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荔枝貢來自哪里？這個問題在唐代并無異議，就是來自嶺南，《唐國史補》及與楊貴妃同時期人的杜甫、鮑防等詩句均可證明。但中國古代荔枝產地，除今兩廣外，還有四川和福建等地。眾所周知，荔枝保鮮期短，加之嶺南路遙，至宋代開始有人認為天寶荔枝來自巴蜀，此說一直影響到現代史學界。持論者不乏一些名家，采信者眾多，且有成為社會共識的趨勢。

然問題果真如此嗎？目前持巴蜀論者都是以荔枝易腐、巴蜀路近、數日可達長安為前提的。但是，翻檢史料卻發現，唐代眾口一辭，都明指貴妃荔枝來自嶺南，再加上前有東漢由交趾向洛陽進貢鮮荔枝的先例，后有北宋、金朝長距離遞送鮮荔枝的史實。那么，巴蜀論者是否忽略了古人可能擁有的荔枝保鮮技術和蜀道之難？所以目前來看，很難下定結論說天寶荔枝貢尤其是鮮荔枝來自巴蜀。

有關天寶荔枝貢，最有名的記載當為杜牧《過華清宮》：“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經此詩渲染，荔枝幾乎已“符號化”，成為唐玄宗、楊貴妃奢靡生活之象征。然《過華清宮》一詩中并未指出荔枝產地，《唐國史補》則曰：“楊貴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故每歲飛馳以進。”也就是說楊貴妃兒時經歷使得她愛上荔枝，后來發現嶺南荔枝滋味勝于蜀，所以自此由嶺南進貢。張九齡開元時期曾做《荔枝賦》，序言盛贊嶺南荔枝之美：“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實乃熟，狀甚環詭，味特甘滋，百果之中，無一可比。”嚴耕望《天寶荔枝道》認為可能是張九齡使得嶺南荔枝蜚聲京城，貴妃慕名。而杜文玉《楊貴妃、高力士與荔枝的情結》則認為是嶺南出身的高力士向楊貴妃建議的結果。

一些當時人的記載也證明獻于南海荔枝并非虛事。杜甫《病橘》詩曰：“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支。”唐天寶末年進士鮑防《雜感詩》：“五月荔枝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雁飛不到桂陽嶺，馬走先過林邑山。”《新唐書》卷二二：“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這一條在樂史所著《楊妃外傳》也有載：“明皇在驪山，命小部音聲于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內容雖大同小異，但“南海進荔枝”已明確了此處“南方”指的就是嶺南。

杜修可在《杜詩詳注》中認為杜甫所言的荔枝貢品來自“南海”是“借漢事以譏之”，嚴耕望在《天寶荔枝道》一文已經辯白，認為“杜翁用字遣詞誠取漢事故實，然與四五十年后之史家記事相同，即不能視為僅取漢故實”。

在唐人眼里，荔枝就是遠方化外之地的產物，《唐國史補》卷下：“李直方嘗第果實名如貢士之目者，以綠李為首，楞梨為二，櫻桃為三，甘子為四，蒲桃為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繆啟愉、繆桂龍在《農書譯注》注解道：“所謂‘寄舉’，也許是寄托的意思，就是外地來的，則是外來果品的首位。”為何荔枝與其他水果不同，是“外來”的？那是因為唐人心目中荔枝來自嶺南等不開化之地。金瀅坤認為唐代嶺南、閩地考生為增加登第的機會，前往京兆、河南等地冒籍獲得解額的社會現象十分突出，故李直方將由“冒籍”途徑而考中的進士比作荔枝，稱為“寄舉之首”。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直方推崇的水果中，有蜀地產物“柑子”，也就是柑橘，它與內地的李、梨、櫻桃并列，而荔枝則被視為遠方來物。可見在時人眼中，荔枝來源地不是蜀，和寄舉考生一樣來自蜀之外的地方。李直方為官時間為唐德宗至憲宗元和時期，彼時天寶貢已經停止，而元和貢中巴蜀荔枝是荔枝制品而非鮮荔枝（見后文），故其觀念應該是來自對天寶荔枝貢的記憶，即荔枝是嶺南貢物。

