不住，只是點點頭。她邀請我進門，坐在沙發上我明白了，這是民國時期的上海話，她五十多年前就離開了上海，沒回去過，不知道上海人現在怎么講話。不堪可以封存半世紀，她把上海話也封存在大豐農場，難得拿出來講一回。

她女兒聽說我是從老家來的，一改之前的冷漠，洗凈水果端上來，要我留下來吃晚飯，她把兄弟姐妹都叫過來聚一聚。

“他們都在農場嗎?”

“是啊，都住得不遠。”

確實不遠，不出二十分鐘，就進來七八個拎著雞鴨魚肉的中年男女。我腦子里瞬間冒出一個畫面，這些接到消息的兒女們，一個個撂下電話，就從一號門二號門三號門走出來。這令我有些無措，我說還要趕晚班車，不能等晚飯了。

“那我們一會兒就吃。”她的某個兒子說，之后沖著廚房喊，“別做菜了!吃火鍋，有什么下什么!”

好一陣詹周氏沒說話，倚在沙發一邊端詳我，似乎懷疑我是哪個故人的孩子。我把名片遞過去。她不識字，她女兒接過來讀給她，大聲說人家是《泰來報》的記者。

我補充道：“我們報社四十年代報道過很多關于你的事情。”

“什么事情?”她女兒問。

我也不知道該不該說。還好菜擺上桌了，大家陸續圍著炭火鍋坐下來。他們跟我敬酒，我推辭說不能喝，他們說就這一杯，多了不勸。但這一杯也喝得我有點難受，臉上熱騰騰的。他們套話問詹周氏年輕時怎么了，這么多年還要來采訪。我不方便說，他們就問問題，讓我回答是或否。有名嗎?轟動嗎?全上海人都認識她?這些我都點頭，答案顯而易見，原來母親年輕的時候是明星，十里洋場的交際花。我這次沒點頭，但也沒忍心搖頭。我想象，如果我說出真相，此情此景會是什么樣?你們都別興奮了，你們的母親不會唱歌，也不會跳舞，沒演過任何戲，之所以六十年之后還有人采訪她，是因為她年輕時是上海最臭名昭著的女殺人犯。

我當然沒法說，我只要求給老太太拍張照片存檔。有兩個男的放下筷子，在老太太身后鋪上背景墻。我數一二三，按下快門的時候感覺不對勁。我說放輕松，再拍一張，這次沒數數，抓拍了幾張自然點的。工作完成，有人建議我拍張全家福，還有幾個孩子在外地，不過這回有幾個算幾個。我連拍兩張，鏡頭里面的每個人都笑得過于幸福。看著小片我都有點拿不準，這些人真的會是一個女殺人犯生育的嗎?

四點半左右我要告辭了，老太太說送送我。年紀大了，平常她幾天不下樓的。大家明白母親的心思，是想單獨跟我聊聊。于是陸續都找些理由要走，什么接孩子放學，去市場買菜，去農場上夜班。就連住在她身邊的那個女兒，也在屋里轉了幾圈，什么也沒說，就出去了。

房間瞬間只剩下我們倆。她先對我說謝謝，我沒有戳穿她。我說應該的，不管你過去干了什么,該判的刑也判了，該坐的牢也坐了，到安享晚年的年紀了。她沒接話，僅僅凝視著我，忽然問我是不是警察。

“是不是我的案子翻了?”

“怎么翻?”我問。

“你們查到別的了?”

“不知道，我不是警察，我就是一名記者，被主編派過來給你拍張照片，甚至都不寫稿子，不發報紙。”

她不明白，那表情像是不明白我為什么要騙她。我轉話題問她，你兒女真多，兒孫滿堂。

“都是收養，”她說，“我不管，他們就餓死了。”

怪不得他們都笑得過于幸福，原來這些幸福都是撿來的。我奇怪她怎么養得起這么多孩子。她說出獄后她在幼兒園工作，晚上擠在一張床上，白天把孩子們帶進幼兒園蹭吃蹭喝就行了。

似乎不這么容易，孩子們小學怎么辦，中學怎么辦，總之她熬過來了。差不多五點一刻，我說我得走了，趕回上海的大巴。她依然疑惑，問我，沒什么要問的了嗎?

“沒有了，我沒準備什么問題。”

“你不是記者，”她搖頭，“記者不是這樣的。”

“我就是來拍張照，我連你的案子，還是來時在大巴上才讀到。”

“你不是記者。”她嘀咕著。

好吧，我問一個：“你叫詹周氏，為什么解放后不姓周?”

“我恢復原姓了。”

“那以前姓周?”

“我也是孤兒，被周家收養的。”她說著說著眼睛發亮，“詹云影也是，只不過他來的時候十幾歲了，就不改名了。”

“也在周家?”

她點點頭。

“那是老爺許配的，還是，你想嫁給他?”

她仰頭望天，像是在回憶，又像是不想回答。我也不方便多問，九十歲的老人了，我又不發稿，沒必要讓她痛苦一回。我沖她微微鞠躬，穿鞋出了門。

當地人說回程車在二號門，走走就能到。穿三號門的時候下雨了，不過很小，本來天就是蒙蒙的，要不是雨點啪啪啪打在玉米上，我都不知道正在下雨。我踩在壟上走，左邊是農田，右邊也是一片農田。我換位思考，如果我是主編，這一天的采訪會用一個什么樣的標題。贖罪?殺戮與扶生?算了，不上稿是對的

后來雨停了，至少沒有了雨點聲。想起某個朋友說過的話，在這種地方，你每個腳印都是告別，因為你不會再回來的。二號門前后有個長途車站，看起來比上海的公交站還小。有兩三個一起等車的，上了去往鹽城的大巴。到六點十分我著急了，三十米遠有個調度亭，一個老人在里面聽收音機。我過去趴在窗口問：“去上海的車幾點走?”

“去哪兒?”

“上海。”

“這里就是上海啊。”

“不是，我說我要去上海。”

老人把收音機關掉，從錢袋找出身份證說：“小伙子，你看我身份證啊，是上海戶口啊。”

我接過來，是310開頭，地址是上海大豐農場。這里叫飛地，這地方是上海的。就好比在夏威夷或是阿拉斯加，打聽怎么去美國一樣可笑。當然老人在跟我抬杠，他知道我說的美國是紐約和洛杉磯，我說的上海是浦東和浦西。他說早就發走了，每天晚上五點半，大巴就停在車站，湊夠一車人就走。

“再說就算等你，也沒座位了呀。”

“下班車什么時候?”

“明天，”他把收音機打開，暗示我，這是跟我說的最后一句話，“明天早上有一班。”

我給主編打電話，我說沒趕上車，而且真被你說中了，這邊沒有旅館酒店。

“去敲詹周氏的門吧。”

“只能這樣了。”我左手握著電話，在壟上往回走，想一想自己都笑了，“我剛才還在想，每走一步都是告別，現在我還真就回來了。”

“沒準還真是告別。”

“嗯?”

“你去詹周氏家，在她家過一夜，她不睡覺，在客廳等你睡著，五六點鐘握著菜刀把你喊醒，是不是跟詹云影的死很像。所以啊，不是沒什么寫的嗎，明天你就有料可以寫了。”

我沒說話。

“我開玩笑呢，她都九十歲了，你怕什么啊?”

“我本來不害怕的。”

“那現在也別怕，去敲她的門，說借宿一夜。”

樓道里聲控燈，連敲帶喊也不亮。開門的一刻反倒是亮了。她女兒開的門，要我快進來，倒一杯熱水給我。沒幾分鐘詹周氏出來了，讓女兒回房休息，指了指空房間，說我可以睡在那邊。我說你也早點休息，匆匆進臥室避開她。

房間能關不能鎖，我搬把椅子倚在門前。關上燈我有點害怕了，坐在床邊看門底客廳的光。不一會兒客廳的燈也熄了。我想這總算好了吧，沒事了。躺到床上我才聽出來，詹周氏并沒有回房，客廳里還是有窸窸窣窣的聲音。似乎她一直在那里，靠在沙發上等我睡熟。我想出去看看，假裝上個廁所，但我真的恐懼，也許她正握著菜刀等著我。

不能就這么睡著，也不能貿然開燈。我掏出相機翻照片，最新的幾張是合影，看著大家喊茄子心里好多了。往前翻是詹周氏抓拍的幾張，怕什么,不就是一個慈祥的老人嗎。那張作廢的照片，我數一二三拍下來的詹周氏，還在我相機里。為什么不對勁呢，我把相片放大，嘴角過于緊繃，上下牙合得太緊，主要是眼神，瞪著相機，真的是目露兇光，就好像那一刻，有個更兇險的靈魂鉆進了她體內。也許那個人一直住在她身體里，時不時出來一次，也許今晚就是他出來的時候。

我關上相機，看著無邊無際的黑暗，這時有個腳步聲離我房間很近了，然后在門前的時候停下來。我聲音發抖，有些失聲地問，誰?門外沒回答，倒是將手掌貼在了門上。

“有人嗎?”我問。

是的，有人，手掌向前一推，門咯吱的一聲，開了。

二

開門的一瞬間晨曦的光芒令詹周氏感到有些刺眼。那是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清晨。一九四五年在上海有好幾種叫法，那一年的下半年叫民國三十四年，而上半年，所有的公函、報紙，以及需要存檔的記錄日期，則統一記為昭和二十年。此時距上海淪陷已經八年，一九三七年的幾場大仗之后，仿佛又回到了太平盛世。

正如薩特所言，巴黎被占領后最大的變化，就是一幫德國人在這兒辦了幾場舞會。對住在醬園弄的底層人來說，日子沒變化，該怎么過還怎么過，富人還是那么富，他們依然租房過日子。中華民國走就走了，況且弄堂里有一半的人還出生在光緒、宣統年間；日本人來就來了，反正又沒進到醬園弄里，大不了就跟兩百年前從東北過來的滿人一樣，再過個二三百年，把日本并作中國的一個省好了。

民國三十四年，或是昭和二十年的三月二十二日，住在醬園弄二樓的詹周氏一大早就出了門，她差不多也知道，這將是她在醬園弄的最后一天。有好多事情等著她去做，她要打扮得漂亮一些。那時代在上海，即使像詹周氏這樣的上海女人，都要準備兩種衣服，頭一種是平常穿的，樸素一些，甚至還有補丁的衣服；另一種是為了正式場合，兩側分衩的旗袍，雖然一輩子也沒幾次正式場合，雖然高檔衣服她只有這一件。

下樓梯時高跟鞋驚擾到了樓下的房東王燮陽，他端著正吃的面條走出來，從底下看上去，只見兩只藏在旗袍里的長腿在樓梯處漸漸露出來。待詹周氏漸漸走下來，王變陽問她昨晚怎么了，你家大塊頭夢見什么了，叫那么大聲?