晚唐鄭谷《荔枝》：“平昔誰相愛，驪山遇貴妃。枉教生處遠，愁見摘來稀。晚奪紅霞色，晴欺瘴日威。南荒何所戀，為爾即忘歸。”唐人語境中，“瘴日”“南荒”等常代指嶺南，可見至晚唐，貴妃荔枝來自嶺南的認知并未改變。

但這里有一大問題令人困擾不解：荔枝容易腐爛，保鮮期短，而嶺南路途遙遠，如何做到按期到達？

《舊唐書·白居易傳》就一再強調荔枝易變質的特性：“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這句話就是目前“巴蜀說”的立論依據。嶺南若以廣州為起點，“去西京五千四百四十七里”，北上有三條路可選，距離最長的是“西北至東都取桂州路五千八十五里”，其他“西北至上都取郴州路四千二百一十里，取虔州大庾嶺路五千二百一十里”。的確，嶺南路途遙遠，以至于朝廷為之特設“南選”，而正常的行旅花費三數月都是常事，嬌貴的荔枝早已腐爛。

正因如此，自北宋以后，人們傾向于荔枝來自巴蜀。

有來自涪州說。宋人范成大《吳船錄》卷下云：“自眉、嘉至此，皆產荔枝。唐以涪州任貢。楊太真所嗜，去州數里，有妃子園，然其品實不高。”《輿地紀勝》卷一七四“涪州”條也稱：“妃子園，在州之西，去城十五里。百余株顆肥內（肉）肥，唐楊妃所喜。”《方輿勝覽》卷六八引《洋川志》載：“楊貴妃嗜生荔支，詔驛自涪陵……”蘇軾《荔支欺》詩自注：“唐天寶中，蓋取涪州荔支，自子午谷路進入。”詩曰：

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阬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龍眼來。飛車跨山鶻橫海，風枝露葉如新采。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永元荔支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酹伯游。

這也被世人視之為“荔枝道”上遞送荔枝的場景。實際上此詩中最有價值的只有自序和正文中“天寶歲貢取之涪”闡明了蘇軾觀點，即楊貴妃荔枝來自涪州，至于“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防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龍眼來”等，實際上有出處。《后漢書》卷四描述漢代由嶺南向洛陽進貢鮮荔枝的場景：“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可見，蘇軾不過是用漢代典故，詞匯多接近《后漢書》，不能將其視為唐代實景描述。

蔡襄《荔枝譜·第一》在嶺南和川蜀二說中取中，曰：“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洛陽取于嶺南，長安來于巴蜀。”但此處蔡襄失查，楊氏入宮為開元二十八年（740），天寶三載（744）立為貴妃，而在此之前的開元二十四年（736），裴耀卿漕運改革成功，關中糧食危機緩解，唐玄宗終其一生再沒去過洛陽，也無貴妃單獨前往的記錄，故荔枝貢不可能前往洛陽。

此外，南宋吳曾曾經質疑巴蜀說，后來觀點又發生動搖。《能改齋漫錄》卷三《曲名荔枝香》：“按：《唐志》以荔枝貢自南方，《外傳》以荔枝貢自南海，杜詩亦以為南海及炎方，則明皇時進荔枝自嶺表，明矣。東坡詩乃以‘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張君房《脞說》亦以為忠州，何耶？當有辨其非是者。”此處他仍然延續唐人說法，堅持嶺南說。但是在同書《貢荔枝地》一文中觀點改變了：

余昔記唐世進荔枝于《辨誤門》云：“唐制以貢自南方，《楊妃外傳》以貢自南海。杜詩亦云南海及炎方。惟張君房以為忠州，東坡以為涪州，未得其實。”近見《涪州圖經》，及詢土人云：“涪州有妃子園荔枝。蓋妃嗜生荔枝，以驛騎傳遞，自涪至長安，有便路，不七日可到。”故杜牧之詩云：“一騎紅塵妃子笑。”東坡亦川人，故得其實。昔宋景文作《成都方物略記圖》，言荔枝生嘉、戎等州。此去長安差近，疑妃所取。蓋不知涪有妃子園，又自有便路也。

可見宋代時，“貴妃荔枝巴蜀說”就已經蔚然成風，再加上受到當時民間傳說的影響，吳曾便改變固有看法，認為貴妃荔枝來自涪州“妃子園”，又認為涪州到長安路短，可以遞送新鮮荔枝。

△ 宋徽宗《寫生翎毛圖》中的荔枝

有認為是忠州的，《碧雞漫志》卷四：“《脞說》云：‘太真妃好食荔枝，每歲忠州置急遞上進，五日至都。’”此事亦見于《能改齋漫錄》卷三，《脞說》即北宋初期的張君房《縉紳脞說》。

也有根據杜詩認為來自戎州的，杜甫《解悶十二首》：“憶過瀘戎摘荔枝，青楓隱映石逶迤。京華應見無顏色，紅顆酸甜只自知。”王嗣奭《杜臆》：“今涪州有荔枝園，相傳貴妃所云‘一騎紅塵’者出此。今讀公詩，乃知出瀘、戎者是。公年與相及，必不妄。然已‘無顏色’，涪去京更遠，能神輸鬼運乎？”實際上，杜甫《解悶十二首》中另有一闕：“先帝貴妃今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玉座應悲白露團。”唐代以櫻桃為太廟薦新，而櫻桃季節之后就是荔枝成熟的季節，所以稱荔枝進貢為“炎方每續朱櫻獻”。“炎方”可作兩解：一是雅樂迎俎歌詞，“迎俎用《雍和》：昭昭丹陸，奕奕炎方”，以此借喻太廟薦新之禮。二則可能是一語雙關，指嶺南地區。如李白《古風》之三四：“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白居易《夏日與閑禪師林下避暑》：“每因毒暑悲親故，多在炎方瘴海中。”柳宗元《祭崔君敏文》：“某咸以罪戾，謫茲炎方，公垂惠和，枯槁以光。”吳曾《曲名荔枝香》就認為此處“炎方”指的是嶺南。故可見杜甫并未否定嶺南進貢，只是在瀘戎摘荔枝時睹物思情（杜甫在此之前應該是無緣吃過新鮮荔枝），由荔枝想起玄宗與貴妃之事，揮筆而成，并不是說荔枝來自于此。否則其《病橘》明確所說的荔枝來自南海就無法解釋了。

實際上天寶時期戎州的確有荔枝進貢，但并非鮮荔枝，而是荔枝煎。《通典》卷六“天寶貢”曾提到南溪郡（即戎州）的荔枝煎貢物：“南溪郡，貢葛十疋，六月進荔枝煎。今戎州。”《南部新書·辛》：“戶部式云：‘安曲西偏桃仁一石，安州糟藏越瓜二百挺、瓜荳豉五斗，戎州荔枝煎五斗，兼皮蜜浸四斗……’余久主判戶部，逐年所上貢，此物咸絕，但杭州進糟瓜耳。”戎州荔枝煎可能是當地長期的貢物。而荔枝煎乃荔枝制品，類似蜜餞，非新鮮荔枝。

也有籠統說巴蜀的，曾鞏《福州擬貢荔枝狀》：

臣竊以《禹貢》揚州厥包橘柚錫貢，則百果之實列于土貢，所從來已久，二帝三王所未嘗易也。荔枝于百果為殊絕，產閩粵者，比巴蜀南海又為殊絕。閩粵官舍民盧，與僧道士所居，自堦庭場圃，至于山谷，無不列植。歲取其實，不可勝計。故閩粵荔枝食天下，其余被于四夷。而其尤殊絕者，閩人著其名至三十余種。然生荔枝留五七日輒壤，故雖歲貢，皆干而致之。然貢概以常品，相沿已久。其尤殊絕者，未嘗以獻。蓋東漢交阯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馳走，有毒蠱猛獸之害。而唐天寶之間，亦自巴蜀驛致，實開侈心。