王燮陽不算有錢人，只能算二房東，當然比他們好多了，這幢樓都是他包下來的，再一家家租給她丈夫詹云影這些人。詹周氏有點走神，她正留意房東右側上鎖的那道門，那是何惠賢的房子。看來他比自己還早就出門了。

房東問了兩遍她才回答他：“可能是夢見自己輸錢了，你不知道大塊頭嗎，最可怕的夢也就是輸錢了。”

"他呀，總得找點事情做，不能死等著日本人走再做事，萬一日本人不走呢，大塊頭能賭一輩子?”

詹周氏搖搖頭，出了弄堂，往右走八百米是張小泉的刀鋪。經過時她對老板點點頭，張小泉喊住她，問她前兩天在這兒做的刀怎么樣，快不快?

“挺快的。”說完她就明白老板的意思了，告訴他剩下的一點刀款，明天就跟他結清楚。

反而是老板不好意思了，把她拉過來說點別的。他指著對面要出兌的生煎攤子，低聲問她：“還想不想做了，我一直幫你留著呢，好多人來問過了，想在那擺攤，我就說風水不好，下面埋著抗日的兵，做不了生意。”

“你別留了，讓他們做吧。”

“不是，”刀鋪老板有一絲失望，把她胳膊抓得更緊，“是你跟我說，我要是給你留著，你就會給我留著。”

詹周氏撥開他的手，對他笑了笑，湊在他耳邊輕聲說：“那我們就都別留著了。”

她上午要去兩個地方，第一站是遠東飯店，從門口望過去，四層的大樓，差不多三人高的大堂，看起來是有錢人和外國人才來得起的地方。但進了門你就明白，這么大的飯店，一個廚子也沒有，外國人也不會來這種地方。里面烏煙瘴氣，上千號人圍著幾張桌，使勁喊著大小莊閑。詹周氏在里面找了一圈，最后在三號桌看見她要找的那個人。她在后面喊了幾聲小寧波，里面太吵，加上小寧波精力都集中在色鐘上，根本沒聽見有人喊他的名字。

詹周氏等了十幾秒，跟人說“借過”鉆進去，伸手去摸他褲袋里的錢袋。小寧波這時警覺起來，忽然抓住她的手，回頭一看是熟人，長吁一口氣。

詹周氏找他是要錢，她知道小寧波有賭債欠她丈夫的，她也知道她丈夫也有些賭債是欠別人的。外頭的她不管，可是別人欠她家的，她今天就要回來，況且，可能以后就沒機會了。

也許是輸光了，小寧波一分錢都沒還她。這不可能，詹周氏皺起眉頭，錢都沒了，還不回家，留在賭場做什么呢?跟小寧波扯了一會兒皮，她才明白，在賭場這是一類人，兜里沒錢，見誰玩得大就湊過去出主意，押大押小什么的幫他分析，錯了轉身就走，要是被他蒙對了，讓人贏了錢，他就跟要飯的一樣求著人賞兩個。

錢沒要來，可是下面的事情還得做。出了遠東飯店，她去上海第二紡織廠，以前沒來過，真奇怪，這么多年都沒來過。進了工廠，她一路打聽，找一個叫劉周氏的女工。這么大的工廠有好幾個劉周氏，最后在四車間見到了劉周氏。

她現在不姓周，隨夫姓，以前也不該姓周，都是自幼為孤，被周家收來做丫鬟養大的。各自出嫁之后，兩人竟一直沒能來往，以至于劉周氏在紡織車間里見到詹周氏的時候，瞪大眼睛都要哭出來了。

快十年沒見了，打從出了周家大宅，她們就沒有聯系過。詹周氏說，早該來看你的，你孩子流產的時候我就該來，你丈夫去世那年我也該來，我早該來的。說著說著她自己也哭了，掏出一個錢袋塞給劉周氏，說過意不去，一點心意。劉周氏哪里能要，推著她的手，問她老爺還好嗎。

該怎么跟她講呢，不知道是死是活，日本人進到上海，老爺把銀圓房子都捐了，才換回一條命，也不知身在何處。

劉周氏半天沒說話，仿佛在回想過去的日子。她問大塊頭怎么樣。見詹周氏不回答，猜測大家都一樣，過得都不好。劉周氏沒再多問，讓她等一下，她攢了一些布料去給她拿過來。

劉周氏走后，她看著忙碌的工廠，這是一九三八年日本人在上海建造的，制作紗布供應前線的戰士，不，是日本鬼子。一條條白色紗帶飄蕩在車間里，就像被日本人擊落的云彩。詹周氏看得著迷，情不自禁伸手摸了一下，放回去時她發現紗布變紅了，有點點血印在上面。她低頭看自己，衣服是剛換的，很干凈，臉和頭發出門前洗過，不會有血，唯有指甲嵌進去的血還沒有干。詹周氏把血從指甲縫摳出來，一時間幾個手指都沾上了血。她抬頭看車間，手指在下面搓個不停。

劉周氏對著更衣箱猶豫了一下，最后決定把布料全拿出來送給詹周氏。之后幾十年她一定會后悔那幾秒的猶豫，等她回到車間，詹周氏已經離開了，她還是把錢留在了桌上，留給了她說是一點心意，像是一生的繼續。十年沒聯系，像這樣子來，像這樣子走，像這樣子留下一大筆錢，一定是出什么事了。劉周氏坐下來面對錢袋有些難過，她覺得詹周氏是來跟她告別的，她就要走了，也許是永別。這都是怎么了，她抬起頭讓自己眼淚別掉下來，淚水蒙朧中她看見一絲血印在眼前飄飄蕩蕩，她眨眨眼睛，將眼淚擦掉，之后就再也找不到那條帶血的紗布了。

三

一天都沒等到，日落之前詹周氏被幾十個巡捕圍堵在醬園弄。起初發現的是她樓下的宋瞎子，這十幾年靠算命為生，他說自己本事上海第三，前兩名一個老得不成樣子，另一個跟著蔣介石去了重慶。找他占卦的還算不少，時局不好，人們總會有這樣那樣的不順。三月二十二日那天他沒出攤，感冒鼻塞，捂著被子在家睡了一天。醒來的時候一腦門子汗，他以為病好了，可鼻子依然不通氣，躺在床上他明白是樓上在漏水。他抹抹頭上的水，起床打算上樓跟大塊頭說說。

大塊頭不在家，是詹周氏開的門，見到宋瞎子的樣子嚇了一跳。倘若宋瞎子能看見，或是沒感冒，鼻子通氣，也會被自己驚到。從房頂滴下來落在他臉上的并不是水，而是肢解大塊頭流下來的血。宋瞎子看不到詹周氏的表情，他只是提醒她注意點，水漏到他臥房去了。

“好的，”緩和一下詹周氏回答他，“我會注意的。”

“在弄什么啊，弄那么多水在臥房?”

“沒事了，已經弄好了。”

今天有點怪，詹周氏的語氣冷冰冰的，那就沒必要多說了。他不知道現在是什么天色，睡到中午還是晚上。不過肚子餓了，他摸著扶手下樓，打算出醬園弄，到對面的羊湯館喝碗羊雜湯，吃個燒餅。街上行人匆匆，聽腳步聲人不少，可是沒人說話，好像在躲著點什么,腳步聲都是咚咚咚地離他越來越遠。他只是一天沒出門而已，到底是怎么了，日本人進來那天也不是這動靜。走到路中央他停下來，低著頭聽著一片一片的腳步聲，沒錯，不是打仗，大家是在躲著他。一輛汽車鳴笛從他身邊繞過，揚起的灰塵令他連打兩個噴嚏。宋瞎子抬起手臂抹掉鼻涕，深吸一口氣。這時候他明白了，此時的他在別人看起來，不再是一個年邁的盲人，而是一張血肉模糊的臉。

四

昭和二十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晚上，上海警察局副局長薛至武下班后沒回家，坐在辦公室里等人來接他。雖說是副局長，但已經算警務系統的老大。真正的局長叫周佛海，他更重要的頭銜是上海市市長。

泰來報社的副主編張言邀請他七點鐘看戲，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幾十年前的老戲了，好像是國內的一個女作家改了一下，結合她離婚幾年的感受，就著魯迅的那篇雜文，改成了《娜拉出走之后》。薛至武當然沒興趣，他知道張言是什么意思，泰來報社的主編吳玲上個月被他們抓走，他這是活動關系來了。保吳玲出來是不可能了，人是日本人點名要的。薛至武在想，要是讓吳玲在牢里好好活著，跟張言開個什么價碼合適。

張言的汽車就停在樓下了。電話打過來，告訴他醬園弄殺人了。殺人就抓人唄，也用不著他局長出隊。只是劇院是不能去了，公共場合人多嘴雜，這邊殺了人，局長在看戲，肯定說不過去。電話里他讓隊長帶一隊人過去，不要妄動，等他的命令。自己下樓走到張言的車前，俯身對后排的張言說：“局里有事，我過不去了。”

張言表示沒關系，據說這個戲要演一個月，哪天看都可以。

“別跟我說戲的事，我知道你找我干什么。兩千萬，我幫你把事情辦成。”

張言有些為難：“薛副局，您可能誤會了，錢不是報社出，是我個人掏腰包。”

“那就算了。”薛至武擺擺手，轉身就走。

張言急忙下車抓住他袖子，點頭說成交。“不過你要保證吳玲死在牢里，永遠出不來。”

“你要弄死她?”

“她不死，主編這位置就得一直給她空著，當牌位供著。”

薛至武皺皺眉，不置可否地點了點頭，讓張言回去先數出一千萬，等他消息。他也不知道弄死她對不對，登了幾條重慶的新聞就一命嗚呼，還挺可惜的。行吧，有人當烈士，就得有人當劊子手，不然哪有那么多英雄?

他進了自己的警車，告訴司機去醬園弄。二十幾個巡捕早已把那里圍得水泄不通。薛至武問隊長是哪間屋子，隊長還沒回答他就看出來了，只有兩個房間是關燈關門的，其他房間的人都探頭探腦地開窗看熱鬧。薛至武抬槍對醬園弄瞄了一圈，警告他們關好門窗，別給自己找麻煩。隊長向他匯報情況，說是二樓死人了，這里的房東講，還有個女人在房間里。

“她還活著?”

“活著。”

“她是兇手?”