曾鞏認為，閩粵兩地的荔枝優于巴蜀、南海，有日常進貢，但皆為干貨，他無法否認《后漢書》中交趾向洛陽的生荔枝進貢，但是強調了“唐天寶之間，亦自巴蜀驛致”。

《涪州志》稱自涪陵到長安的荔枝道需行七日。嚴耕望對此有所疑問，涪州至長安陸路多則二千二百余里，若滿足貴妃所嗜，疾行五百里外，還要增加速度，如果按《涪州志》七日夜計算，一日需三百里，“人馬斃于路者甚眾”就比較夸張，但“或云七日者，正為由嶺南驛貢之日數欺？然七日驛到，荔枝已敗壞矣”。

如前所揭，《通典》和《南部新書》都有巴蜀向長安進貢荔枝的史料，但都是“荔枝煎”。另有元稹《浙東論罷進海味狀》：“臣伏見元和十四年（819），先皇帝特詔荊南，令貢荔枝。”但是這些史料所述年代距離楊貴妃時代已然過去了數十年。唐代貢籍大約有開元貢、天寶貢、元和貢、大中貢等體系，這期間還有各種修正、改變和零星的進貢，貢物產地也多有變化，宋人“巴蜀說”大概就是依據《元氏長慶集》啟發才有此斷言。唐代荊南指的是荊州、澧州、朗州、峽州、夔州、忠州、歸州、萬州一帶，而目前可見的宋代史料中，張君房《縉紳脞說》是最早說貴妃荔枝來自巴蜀的，而他所指正是隸屬于荊南的忠州。但同為宋人的司馬光、宋祁等人在《資治通鑒》和《新唐書》中倒還堅持南海說，不過這并不妨礙“巴蜀說”逐漸開始流行。

現代的嚴耕望、馮漢鏞、藍勇等一些歷史學家明顯傾向于“巴蜀說”。嚴耕望《天寶荔枝道》雖已注意到漢代有從南海向洛陽進貢荔枝的記載，并且注意到了《唐國史補》以及杜甫等人關于荔枝來自嶺南的論述，但還是相信宋人的說法，支持巴蜀說，即荔枝來自涪州而非嶺南。其立論的基礎就是白居易所說的“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認為涪州可在期限內到長安，而嶺南萬萬不可。至于唐人眾口一辭指向嶺南，嚴先生做了這樣的推測：“唐人以此為楊氏罪，故偏指遠地歟？”

張生也提出若依據氣候這個客觀因素，嶺南荔枝無論是在產量還是質量都應在巴蜀荔枝之上，但為何還會是唐宋貢在四川？其分析原因有二：一為道路近便，二是唐代對四川荔枝的評價居于首位，對宋代有較大影響，故呈現出“荔枝貢”隋唐以前在嶺南、唐宋在四川、元明清在福建的現象。對于該文結論的第二點筆者不敢茍同，唐人并不視巴蜀荔枝為最佳，宋人心目中，荔枝以閩地為最佳，詳見后。

生活經驗告訴我們，荔枝的確容易腐敗，難以長時間保存，所以這一點就成為本文問題的節點。筆者認為，這個問題似不可依據常識輕易下定論，嶺南說依舊不可輕易否定，關鍵點有三：

第一，荔枝有無辦法長時間保鮮？第二，嶺南道遠，蜀道路短，可是蜀道運輸效率如何？第三，唐代以前和以后，有無超遠路途進貢鮮荔枝的案例？

古今思維模式不同，“了解之同情”的原則甚為有理，按照近現代思維模式對古人技術進行揣測可能就會與真正的古人技術之路大相徑庭。更何況現今技術思想是工業時代思維，是基于技術本身和社會成本的綜合考量。但是，假如為所愛不計成本呢？在不計成本的情況下，古人所做的事情可能是今人難以揣測的。

坦白地說，筆者還沒有找到唐代荔枝保鮮的史料。但是這大概只是史料闕如罷了。現在看來，那時荔枝保鮮期大概比“四五日”為多，而且大約有特別的驛送制度。其實前面所提的白居易那句話是有前提的，就是“若離本枝”，即指單獨的荔枝顆果而言。事實也是如此，單獨的荔枝顆果容易變質，但若連枝摘下，保鮮期便會有效加長。古人的確也是這么做的，甚至于“荔枝”一名的由來可能就是對這一行為的描述。