“應該是。”

“她殺的什么人?”

“好像是她丈夫。”

“殺夫。”

薛至武冷笑一聲，真是世風日下，報社里二當家的要殺當家的，這兩個人的小家，二當家的也殺當家的。他讓隊長去后窗把守，自己帶兩個人上二樓。隊長提醒他危險，不然先鳴槍三聲，再踹門進去。薛至武讓他別那么多話，去后面守著。他進車里把手電筒拿出來，上到二樓先輕敲幾下門，問了三聲有人嗎。屋里沒有動靜，但他聽見有人在里面大喘氣。他想再等一下，心里默數十個數，讓手下持槍上膛，把手電筒打開，正要抬腳踹門的時候，咯吱一聲，門緩緩地打開了。

沒錯，雖然看不清，但他知道是女人，站在半開的門后，輕聲問他：“怎么了?”

薛至武握著手電筒從她的腳照起，光圈仿佛男人的手一點點地向上撫摸。游過膝蓋他明白這是個穿旗袍的女人，他手電筒向右側傾斜，從大腿外側緩緩上移，最后停在旗袍的開衩處。

“沒什么,例行公事，你叫什么名字?”

“詹周氏。”

“哪年生人?”

“民國五年。”

旁邊的警衛算好告訴薛至武是大正五年。他才不管這些，知道她今年二十九歲就好了。他繼續移動手電筒，從胯部輕劃到腰間，細不過二尺，似乎沒生過孩子，一個弧線穿過胸部，將光圈留在鎖骨上。

“你丈夫叫什么名字?”

“詹云影。”

“他現在在哪里?”“房間里。”“為什么不出來?”“因為他死了。”

薛至武右手一抖，光圈在脖頸處顫了一顫，聚光在她的耳垂上。

“怎么死的?”

“被我殺死的。”

這是他沒想到的，一個女人，殺了丈夫，卻如此冷靜。薛至武關閉手電筒，再打開的時候用同樣的線路在詹周氏的左側走了一圈，小腿、大腿、腰部、胸部、脖頸、耳垂，然后手腕一抖，將電筒移向中央，終于看清了這個女人的臉。

五

薛至武不打算進門，讓隊長押著詹周氏進去指認現場，再把尸體拖走，也就算結案了。或許是天黑，房間燈被詹周氏摘掉了，里面的人鼓搗半天也沒個動靜。等得不耐煩，他拉門邁進門里。蹚出兩三步，薛至武被絆了個趔趄。

他打開手電筒，有三個箱子擋在前面。薛至武彎腰將它們推走。再往前走一步，腳有些沉了。他知道是踩到血了，用手電筒照在地上，都是箱子推出的血道道。箱子里都是什么呢，他快要猜到是怎么回事，關掉手電筒，走到一個箱子面前，打開箱蓋，血腥之氣撲面而來。他想看看，卻忽然有些害怕，摸黑去開第二個箱子，感覺有一絲頭發黏在手指上。他用手搓了一陣，頭發從食指粘到拇指，就是甩不掉。他掏出手電筒閉上眼睛，將光照在箱口，等他再睜開眼睛的時候，他倒吸一口氣。有一雙眼睛也在望著他，那是大塊頭的頭，而架著他的頭的，則是大塊頭一雙被肢解下來的腳。

總共裝進六個箱子，頭部一塊，雙臂兩塊，左右大腿各一塊，還有身體、雙腳，反正除去砍碎的骨頭渣子，加起來一共是一十六塊。這些都沒意義了，有人死，有人認，被他薛副局當場抓獲，案件也就告破了。可奇怪的是，在他眼前不停閃現的這張臉，不是大塊頭的，而是在醬園弄二樓門縫后面被手電筒照到的那張臉。應該是很好看的一個女人，旗袍都不用換，只要換個地方，說她是社交名媛也不為過。可是她叫詹周氏，連個名字都沒有，嫁到這種地方。

這就是命，美麗的女人像蒲公英，落哪兒算哪兒，生根發芽，這輩子一直到死，也別想挪窩了。

有幾家報紙上了這條新聞，記者都沒查出什么,連照片都沒搞到，小小的一個版塊，跟訃告似的，說某日某地某人殺了她的丈夫，當天破案。看起來太簡單了，寫多了也沒意思。《泰來報》沒登這種事情，他們更關心主編吳玲的狀況，這個月都是這樣，每天空出兩個版，那是吳玲以前負責的版面，現在上面印著血淋淋效果的紅字——我們在等她。嘿，是在等她死吧。

第三天晚上薛至武和張言在日本餐廳吃壽司。薛至武請客，因為張言帶來了一

千萬。那年頭鈔票貶值，錢幣面額可沒跟上，一百一百的，箱子去皮上秤一稱，就算點清楚了。酒足飯飽，請客的人最滿意，薛至武提起箱子讓張言回去等消息。張言提出再換個地方喝點什么。那就是還有事求他。

“那就在這兒說吧。”薛至武掂量一下箱子，琢磨一會兒出門就把它換成黃金，誰知道國民黨哪天會打回來，明天是民國還是昭和。

張言結結巴巴，啰唆了半天，總結下來，是想多要點信息寫醬園弄殺夫案，好替換掉“我們在等她”的兩個版面。

“這是寫您薛副局的特稿。”他比畫著說，“主角不是死人，不是兇手，就是您。”

這倒挺好，薛副局添油加醋講了一小時，凈是些愛國愛民的細節，比如怕開槍驚擾到百姓，冒著危險獨闖虎穴。當然，大卸十六塊的畫面也一字不落。講著講著他有些奇怪了，問張言：“你們報紙真的對這種事感興趣嗎?”

“這可是兇殺，讀者就愛看這個。”

“死人怎么了?”薛副局點起一支煙，長吸一口，“西南戰場每天死上千人，也沒見哪家報紙上過頭版。”

“那不一樣。”

“怎么不一樣了?”

張言說不上來，換薛副局也一樣，大家都明白這道理，就是講不出為什么。可能大街小巷談論一場兇殺，要比談論某場戰役更顯得像和平年代吧。如果搞一場投票，國民黨哪天打回來，就像當年日本人進上海一般再來場硬仗，你是贊成還是反對，結果還真的說不定。

《泰來報》拿到獨家新聞，其他報紙自然不干，第二天上午剛過十點鐘，就有二三十名記者坐在警察局的臺階上守候局長大人。薛至武來不及理他們，他要先把稿子細細讀一遍。不出所料，《泰來報》把醬園弄殺夫案放在了頭版。文章里張言沒有糾纏詹云影和詹周氏的矛盾沖突，而是從宋瞎子報案寫起。作者強調，出事當晚薛副局本來是要視察上海大劇院的安保問題，聽說醬園弄出人命，放下手頭的公務趕往事發地點，在詹周氏被捕前，薛副局根據現場的線索，已對兇手的體貌特征有了大致的判斷，至于抓捕詹周氏，早已是他成竹在胸水到渠成的事情。

通讀下來薛至武很得意，仿佛那些不是他親歷的，而是另一個叫薛至武的神探所為。只是樓下太吵了，有幾個沒素質的記者居然對著喇叭喊，請局長大人還上海一個真相。還當是民國哪，動不動就上街游行。薛副局打內線通知隊長下去打發掉他們。沒多久隊長上來為難道：“不然就開場發布會吧，就當是為您舉辦表彰大會。”

哪里像表彰，記者們認定了《泰來報》是向警局行賄才獲取獨家新聞，發布會上每個問題都是帶刺的。《自由時報》第一個提問，他問詹周氏為什么要殺害詹云影。說實話薛至武也不知道，詹周氏被抓后甚至沒人審過她。大家清楚，這案子結了，錄個筆錄，走個過場都用不著，檢察院會第一時間判她有罪。

“請問，詹周氏為什么要殺害詹云影?”《自由時報》的記者又問了一遍。

“夫妻生活不和吧。”薛副局說得自己都想笑，這回答放哪兒都是對的。

“具體矛盾沖突呢?”

“現在還不方便透露，下一個記者。”

有個小個子男人站了起來，他說他是《申報》的記者。看年紀不大，不會有攻擊性，薛至武打算讓他多問兩個。

“您方便透露詹云影的死亡時間嗎?”

“三月二十二日早上。”

“詹周氏是如何殺死詹云影的?”

“用菜刀，趁詹云影睡熟，殺害并肢解了他。”

“當時是否有幫兇?”

“沒有，皆是她一人所為。”

“那么,您為什么會認定詹周氏是兇手?”

薛至武停頓幾秒，盯著他，感覺這小伙子也不是什么善茬兒。“詹云影被殺，他夫人認罪，你希望我把案子想得有多復雜?”

“好的，謝謝，請問薛副局，您知道醬園弄的鄰居都管詹云影叫什么嗎?”

“這個與本案無關。”

“大塊頭，他身高有一百八十五公分，差不多一百公斤。而詹周氏只有一百五十幾公分，不足四十公斤。”

“謝謝你提醒，我再強調一遍，詹周氏是趁詹云影睡熟用菜刀下手，這些和身高體重沒有關系。”

“是的，但是您曾說過，事發當天詹周氏將死者肢解成十六塊。”

“我說過，有證據可以證明。”

“我們相信證據，我們相信她是一個人，沒有幫兇，但是這樣瘦弱的一個女人，可能剁個豬爪都費勁，卻可以把一百公斤的大塊頭大卸十六塊，請問，您是怎么相信的呢?”

薛至武向椅背靠去，側過頭迎著陽光，他知道自己完了。不用到明天，全上海人都會拿他們的警察局長當笑話講。

六

用不著到明天，也許晚報就能把這種事傳出去。幾個下屬找薛至武請示，按隊長的意思，去找報社談，不行的話查封它，上海有幾家算幾家，往前翻八年，一直到日本人進來的那一年，總會有言行不當的地方。薛至武沒說話，煙抽個不停。就在下屬們以為這事就這么定了，準備行動時，薛至武叫住了他們。他沒下命令，行或者不行，反而講起了幾年前的案子，民國三十一年的“華美藥房弒兄案”。那是薛至武任局長經手的第一個人命案，本來沒立案，沒人知道“華美”的二公子把大公子給殺了，老爺子為難，兩個兒子死了一個，再槍斃一個就絕后了。薛至武去過幾次，收了錢，幫他把這事壓下去。老爺子對外面說，大公子暴病而卒。

沒幾天被《申報》的記者發現了，登在報紙上。老爺子頭天得到消息，“華美”有的是錢，第二天一大早，老爺子就讓人把全上海的《申報》都買光了，弄得挺大的新聞，卻沒幾個人知道。

“可是瞞不住，你們猜第二天頭版標題是什么,‘華美’買光全上海《申報》,疑似認罪!”薛至武熄滅煙頭，對下屬做出決定，“所以說，醬園弄這個案子，我要重審。”

然而剛結過的案子，他們卻一無所知，死的人是誰，嫌疑犯是誰，都有什么家庭背景，什么樣的社會關系，沒人講得出來。薛至武先從兇器入手，已被存到證物科的一把菜刀，再把它從紙袋里抽出來，他明白這是一把黑鐵菜刀，比普通的家用菜刀重上幾倍。確實如記者所猜測的，詹周氏雙手可能都握不穩。一把新刀，刀把沒多少油脂，順著刃線能看到幾十個豁口，應該是肢解人骨造成的。他讓隊長晚點查一下刀是在哪家刀鋪買的。

“詹家還有一把刀，”他說，“叫人把它找出來。”

隊長沒明白：“您是說，還有一把兇器嗎?”