荔枝最早在司馬相如《上林賦》中被稱為“離支”，錢偉《“荔枝”釋名》：“在上古漢語中‘離’有割取之意，如‘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禮記·少儀》），句中的‘離’就是‘割取’。‘支’通‘枝’。……古人已經認識到這種水果的一個顯著特點：不能離開枝葉，假如連枝割下，保鮮期會加長。”另外《扶南記》云：“南海郡多荔枝樹，荔枝為名者，以其結實時，枝條弱而蒂牢，不可摘取，以刀斧劙取其枝，故以為名。”“劙”通“剺”，即分割之意也，也就是說荔枝是“砍下來的枝子”的意思。

前文提到唐代荔枝保鮮史料闕如。但是宋代有多條史料，文同《謝任瀘州師中寄荔支》：“有客來山中，云附瀘南信。開門得君書，歡喜失鄙吝。筠奩包荔子，四角俱封印。……相前求拆觀，顆顆紅且潤。”筠奩即竹制筒盒，這是一種用竹制容器密封保存的方式。范成大《吳船錄》卷上記載：

乃知尋常用籃絡盛貯，徒欲透風，不知為雨露沾灑，風日炙薄，經宿色香都變。試取數百顆，貯以大合，密封之，走介入成都，以遺高、宋二使者，亦雨夕到。二君回書云：“風露之氣如新。”記之以告好事者。

這都是短途運輸，也許幫助不了問題，但宋代還有別的方式保證鮮荔枝的長途運輸，只是不考慮成本而已。宋代重閩地荔枝，宋徽宗時期太師蔡京自仙游選荔枝栽瓦甕中，以海船運出湄洲灣直抵汴京。《三山志》卷三九《土俗類·土貢》：“宣和間，以小株結實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闕下，移植宣和殿。”還有詩云：“蜜移造化出閩山，禁御新栽荔子丹。瓊液乍凝仙掌露，絳苞初綻水精丸。酒酣國艷非珠粉，風泛天香轉蕙蘭。何必紅塵飛一騎，芬芬數本座中看。”這是整枝移植。自福建湄洲灣直抵汴京，路途也很不短，尚能保鮮。據此宋人還特地嘲笑唐人“何必紅塵飛一騎”。

明代也有多種方式，明初朱權《臞仙神隱》云：“收生荔枝，臨熟時……以新芭蕉截斷，連根插上亦可。”即將將熟荔枝樹枝插在芭蕉上，可能是藉此吸取水分和營養，保證荔枝在連枝摘下后進一步成長、保鮮。徐渤《荔枝譜》：“鄉人常選鮮紅者，于林中擇巨竹，鑿開一竅，置荔節中，仍以竹籜里泥封固其隙，藉竹生氣滋潤，可藏至冬春，色香不變。”有人不信，徐渤竭力辯白，還邀請對方來驗看，似乎對此法很有信心。這種辦法的原理應是借助鮮竹的水分實現保濕。而且密封有利于累積二氧化碳、降低氧含量，也有利于荔枝保存。

清代荔枝保鮮的記載更多，例如屈大均曾提出“蜜水荔枝”保鮮法，就是“就樹摘完好者，留蒂寸許蠟封之，乃剪去蒂，復以蠟封剪口，以蜜水滿浸，經數月，味色不變。是予終歲皆有鮮荔支之飽。”這可能就類似于現在的糖水罐頭，唐“口味貢”中的“蜜浸荔枝”可能就屬此類。還曾出現整枝甚至整樹運輸，乾隆帝《食荔枝有感》小注：“閩中歲進荔支，多連樹本，鮮摘，色味絕佳。”但因為成本昂貴，即使皇帝也不能飽啖。

《新唐書·楊貴妃傳》強調：“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可見，唐代荔枝是能做到保鮮期抵達京城的。筆者雖然找不到唐代荔枝保鮮的具體史料，但那只是史料佚失的結果，很難想象其他朝代能夠想到的辦法而唐人完全想不到。