“沒人用這個切菜，”薛至武用大拇指甲劃著刀刃說，“這是屠夫用的，這就是買來殺人的。”

薛至武想去看看尸體，停尸間在地下一層冷藏庫。他帶著隊長從五層坐鐵閘電梯下到一層，再從樓梯走下去。打開冷庫門，一片白氣撲面而來。薛至武攏攏警服邁進去，隊長跟在后面把門合上。三十平方米大小的房間擠滿了停尸床，上面躺著的都是未結案的被害者，戰亂年代，有些死者的身份還不清楚，在這里放了幾個月，等待年底拉去火化。薛至武問哪個是詹云影的床位。

沒有床位，隊長指了指角落里的幾個箱子，仿佛隨時待發的包裹。薛至武打開最上面的箱子，是一根小腿，經過幾日冰凍，上面起了一層白霜，敲起來梆梆地響。他把小腿連著腳抽出來，放到停尸臺上，挑一塊完好無損的皮膚，右手砍幾刀，再換左手砍幾刀，然后捧起來對照切口的相似度。是一個右撇子，他確定。只是慣用右手的人太多了，如果詹周氏也是右撇子，那說明不了什么。

“衣服呢?”他打開其他的箱子，伸手進去扒拉幾下，問隊長，“這人跟死豬一樣，光著身子。”

隊長東翻西找，拽出幾件染血的衣服。

“這是女人的衣服。”薛至武問。

“是，大塊頭睡覺沒穿衣服，這些衣服是詹周氏捂他的頭的。”

“把法醫找過來，完整地做一次尸檢。”

“可是，”隊長指著開口的箱子說，“都這樣了，怎么尸檢?”

薛至武把小腿扔回箱子，拍拍手，貼在隊長面前，一字一句地說：“怎么尸檢?按照程序一步一步地檢。”說完向門口走去，給隊長下命令：“查出致命那一刀。”

走到門外他記得還有個細節要核實，他回去抱起一個箱子，算上箱殼差不多二十公斤，他薛至武抬起來都費勁，兇手卻裝了六個箱子。

“你抬不走的，”似乎詹周氏就在面前，薛至武咬牙切齒地說，“詹周氏，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七

民國年代沒法醫，那時法醫一般是由大醫院知名醫師做兼職。華山醫院的錢醫生接到任務時并未覺得有多棘手。行醫三十多年，經歷兩次戰爭，沒什么死尸在他面前是慘不忍睹。肢解，冰凍三天，分成六個箱子，這些都沒問題。他讓學生把尸體搬上來，看了看分割肉一般的碎尸，明白這怎么也得花上一陣兒。他先找地方吃飯，喝點小酒。跟學生說好兩個小時之后開始尸檢。

晚上七點鐘他有些微醺地回來，和學生一起把六個箱子全打開。討厭的是有血水，滴滴答答弄得一地腥臊。他戴上手套和口罩，對幾個學生說，如果受不了，隨時可以出去透口氣，之后便開始了他的工作。

盡管有那么多年從醫經驗，可從沒有哪次是從拼接開始的。先是頭部，擺在上方中央，往下是上身，還好肚皮沒有豁開，將內臟腸子露出來。雙臂搭在兩側，大臂小臂截成了四塊，兩腿向下擺正。有一陣兒他差點把左右小腿擺反，還是看著雙腳拇指才糾正過來。

一共十六塊，拼起來真的是個大塊頭。從哪里開始呢?內臟沒有露出，還能抽些血出來。他抽一管讓學生拿去化驗。沒有中毒跡象，他翻翻眼瞼和嘴巴，當然沒有，只是上面說要全面尸檢，才要多此一舉。

刀傷致死，這毫無疑問，被割開的刀口達百余處，為什么一定要查出是哪一刀呢?錢醫生俯下身，似乎與死者告別的距離盯著詹云影的頸部。這里是一刀，毫無疑問，盡管事后就著這傷口直接把頭部割開，不過能看得出來這里出了大量的血。

他往下瞄去，心臟肺部未曾中刀，下體完整，死前沒有經歷性生活，再往下，大腿根部以及膝蓋的分割處，血量已不多，接近干涸狀態。再回到上身，兩側的胳膊，屬于死后肢解，手腕靜脈那一刀也是例行肢解。死者左手有大量血跡，這不難解釋，死者頸部挨刀后，用左手捂住動脈往外噴出的血。右手沒什么血，也許在反抗，抓住兇手的衣領試圖同歸于盡。應該沒疑問了，他站起身，摘下口罩，點起煙斗，等學生的驗血報告。

血液沒問題，錢醫生接過學生的報告，死者純粹死于外傷，頸部靠右側為致命刀傷。他讓學生把碎尸一件一件地放回到箱子里，在每個箱口貼上不同的標簽，雙臂、左腿，等等。做到一半時學生戴著口罩干嘔起來。他起身接過學生手中的大腿，往箱子里塞。

味道還是挺重的，分割成段，腐敗的速度要超過整個尸體。到最后幾塊他只呼不吸，額頭的汗都冒出來了。還好只剩一大件了，除去雙臂、頭部的整個上身，他需要把他從停尸臺上抱起來。直到這時他才覺得惡心，好像在和無頭的死者擁抱。他不想這樣，把上身翻過來，從背面抱住會好一些。

翻開的一刻他停了下來，也許報告要重寫了。背部還有一刀，而且不是菜刀，是三厘米寬的匕首從背部插進去。分析的事情不歸他管，但是一看就明白，死者在床上熟睡，頸部先受一刀，傷口噴血，猛地起身，左手捂住出血口，右手與兇手搏斗，這時背部又挨一刀，方才致死。他知道，雖然用不著他把分析的過程寫下來，相信薛副局對著報告一眼就能看明白，兇器不是同一把，兇手不是一個人，還有個兇手在身后。

八

薛至武感覺一整天他都在做蠢事，雖然都在按照他的計劃走。詹家確實還有一把刀，與殺人無關，用了快十年的菜刀，黑鐵砍刀是三月十一日于張小泉刀鋪購得，花了一千五百塊錢，來了兩趟，頭一次沒有帶夠錢。而醬園弄的二房東王燮陽，表示詹家夫婦打結婚起就住進這間房，他從未聽說詹周氏外面有什么頭。倒是詹云影這幾年狂嫖濫賭，把家里那點積蓄都敗光了。

“還有什么?”薛至武盯著他們夫婦問。

“大塊頭頭天夜里回來了。”王陳氏插嘴道。

“他當然回來了，他死在房間里!”王燮陽阻攔道。

“不是，我是說他難得回來，”王陳氏看著薛至武說，似乎希望從他這兒得到認可，“有時候一兩個月都見不著一回，估計是把錢輸光了，餅頭也不留他了，才回來的吧?”

“詹周氏知道他那天回來嗎?”

“不知道，她連她先生去哪兒都不清楚，怎么可能知道他什么時候回來?”王陳氏壓低聲音，“但我知道他什么時候回來，十二點左右，因為一回來，他們就開始吵架。”

“他們吵什么?”

“那我沒聽見，您想，大塊頭輸光了回家，還能吵什么呀，錢唄。”

“吵到幾點?”

王陳氏說三點多就沒什么動靜了，他們也睡著了，不過沒兩個小時，大概是清晨六點鐘，大塊頭的一聲慘叫，把她驚醒了。她搖醒王燮陽去看看，是不是哪里漏電了。畢竟是二房東，出了事大家都得兜著。王燮陽穿著睡衣上樓，敲了好半天門才打開，出來的是詹周氏，說大塊頭做噩夢，沒事。他才放心回去繼續睡。

“當時你信了嗎?”

“不信，”二房東搖頭，“誰沒做過噩夢，怎么就他的噩夢喊聲這么大。反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也沒多問。”

王陳氏接話問，要是她丈夫多問幾句，會不會也被殺掉。薛至武點頭，又搖搖頭，他也不知道，他不知道詹周氏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女人。他不想知道，也不想和這些二房東醬園弄什么的多聊幾句。他真的干了一整天的蠢事，毫無疑問，詹周氏是兇手，他也一直在證明這一點，這本身就很蠢，像是證明一加一等于二，理所當然卻不知從何下手。

從醬園弄出來已經是深夜一點多，五個小時之后滿大街的報童就會揮舞著報紙，吆喝他薛副局的笑話。他打算找詹周氏談談，問隊長人在哪里。

“在提籃橋。”

“為什么弄那兒去了?”薛至武皺眉問。

“之前她認罪了，我們以為案子就結了。我現在就把她提過來。”

“不用了，你跟提籃橋的人說一聲，我現在過去。”

他讓司機和下屬回去休息，自己開車過去。提籃橋位于虹口區，從一九O三年建成的那天起就被譽為“遠東第一監獄”,死亡之城。每年兩千名犯人進去，但沒幾個人活著出來，即使不是死罪，沒有槍斃，也會有疾病，獄警的虐待，以及其他犯人的毆打，令其丟掉性命。

進入監獄大門已經是半夜兩點鐘，從家里趕來的副典獄長全程陪同薛副局。薛至武問清楚詹周氏在幾監幾室，讓副典獄長在外面候著，他一個人進去。他不想開燈，不想記住與此無關的其他犯人的臉。右手握著手電筒，穿過幽暗的長廊，而長廊兩側住滿了在這里等死的人們。犯人們知道是大人物來了，醒來的那些沒人敢發聲，走廊里只剩下薛副局皮鞋的回響。漫長的黑暗，垂下來的手電筒每隔幾秒點亮一次，隨即又被他關閉，仿佛海盜在發出登船的信號。

差不多倒數第二個房間，薛至武看了一下號牌，皮鞋的敲打聲停止，手電筒的光開始長明，照向獄房角落蜷縮的女人臉上。他抬起手電筒在她身上轉了幾個圈，確定她活著，確定她醒著，確定她還記得他。最后光圈定在她的小腿上問道：“還有誰?”

詹周氏收回小腿，試圖躲開光暈。手電筒仿佛追光一般，始終跟著她小腿肚的弧線，直到她放棄躲閃，被光所圍繞。

“你殺不動大塊頭，還有誰在幫你?”

“是我殺的，沒有外人。”

“剁成十六塊，背后還有一刀，六個箱子，每個都有幾十斤重，你已經快把我弄成一個笑話了。”

詹周氏答不上來。薛至武點起一支煙，把光圈劃過她腹部、胸前、脖頸，移到她的眼睛上。

“你給我一個名字，我明天告訴記者，我保你不死，你保我別像個傻子。”

“真的就我一個，而且我也不想活下去。”

“大塊頭十二點回來，你們吵到三點他睡了，你等到六點下手，三個小時你在等誰來?殺也就殺了，你不立即消失跑掉，反倒是分起尸體來了，一直到晚上，你在等誰走?”

詹周氏不說話，一定是裝的，一副嚇傻了的樣子，講不出話。薛至武只能繼續講下去：“你要是想割喉，隨便一把刀，你家里就有現成的菜刀，可你偏偏要買一把砍刀，為什么要分尸，為什么你的計劃不是殺他，而是剮了他?”

詹周氏渾身打哆嗦。

“是你們醬園弄里的人嗎?”“不是。”“外人?”“不是，沒有這個人。”“別這樣，這樣你活不過明天。”“真的只有我自己。”

“好，好，就你自己。你為什么殺你先生?”

“一時沖動，鬼上身了。我當時看著他睡著就想，不能讓他毀了我這一輩子。”

“一輩子?”薛至武笑了，“殺了他，你根本就活不了一輩子。”

“但至少沒讓他毀我一輩子。”

“那就讓我來毀你一輩子。”

薛至武關掉手電筒，在黑暗中朝她的方向盯著。這女人不簡單，他確定打從她準備殺人的那一刻，就已經在想著怎么應付警察。他轉身向外走，與來時不同，這次的腳步匆匆，不到十幾秒鐘，就已經拉開鐵門走出長廊。

副典獄長還守在外面，見到薛至武急忙問他順利嗎。薛至武嘆了一口氣，拍拍他的肩膀，說：“聽說你為了見我，特意從家里趕過來，你住得很遠嗎?”

“有一點遠，還好。”

“那就先別回去了，九點之前，從她嘴里給我問出一個名字來。”

“屬下盡量。”

“一定要問出來，要是她還不說，你就把她的心剖開，看看里面的那個人是誰?”

“呃，屬下明白薛副局的意思了。”

副典獄長明白，不能讓詹周氏死，況且是死在這個節骨眼兒上。然而薛至武也不想白來一趟，兩手空空，灰溜溜地滾蛋。詹周氏殺不了，他就帶條別的命走。

“有個叫吳玲的，《泰來報》的主編，在你們提籃橋吧?”

“是的，我記得這個女人。”

“上面要審她，我今晚帶回去。”

副典獄長有些不理解：“這么晚帶回去?”

盡管只有他們兩個人，薛至武還是湊到他耳邊，講秘密一般低聲說：“上頭不喜歡她，上頭以為她早就死了，你居然告訴我她還活著，明天給我一張死亡報告。”

副典獄長連連點頭，保證不跟旁人提及，自己親自去提人。十幾分鐘后，副典獄長回來告訴薛至武，人已經銬住了，在他警車的后排。薛至武看了眼車里的鐵欄，他有幾年沒親自抓犯人了，有人在他身后多少有點不自在。他讓吳玲坐到副駕位，雙手銬在扶手上。一路上他也不想說話，硬瞪大眼睛開著車。還好吳玲也不叨擾，沒像一般女人那樣大喊大叫。要沿著河邊走上幾公里才能進入市區。車開到一半他停車靠邊，關掉車燈，點亮車頂燈。這時候吳玲說話了：“我認識你。”

“我也認識你。”

薛至武打量一番身旁的這個女人，與抓捕時不同，身上還穿著男式的囚服。有那么一瞬間，薛至武想撲倒她發泄一番，將這一天的積怨全部放出去。非常渴望，他覺得就應該放縱一下，尤其是對這么一個垂死的女人。副典獄長怎么說的，不與旁人提及。他點起一支煙，深吸一口氣，讓白煙一絲絲吐出來后說：“有人花兩千萬讓我殺你。”

“這錢花得不值，我反正要死在提籃橋的。”

薛至武聽后笑了，湊近吳玲聞了聞，盡管關進去有一段日子，還是有些芳香留在耳后。

“沒想好，我已經收了一千萬。怎么樣才能證明，我殺了你?”見吳玲答不上，他自己補充道，“當然，把你殺了就是最后的證明。”他起身在后排拽出詹周氏的血衣，將吳玲的手銬打開。“換上這些衣服。”

他讓她別躲，就在車里換，他看著她略顯嬌小的胸部，過于瘦削的胯部。之后他讓她閉上眼睛，躺在河邊草地上，拍下幾張照片。叫她回車里，繼續行駛。行至客運站，他拿出事先備好的箱子，遞給她，說：“里面是難民的衣服，還有二十萬，離開上海，你要答應我，永遠別回來。”

吳玲點了點頭，拎箱子下車對車窗鞠了個躬。薛至武頭露出來問她：“你說你認識我，我叫什么名字?”

“你是薛副局，別的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最好。”他摸了摸褲袋，又掏出二十萬扔過去，“記住，永遠別回來。”

開車回到家里已經破曉。他把窗子關嚴，就快了，再等個把小時，大街就會響遍“糊涂局長糊涂案”的叫賣聲。睡前他打一個電話將張言叫醒。

“你頭一回見我，說請我看戲，看什么《娜拉出走之后》,到今天我都沒看到。”

“馬上，馬上，我今晚就安排。”

“好好安排吧，把剩下那一千萬準備好，我們晚上邊看戲邊聊。”

“薛副局，您的意思是?”

“我是說，你們不用再等吳玲了。”

九

演出時間是晚上七點半，薛至武特意晚一點，等到黑場才和張言進入前排包廂。一整天他都沒出門，今天他是上海的主角。大街小巷談論著醬園弄殺夫案，談論他薛大局長。坐進去的時候話劇已經開始了，臺上的男演員在呵斥女演員“撒謊的下賤女人”,女演員但凡頂嘴，便會遭到男演員的毆打。薛至武低聲問張言，《娜拉出走之后》講什么的。張言臉色不對，又看了兩分鐘，確定這不是《娜拉出走之后》,他們換戲了。

“你不是說上一個月嗎?”

“這是時事劇，頂替了《娜拉出走之后》。”張言辨認著說，“劇院經常這樣，不時會有時事熱點的戲。”

薛至武苦笑一聲，還有什么熱點比得上他這個傻瓜局長呢?張言提議，不行換個地方再聊。說這話時他輕拍一下箱子，意思錢都準備好了。薛至武不想動了，這里黑場挺好，別處也不一定方便，畢竟他是今天的頭版頭條。張言打開箱子給他驗一遍，問他蘇玲是怎么死的，尸體要怎么處理。薛至武不說話，摸著黑數錢。上面的一句臺詞把他嚇了一跳。

那是黎明的背景，有個男人敲門，問是什么聲音。開門的是個女人，冷冰冰地回答：“沒事，是大塊頭發夢呢。”

薛至武抬頭盯著臺上，不像，那女人神態舉止都不是詹周氏的樣子。張言緊張起來，繼續提議大家換個地方。薛至武嘴角露出一絲微笑，說：“我要看一看，他們怎么演?沒準我破不了的案子，這出戲替我斷了呢。”

他把箱子合上，放在腳邊。轉場是第二幕，他薛副局登場了，當然不像他，在醬園弄前呼后擁，十幾個警察持槍保護他，還自詡不需一刀一槍制服歹徒。他也得承認，有些地方是對的，不過導演還是做了點藝術上的處理，他在詹周氏門前喊了幾聲，一腳正要踹出去的時候，門打開了，他摔了個屁股蹲兒。滑稽戲的表演方式，全場哄笑。

張言明白今天闖大禍了，又一次提議，咱們先離開。薛至武搖頭，長嘆一口氣，身子靠到椅背上。

“你說他們往下怎么演我?”

“薛副局，您別往心里去，這些都是胡扯，這些都是下里巴人的造謠。”

“刑訊逼供，他們要演我打女人。”

他不想看下去了，但絕對不能走，這時候離開就是灰溜溜地逃走。換了幾次二郎腿，他轉身問張言：“兩千萬，殺個人，保你個主編，值嗎，萬一日本人敗了呢?這么多錢打水漂。”

“日本人不會敗的，他們比我們強太多了。”

“是，早先說他們三個月就拿下全國，現在打八年了，還分不出勝負，可能我們站錯隊了。”

“那薛副局你呢，你官那么大，萬一國軍回來，也不會好吧?”

“不單是我，能進這戲院里看戲的，哪個不算漢奸?就當是地震吧，大家全完，我沒什么發愁的。日本人來之前我就是巡捕，就算黨國今年回來，我也過了八年的好日子。”

臺上已經謝幕，觀眾滿意者居多，掌聲不斷。是啊，這部戲什么都有了，他薛副局負責滑稽，詹周氏負責殘酷，大塊頭負責驚悚，而那個影子一般的同謀，則負責懸念。舞臺重現了一個醬園弄，所有演員從各自的房子里走出來對觀眾鞠躬。薛至武忽然想起來不對勁，他清楚地記得，抓捕那天有兩間熄燈的房間，詹家的一間，她家樓下右手邊還有一間。黑暗中門窗緊閉，還有一把明晃晃的鎖，他怎么忘了?

十

蘇青早明白不會事事如意，好日子過后總會跟著壞日子。這段時間她太順了，她的出版編輯告訴她，截止到上個月，她的《結婚十年》發行了第三十六版，散文集《浣錦集》印了十八版。“這是個奇跡!”出版編輯跟她講，“抓緊寫下一本，不要再去搞話劇了，你現在是全上海賣得最好的女作家!”

但她還是想弄話劇，把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改為《娜拉出走之后》,票房不算壞，但真的說不上火爆。觀眾也好，讀者也好，還是想看她的故事，想看她十六歲訂婚，十八歲結婚、懷孕、生子，想看她丈夫有多渾蛋，嗜酒、家暴、婚外情、窮困潦倒，終于在她二十八歲的時候下定決心離婚。較之“五四”前，那年代已經很進步了，自由戀愛，自由結婚，唯有離婚卻沒那么自由，人們還停留在男人休了女人的邏輯上，也許蘇青不是第一個，起碼是最出名的一個，一時間人盡皆知，女人喜歡她，男人鄙視她。無論何種態度，人們還是會買一本《結婚十年》,看看這是一個什么樣的偶像或者妖婦。

她的壞日子是從三月底開始的，下午去劇場，她被通知《娜拉出走之后》要暫時停演，他們臨時換上一部時事劇。為此她險些和劇場經理吵起來，演員工資是她付的，道具搭景的錢也是她一次性出的，現在停掉就要全賠進去，之前說好的一個月呢?劇場經理搓著手跟她解釋，還是可以一個月，往后延長，一般時事劇就三五天的熱度，等這個勁兒過了，還是上《娜拉出走之后》。

那就這樣吧，道具幫她保管好，她去找演員協調。臨走的時候她問什么時事劇。“醬園弄殺夫案”,劇場經理告訴她。

她眨眨眼睛，搖搖頭。她不看報紙，偶爾翻翻也是翻到副刊。

“這么大的事，你沒聽說過?”

“在醬園弄，一個女人，殺了她丈夫?”

“你聽說過了?”

“沒有，”她笑了，“就是字面的意思嘛。”

說好的三天，難得閑暇，晚上她約胡蘭成一起吃飯。他們關系很好，認識有幾年了。好到從餐廳出來，就自然而然去了胡蘭成在大西路的住處。為什么能這樣好呢?他胡蘭成是個爛人，家有妻室，拈花惹草，更重要的是他賣國，給汪精衛做御用文人。然而她蘇青能好到哪兒去呢，她以為自有克制，愛恨情仇，不會糊里糊涂委身于誰，可是全上海的讀者都認為《結婚十年》的作者是個蕩婦。

她把這個困惑講給了胡蘭成，你是個抹布，哪兒臟擦哪兒，女人不斷，卻沒人嫌棄你這一點，而我，只希望找一個相愛的人嫁出去，卻被當做人盡可夫。胡蘭成不說話，當這話過去了。是啊，沒法讓他表態，他有老婆，女兒剛出生，希望他講什么呢?

“你覺得我們這種關系能持續多久?”她問。

“我講不清楚，愿它盡量長久。但這由不得我們，往后上海什么樣都難講。”

她嘆了口氣。胡蘭成叫車送她。坐進后排時蘇青說，有空我會再聯系你。胡蘭成講，最近可能還要約你吃飯，最好就是這幾天。蘇青沒明白他什么意思。

“你寄來的雜志我看了，《天地》,第十二期，有篇叫《封鎖》的小說寫得很好。你認識作者嗎?”

“張愛玲，我很喜歡她，我們很相熟。”

“我喜歡這篇小說，我想我也會喜歡小說的作者，我想認識她。”

“你要怎么認識?”蘇青有些警惕。

“我想你來介紹我們。”

蘇青盯著他，搖上車窗，汽車已經在緩緩移動，她依然轉著頭看他遠去的身影。她不敢轉移視線，她怕眼睛一轉，一眨，眼淚就掉下來了。

十一

晚飯約在八點鐘，他們說好的，別太早，讓食客散一散，別被某個認出蘇青、張愛玲的讀者打攪到。胡蘭成來得早一點，兩位女士入座后，大家寒暄幾句，就陷入一個沉默的公約數里。還好餐廳有鋼琴獨奏可以解圍，一曲過后，張愛玲問蘇青的新戲怎么樣了。蘇青不直接回答，先說醬園弄有個女人，不知道什么原因，把她丈夫殺了，于是她的戲就停演了。

“跟《娜拉出走之后》有什么關系?”

蘇青笑笑，不回答，問張愛玲最近如何，雜志還等她的稿子呢。

“我想寫長篇，”張愛玲說，“我從沒寫過長的，不都說長篇像長跑，考驗一個作家的體力和耐力，我想證明自己。”

“寫什么呢?”

“不確定啊，暫時想的是一個女人被她丈夫囚禁十幾年的故事，當然細節不會這么簡單。”

“名字總想好了吧?”

“想好了，《十八春》。”

蘇青遲疑了一下，直截了當告訴她，她感覺不好，太風塵了，像青樓的名牌。

"也是啊，但另一層面的含義是，這個女人經歷了十八個春天，十八次希望，卻從沒能走出去。”

張愛玲恍惚起來，就像當場陷入了構思的迷局。這期間胡蘭成一直沒說話，還挺紳士地聽著兩個姑娘談話，不時招呼服務員上菜。最后一道菜端上來時，他終于說了第一句話：“不如叫《金鎖記》。”

“《金鎖記》?”張愛玲恍過神來，跟著念叨兩遍，說，“謝謝，我會想想的。蘇青，你怎么樣，下部寫什么?”

“我不知道。”顯然蘇青不想聊這些。寫作對于作家而言，寫得順，就算你不問他，他自己也會滔滔不絕地講下去，寫得不順，多問幾句就是對他的折磨。

幾道西餐他們吃了快兩個小時，胡蘭成中間加了一次香檳，一次紅酒。后來大家都有些微醺了，張愛玲打聽起胡蘭成。她知道他，這幾年政壇文壇到處都見他的名字，她問他既然你投奔了汪精衛，為什么去年又被他關進大牢里?

“我們的理念不同。”

“怎么不同了，不都是投奔日本人嗎?”

“他要贏，他還要打仗，打到重慶去，把老蔣干掉，做真正的總統。而我主張和，哪里都不要打，既不跟日本人作對，也不對英美宣戰。”

“這樣是可以少死很多人。”

“不止是這樣，當今世界分兩個陣營，德意日的軸心國，和英美為首的同盟國，這場戰爭總要有人輸，有人勝。你說輸了的會怎樣?”

“割地，賠款，甚至被奴役。”

“但不管是德日贏，還是英美贏，中國不會輸，不會割地賠款。這就是我的態度，德日勝利，我們是軸心國，享受勝利的果實；若是英美勝利，老蔣就是同盟國，他還是中國，中國人沒損失，到時候保全中國，死他一個汪精衛就好。”

“所以，這番話刺痛他了?”

“不止這些，我罵他不配做中國人，心里沒有國家，只想著他自己的春秋大夢。”

“他啊，沒殺你，還真是你祖上積德。”

“他要不是去年死了，恐怕我今年就沒機會和張小姐共進晚餐了。”

胡蘭成讓服務生再開一瓶酒，有個眼尖的讀者認出了蘇青，過來問她要簽名，然后告訴餐廳，為《結婚十年》的作者蘇青小姐點一首曲子。餐廳一時間騷動起來。三個人拎著剛打開的紅酒，有些狼狽地跑到了大街上。

雖已入夜時分，路上霓虹閃爍。胡蘭成和兩位女士商量下一站去哪兒。張愛玲表示沒關系，時候不早了，不然就各自回家吧。

“去胡蘭成家!”蘇青高聲喊道。她像為難胡蘭成，想讓張愛玲看到他有不少女人的痕跡，甚至還有她蘇青的痕跡。看起來張愛玲也是意猶未盡，居然應允了這次邀約。

進家門時蘇青看了眼墻上的掛鐘，夜里十二點半，掛鐘下面的衣架上還纏著她上回忘在這里的絲巾。張愛玲也見到了，眼神停留幾秒，就朝胡蘭成望去。他們又喝了兩瓶酒，蘇青已經困得口齒不清，盡聽他們倆在聊天。她說不行了，去睡一下，徑直進了胡蘭成的臥室。

躺到床上反而睡不著了，依稀聽到兩人在客廳的說話聲。聽不清楚，她開始思考晚餐時的問題，她下一部寫什么。毫無頭緒，反而比酒精更有效地助眠了。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天還沒亮，酒勁基本消退，兩人還在客廳聊天。她揉著眼睛出去，看見掛鐘已經快五點鐘。四個多小時，他們第一次見面，就永遠聊不夠的樣子!

“你睡醒了?”張愛玲問道。

“你還沒睡?”

“是啊，還不太困。”

“我不該睡著的，連累你一夜沒回家。”

“沒關系，我們聊得很自在的。”

她認識胡蘭成幾年，好像都沒有今天一個晚上的話多，張愛玲同樣如此。她有些恨恨地看著掛鐘，是怎么了，是嫉妒嗎?時間在逝去，身旁的兩個人在說什么,她一句話也沒聽見。四點五十九分，她在等整點敲響。分針就要指到十二的時候，她坐直身子，做好準備。

沒有響，胡蘭成這個爛人，怕驚擾到迷人的張小姐，把聲音調掉了!

“我要回去了。”蘇青起身說。

張愛玲抬頭看她：“我叫車送你吧。”

她在等我離開?蘇青點點頭，說：“不必了，你們慢慢聊。”將外套穿好，她對張愛玲說：“晚上你問我，下一部寫什么,我沒回答，我現在告訴你，我寫不出來，讀者不愛看我編的故事，我也不會虛構，他們就愛看我自己的故事。但是我沒什么好寫的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辦，我是不是就這樣，靠一本書，當一輩子作家了啊?”

說完她轉身就走，她害怕安慰，害怕張愛玲或是胡蘭成那同情的眼神，鼓勵她別恐懼，寫下去。開門的時候她看一眼衣架上的絲巾，猶豫了一下決定留在那里。既然今天是她的壞日子，張小姐的好日子，那就讓這一天再壞一點，再好一點吧。

十二

新戲擱置，新書不知道寫什么,朋友一夜之間似乎都不見了，蘇青不知道接下來該干什么了。她又去劇院鬧過一次，算不上鬧，也就是大聲爭取。劇場經理顧左右而言他，他說不是錢的問題，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救誰，人已經死了，你救誰?”

“救嫌疑人。”

“你救兇手?”難以置信，蘇青覺得他們搪塞都不找點像樣的理由，“你救殺人的人?”

“不是兇手，是嫌疑人，除了薛副局，全上海都不認為她是兇手。”

蘇青想找薛副局談談，他們占了我的地方，天天演你的笑話，你什么滋味，就不能做點什么嗎?頭一次去他不在，留下口信讓薛副局回她電話。回去的路上下了幾場太陽雨，晴空萬里，頂著太陽，忽然就跟頭頂有人潑水似的下上那么兩分鐘。最后一場雨出了彩虹，雨點如流星一般從彩虹間穿過，落到她頭頂。蘇青一時看出了神，她還不想回家，她要到處走走。

薛副局第二天沒聯系她，她在家睡了大半天，有些傷風感冒。晚上才出門喝了點湯，她再去劇院看看，沒準兒今天人們就已經對這個案子沒興趣了。

出乎她意料，座位都擠滿了，勝過任何經典話劇的票房。她只買到二樓最里面的一張票。沒看完，卻看得淚流滿面，跟劇情無關，估計就是想找個黑暗角落大哭一場罷了。哭過之后她決定離場。對每個人說打擾了，從里面一點點騰出來。臺上的女主角在進行最后一場獨白，她對警察說，你們打我，折磨我，逼我說出很多假話，能再記幾句我的真話嗎，我不識字，自幼孤兒，被周家收養作丫鬟，本以為嫁了詹云影，就真的有個家了，可是這不是我要的家，他要么一個月不回家，在外面狂嫖濫賭，要么回一次家，就將我痛打一頓，把這個月的家用搶走。現在是他死了，你們審判我，槍斃我，有朝一日若是我死了，我想你們不會抓他的，只會笑我詹周氏體弱多病，命比紙薄。

就像那片彩虹，蘇青移到一半，干脆擋住后面，怔怔地望著臺上。她知道接下來干什么了，她知道下一本書終于不用再寫自己，詹周氏在那里，她要好好了解一下這個命比紙薄的女人。

十三

進入四月份，宋瞎子重新出攤算命。大塊頭的血沒能嚇住他，反而讓他對外吹噓，他這回可以更容易地同死人講話。同當時大多數地方的中國人一樣，死亡司空見慣，人們早就失去了對死亡的敬畏與恐懼，戰爭、疾病、貧窮，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國人像蟑螂一樣，尸橫遍野地死亡，又密密麻麻地生存。

樓下一直關燈的那戶人家也有了眉目，孤零零就一個男的，叫何惠賢，山東淄博人，四十多歲，十多年前老婆死了，沒孩子，也沒續弦。二房東王燮陽悄悄地講，他倆絕對有事，何惠賢和詹周氏，全醬園弄都不敢借錢給她，唯獨從何惠賢那兒每個月她都能弄出點錢來。

這一切都符合薛至武的猜想，當王燮陽打開賬本的時候，他明白自己又想錯了。何惠賢是三月十五日退房搬走的，距離詹周氏殺夫還有一個星期，買的是回老家的火車票，鄰居們看著他把行李大包小包地捆在馬車上，去了火車站。

薛至武點起一支煙，又陷入沉思。案子發生十來天了，合謀者沒找到，他反而成了街頭巷尾的消遣。醬園弄不大，圍成一圈的小弄堂，里面跟他媽螞蟻窩似的住了一百零四戶人家。薛至武偶爾見到一個男人，就會緊盯他的雙眼，試圖找出點破綻。毫無頭緒，四月三日晚上，他在辦公室待了一夜，讀尸檢報告，讀審訊筆錄，讀下屬警員走訪的記錄。四月四日晚上，薛至武在大塊頭的家里住了下來，他以為會很怕，會失眠，結果他太累了，倒床上就睡著了。也許是過于香甜，凌晨四點多他便醒過來，摸著黑在屋里尋找，找著找著他都忘了自己要找什么,黑暗中坐在床邊大口地喘氣，天亮的時候他想起來了，他要找床底，找衣柜，看看這家里有沒有一個藏身的地方。大塊頭十二點多進家門，兩人吵架到夜里三點，這期間那個合謀者藏在哪里?詹家太窮了，沒賺什么錢，又全被大塊頭賭光了。沒有所謂的床底，就一張床板，跟日本榻榻米似的鋪在地上。衣服都收在箱子里，或是一排排掛在墻角，唯有廚房的一個儲水缸有些可疑，家里沒人十來天，里面的水都有些泛渾。薛至武半蹲下來，張開雙臂丈量，不到一米高，詹周氏那樣的小個兒都不一定進得來，何況一個男人。薛至武推門下樓，仰頭在醬園弄轉了一圈，兇手就在這里面，他是三點以后進來的。

他去敲二房東的門，王燮陽沒起床，妻子王陳氏為他開的門。他問，在夜里要是有外人進來，你們會不會知道。

“我們就住在大門這里，別說是外人，房客回來，我們都要看一眼。”

“那天晚上，有什么人是夜里回來的?”

王陳氏想了想，確定大塊頭是最后一個回來的，之后她就把大門鎖上了。薛至武又過一遍醬園弄的每扇窗戶，要王陳氏打開何惠賢的房子。

窗明幾凈，只是墻角長了些青苔。王陳氏說她每個禮拜都會打掃一遍，只是這個案子不知何時才能結束，現在都招不來租客了。

薛至武點點頭，沒法承諾她結案日期，他要王陳氏給他一份名單，醬園弄所有的單身男人。他假設兇手凌晨下床出門，沒有家人或妻子察覺。

“出門?去哪里?”

薛至武擺擺手，開車回警局。中午王陳氏的名單交上來了，他讓隊長把名單上的人帶回來審訊。秘書提醒他，有位蘇小姐昨天來找過他，還寫下了電話號碼留在桌上。薛至武詢問長相年紀，看著桌上的便簽，家里有電話的年輕女士，又一位小姐太太，可惜和案子沒關系。

他沒心情回電話，在辦公室等了一天，傍晚時分，隊長拿著厚厚一沓筆錄回來，對他搖搖頭，說：“都審了，看樣子沒有可疑的。”

他翻了翻，凈是些廢話，讓隊長備車，他要去提籃橋一趟。

這回他沒有進獄區，在禁閉室等看守把詹周氏帶來。明顯是瘦了，好像也挨了不少打，走路都需要看守攙扶。薛至武示意她坐下，喝杯水，讓看守去門外等候，自己點上一支煙，連抽幾口問：“你多久和何惠賢睡一次?”

詹周氏瞪大眼睛，似乎在驚訝他的查案速度。

“借一次錢，睡一次你?”“也不一定，他主要是同情我。”“大塊頭知道嗎?”“不知道，我想他知道了也不會在乎。”“可是，他可以用這個理由打死你。”

詹周氏沉默，他說的是對的，不是今年就是明年，大塊頭早晚會打死她。

薛至武繼續講：“你最后一次跟他借錢是三月十三日，買那把菜刀，你先去的刀鋪，那把刀要一千五，我問過刀鋪老板了，他說你頭一次來錢沒帶夠，又回去取的。實際上，你去跟何惠賢借錢了。”

“他給我拿兩千三，讓我留八百過日子。”

“可你跟他說，這樣下去不是辦法，你計劃殺了大塊頭，然后跟他過。讓你沒想到的是，何惠賢怕了，他可以同情你，可以睡你，但他不想為你殺人，甚至不想讓別人知道你們的奸情。第二天他就買了回老家的票，臨走的時候還留了他房間的鑰匙。你三月二十二日對大塊頭下手，十天的時間，你又找到一個靠山，幫你殺了大塊頭。”薛至武停了幾秒，問，“這個人是誰?”

“沒有別人，就我自己。”

“我這樣講吧，我不知道他哪天進來的，但他一直在醬園弄，住在何惠賢的房子里。你也摸不準大塊頭哪天會回來，三月二十一日夜里，他回來了，三點鐘他才睡著，你看著時間，四點鐘，五點鐘，你開門把他放進來了。”

詹周氏拼命搖頭：“不是的，不是的。”

薛至武盯著她，將煙頭掐滅，對她笑了笑，起身離開。出門時典獄長趕來了，跟他解釋：“辦法都用過了，真是嘴硬，什么都不說。”

“給她吃點好的，養養傷，別在這兒出什么差錯。記著，她是死刑犯，我得讓她死在刑場上。”

四月六日周市長邀請他吃法餐，他是薛至武的直接上司，兼任上海警察局局長。薛至武知道周市長找他干什么,報紙天天在炒這件事。前菜還沒上，周佛海就問他，醬園弄的案子是怎么回事。薛至武從頭到尾匯報一遍并表示，會派人去山東抓捕何惠賢。

“把他抓到，一切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不知道哪句話惹他不高興了，周佛海放下刀叉，折起餐巾擦著嘴巴反問：“他是軍統還是共產黨?”

“都不是。”

“那他是什么?”

“普通人，兇手。”

“好，兇手，你要費這么大警力抓一個普通的兇手?我問你，上海的警察該干什么?”

“讓上海穩定，打擊犯罪。”

“別在這兒講好聽的，我的人該干的是，抓老蔣和老毛的人。”周佛海看眼手表，“現在是六點半，此時此刻，全上海至少有十個組織在秘密籌劃怎么暗殺我周佛海，你不去搜他們，跟我要人，去他媽山東抓何惠賢?”

“屬下的錯。”

“報紙我看了，記者說詹周氏一個人干不來，那就是有個奸夫。這很難找嗎，滿大街都是。”

“屬下不明白。”

“你聽著，薛至武，你說，她不給你一個名字，你就不能給她一個名字嗎?”

“給她一個名字?”

“滿大街都是，我給你五天的時間，我要在報紙上看見這個案子了結!”

主菜是牛排，端上來時滋呟冒油，周佛海都沒瞅一眼，將餐巾扔在桌子上，帶隨從離開了餐廳包廂。

剩薛至武獨自在餐廳吃了兩份的前菜、主菜和甜品，主要的是還喝了兩人份的洋酒。回去的路上有些微醺，還沒到局里，就在路邊吐了出來。他讓司機先回去，自己步行透透氣。司機不敢抗命，又不敢把他一人留在大街上，把車開在后面緩緩跟隨。薛至武搖搖晃晃，影子在路燈下時長時短。五天，到四月十日，滿大街都是，案子會更簡單，只是時間太緊了，何況他真的不想隨便拉個替死鬼。他迷迷糊胡糊，掐著指頭從拇指開始數日子，費了半天勁都數不到小指。

到局里差不多晚上十一點。剛推門進去還以為自己進錯門了，一位圍著披巾的年輕女士正坐在他的位子上，見他進來，說：“值班的說，你一定會回來。”

他揉揉眼睛，倒退回門外，看看門牌沒錯，跨步進門問：“你找我?”

年輕女士站起來，向他走過去。薛至武確實有些醉了，瞪大眼睛也看不清她穿的是旗袍還是短裙，只聽到高跟鞋的聲音漸漸靠近。

“你好，”女士伸出右手說，“我前天來找過你，我是蘇青。”

十四

他們倆聊了很久，確切地說蘇青在講，薛至武瞇著眼睛看她，酒勁兒還沒過去，蘇青講的一句話也沒聽進去。從進門那一刻，他就覺得這女人有種味道，說不上很美，看起來也不年輕了，但就是有吸引人的地方。他確定沒見過她，可如此似曾相識，他又問一遍她的名字。

“蘇青，薛副局，你有在聽我講嗎?”

薛至武點點頭，仿佛疑點解開的表情，說：“我看過你的戲。”

”《娜拉出走之后》?”

“差不多，我奔著這個去的，劇場臨時換了別的戲。”

薛至武說完苦笑，兩人都明白這其中的意味。他看見蘇青從包里掏出煙盒，向他推過來。薛至武瞅一眼香煙的牌子，特沒勁兒的那種女士香煙，他搖搖頭說：“那出戲講的是什么呀?”

“沒什么意思，外國的故事。”蘇青自己拽出一支點上，吐出第一口煙霧時說，“我要見見詹周氏，我要寫她。”

“你想把她寫好，還是寫壞?”

“我還不知道，但我同情她。”

“哈，你也同情她，何惠賢的同情是跟她睡，你的同情是寫她。”

蘇青愣了一下，也不知何惠賢是何等人物，說：“我覺得她像我們所有女人。”

“你們?你要記著，她和你不一樣，她是個殺人犯。你現在還不能見她。”

“現在是到哪天?”

薛至武又數了一遍，從拇指開始，這次數到了小指，然后他握緊拳頭，輕敲兩下桌子說：“五天，到四月十號。”

等不到第五天，八日的晚上，副典獄長打電話過來說，詹周氏咬舌自盡了。話沒說全，薛至武一度以為她死了。趕過去的時候她已經住進醫療部，舌頭止血，躺在病床上，嘴里戴了上下兩排的牙套，也不知是睡是醒。薛至武拽把椅子坐在床旁邊，點起一支煙，慢悠悠地說：“你反正都是要死的，不必這么急，我沒讓你遭什么罪吧，那你就好吃好喝地等到上刑場那天。反正你都不講，我也不跟你問名字了，我拿三條命陪你上黃泉，二房東王燮陽、樓下宋瞎子、刀鋪老板，他們都可以是你的幫兇，都可以陪你一起吃槍子兒。”

薛至武講完走到床邊，打開窗戶將煙頭彈出去，陽光明媚，卻是一些人最后的時光。他聽到詹周氏在他后面翻身，一個很含糊的聲音吐出來。

薛至武想起她戴著牙套，舌頭又剛咬破，讓護士送筆紙進來。詹周氏握筆對著紙虛劃了半天，努力地說出第一句話：“我不會寫字。”

“那就說出來，救他們三個一命。”

“小，”她停頓一下，舌尖舔了舔牙套，“小寧波。”

見到他第一眼，薛至武就確定小寧波殺不了人，他沒那個長相，詹周氏都有股狠勁，小寧波眼珠子里面蹦的都是投機與諂媚。已經是四月九日的下午，小寧波被帶進警局的十六個小時以后。隊長報告薛至武，頭幾個小時嘴還很硬，不過還是招了。薛至武接過口供瀏覽一遍，放到一邊問：“你認得我嗎?”

“副局長，他們叫你副局。”

“嗯，上海我說了算，你好好地配合我，我保你不死，風頭一過我就放你出去，給你個閑差，天天玩你的牌，我給你出賭資。但你得回答我想聽的。聽說你昨晚吃了不少苦，何必呢，何必說我們不想聽的呢?明白了嗎?”

“明白，明白。”

“好，知道誰把你供出來的嗎?”

“詹周氏那個賤人。”

“她為什么供你?”

“她不喜歡大塊頭跟我玩牌，以前去過她家一兩次，都是被她撒潑趕出來的。”

薛至武搖搖頭，很失望：“這個不是我想聽的，昨晚他們沒教你怎么說嗎?”

小寧波眨眨眼睛，想清楚后說：“她跟我說，自己存了一些私房錢，殺了大塊頭，她跟我過。”

“很好，大塊頭很少回家，有時候一個月回不來一次，不過你知道他什么時候回家。你先讓詹周氏買好砍刀，三月二十一日夜里，大塊頭輸光了，離開遠東飯店，你在后面跟著，一路進了醬園弄。大塊頭上樓進門，樓下是何惠賢的房子，詹周氏早給你鑰匙了，你在里面等他睡著，才悄悄進了門，我說得對嗎?”

小寧波愣在那里，不知如何回答。薛至武又追問一遍：“對嗎?”

“對，對!”

“你記得就好，明天千萬不要出差錯。”

“明天就上法庭?”

“著急了不是，沒那么快，明天過現場，在殺人的地方走一遍。”

“我真沒殺人!”

“不好，這么說可不好，記著，全上海的記者來給你拍照，你要出名了。”薛至武微笑地看著他，那表情似乎在恭賀榜上有名的秀才。

十五

薛至武數了數，來了三十多家媒體，仿佛開一場盛大的party。一切都順理成章，詹周氏與小寧波也還算配合。隊長的意思是由他對記者講解案發過程，薛至武擺手拒絕。這段日子既然出盡了丑，他也懶得再出風頭。還好隊長懂規矩，回答每一個記者問題時，都會先加上一句“我們薛副局認為”,不敢自己稱功。

面對照相機，薛至武在二樓房間站了一會兒，之后從人群中退出去，到花壇邊抽支煙。離老遠還能聽見記者問話的聲音，聽起來他們也滿意這個結果。這時候要是有杯紅酒就好了，春意盎然，借著鳥語花香小啜一口。有個女人朝他走過來，靠近一些他認出是蘇青。

“我們有邀請你嗎?”

“我也是媒體，”蘇青在他旁邊坐下，又掏出她的女士煙，“我們辦的雜志叫《雜志》。”

“倒是挺取巧的。”

“您這不也是挺取巧的嗎?我看了小寧波的報道，他是再合適不過的幫兇了，沒老婆孩子，遠東飯店的小混混、爛賭鬼。估計你都快相信，他會殺人了。”

“你要說什么?”

“我要說，你覺得詹周氏為什么要殺大塊頭?”

“因為她受不了大塊頭是個爛賭鬼。”

“所以她要殺了大塊頭，好嫁給小寧波，另一個賭鬼?”

薛至武側過頭盯了蘇青幾秒，轉回來直視前方，說：“案子已經結了，詹周氏怎么想的，那是她自己的生活，我不能替他們想透，幫他們活一遍。”

“好，薛副局，就說這個案子，你有沒有想過，詹周氏到底為什么要殺大塊頭?”

“她想離開大塊頭。”

“那為什么不離婚呢，為什么要殺了親夫，把自己作踐成一個死囚呢?”

“是啊，”薛至武苦笑兩聲，“為什么不離婚呢?”

“因為她離不了婚，我是離過婚的，我知道，在中國，在上海，離了婚的女人還不如妓女。你問我《娜拉出走之后》是什么戲，娜拉的丈夫重病時，娜拉四處借錢給丈夫治病，后來丈夫病好了，那些債主也一個個催上門來，她丈夫說錢不是我借的。債主說了，你妻子借的，不跟你借的一樣?她丈夫說，那可不一樣，從現在開始她就不是我妻子了，我決定跟她離婚了，她借的錢她還，跟我沒關系。可是娜拉離了家就無法生存，她不識字，又干不了體力活，房東都不會把房子租給一個單身女人。走投無路，娜拉只好做妓女，街邊賣笑，她最后一個客人是她的丈夫，在街頭偶遇，她丈夫現在已經發達了，居然嫖了她，這他媽算憶苦思甜嗎?完事還把錢扔在床上算嫖資!”

“最后呢，娜拉什么下場?”

“我寫時也在猶豫，我讓娜拉自殺了，看起來這是最合理的結局，可是這不對，我現在明白了，我不能讓她這么死，她應該拿起砍刀，殺了她丈夫。”

二樓那邊罵起來了，小寧波撒潑似的，掙脫著腳鐐要往詹周氏身上撲，也許才意識到他不會就此發達，他會死在大牢里。隊長帶頭用警棍打他，薛至武站起來回身看了會兒，坐下來和蘇青繼續說：“你說誰，你說娜拉還是詹周氏?”

“不管是誰，總有些渾蛋游走于法律邊緣，沒犯法，卻把女人折磨得生不如死。你們警察管不了的人，我們只能自己反抗。”

薛至武身子向前弓，雙臂撐在腿上，雙手交叉著不說話。小寧波就算了，活著死了都是個雜碎，主要是詹周氏。已經四月十日了，晚上他就要給周局長寫結案報告。他需要講詹周氏殺人是不得已而為之嗎?不可能，那就這樣吧。甭管詹周氏面前有幾條路，甭管還有什么人在幫她，大塊頭不是死了嗎?按過去的規矩，詹周氏就算什么都沒干，不還是得殉夫陪葬嗎?真是的，誰也冤枉不了誰

十六

仿佛是躲媒體的風頭，法院一拖再拖，到六月底才對詹周氏開庭。五十天里，詹周氏成了這個春天最熱門的詞匯。張言對薛至武開玩笑說，上海所有關于醬園弄的報道，加起來有幾百萬字了吧。蘇青也寫過幾篇稿子，發表在她自己的《雜志》上。他們不想讓詹周氏死，他們覺得詹周氏一死，這個城市就要病了。

胡說，殺人不償命才會讓上海大病一場。正方反方都在等一個結果，弄得法院也不敢開庭了，它也在等，等上海忘了這件事，是死是活不再被輿論左右。六月下了幾場大雨，所幸城里沒澇，法院宣布檢方準備好材料、證人，二十七日開庭，七月以前把這場爭論了結。

開庭的第二天薛至武去了，作為檢方證人，他要證明尸檢報告以及兩名被告口供的真實性。上海已經不再涼爽，尤其是大雨之后，法庭里悶熱潮濕，幾架吊扇在棚頂緩慢轉動。他回答檢方提問，他說三月二十二日接到報警，在醬園弄將詹周氏抓獲，她本人也對此供認不諱，但一直在保護幫兇小寧波，直到警方掌握一定的線索，才肯吐露小寧波為幫兇。

“薛副局，”檢察官問，“那么,在您多年的從警經驗里，詹周氏此舉，算不算有自首情節?”

薛至武看眼被告席上的詹周氏，她眼神有點呆，吊扇的影子一次次打在她臉上，好像一直在盯著墻角的蜘蛛網或是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