保鮮措施之外，毫無疑問最要緊的是傳遞速度。早在漢代即有飛郵荔枝之事。漢武帝破南越始得知荔枝美味，曾試圖移植，當然這種不顧環境條件的做法自然無果而終，“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破南越起扶荔宮。宮以荔枝得名。……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無一生者，連年猶移植不息。后數歲，偶一株稍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誅者數十人，遂不復蒔矣”。但他并不甘心，“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斃于道，極為生民之患”。東漢也有交州（越南）荔枝向洛陽進貢的先例，這個路程之長基本不亞于嶺南到長安，《后漢書》李賢注引《謝承書》：

唐羌字伯游，辟公府，補臨武長。縣接交州，舊獻龍眼、荔支及生鮮，獻之，驛馬晝夜傳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頓仆死亡不絕。道經臨武，羌乃上書諫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故天子食太牢為尊，不以果實為珍。伏見交阯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惡蟲猛獸不絕于路，至于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從之。

《太平御覽》卷九七一引晉《廣州記》云：“每歲進荔支，郵傳者疲斃于道。漢朝下詔止之，今猶修事荔支煎進焉。”以上史料，一則側面證明漢代進貢的的確是鮮荔枝，二則證明晉代進貢荔枝皆為干貨。漢代由嶺南進貢荔枝的手段是設置專門的驛送制度，《后漢書》卷四：“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置即驛站，候即堠，為錐形里程碑，“十里”“五里”的距離大大小于一般的驛站距離，雖然鋪費但好處就是可以頻繁換馬，保證沖刺速度，用這種速度來保證荔枝的新鮮。當然，和唐代一樣，推測可能也有保鮮技術，只是細節缺乏記載。

杜文玉在《楊貴妃、高力士與荔枝的情結》一文中計算，假如快馬加鞭，頻繁換馬，唐代由嶺南到長安時間可以縮短為11天。11天送達的荔枝，如果再加上合適的保鮮手段，縱然不算新鮮，也不能稱腐敗。

唐之后，除了前文提到的北宋由閩地進貢鮮荔枝外，金朝也有從南方遞送鮮荔枝到中都之事，《金史》卷八《世宗紀》：

[大定二十六年（1186）]十二月甲申，上退朝，御香閣，左諫議大夫黃久約言遞送荔支非是，上諭之曰：“朕不知也，今令罷之。”丙戌，上謂宰臣曰：“有司奉上，惟沽辦事之名，不問利害如何。朕當欲得新荔支，兵部遂于道路特設鋪遞。比因諫官黃久約言，朕方知之。夫為人無識，一旦臨事，便至顛沛。宮中事無大小，朕常親覽者，以不得人故也，如使得人，寧復他慮。”

這里被諫議大夫黃久約指摘的“新荔支”，應該指的是鮮荔枝。金世宗口碑較好，體貼民力，于是代價高昂的荔枝貢被叫停。可是清趙翼對此持有疑問：“然荔枝出閩、粵、蜀三處，金時皆無其地，不知其設鋪馳遞者何地所出也？”確實，金朝統治區域并不包含荔枝產地，那么“新荔支”來自何處？不能排除是金朝與南宋榷場貿易的產物。

紹興和議（1141）后，金設置了十二個榷場與南宋進行交易，泗州場是最大的，《金史·食貨志》載：“所須雜物，泗州場歲供進新茶千胯、荔支五百斤、圓眼五百斤、金橘六千斤、橄欖五百斤、芭焦干三百個、蘇木千斤、溫柑七千個、橘子八千個、沙糖三百斤、生姜六百斤、梔子九十稱，犀象丹砂之類不與焉。”史料中明確記載的是“荔支五百斤”，而不是像同樣保鮮困難的芭蕉為“芭焦干”，所以金世宗時期的“新荔支”也應該有過“奔騰險阻”的經歷。

這些荔枝的出發點很可能是南宋的蜀地、嶺南或福建，其中福建可能性更大，因為宋人特別推崇閩地荔枝，金人大概率會受“供貨方”觀念影響。荔枝以水運或水陸聯運的方式到達淮河流域泗州，然后由金兵部主管再從泗州榷場以陸路運輸、快馬加鞭的方式遞送中都（今北京）。僅泗州到中都就超過了1600華里，再加上從產地抵達泗州榷場以及榷場貿易耗費的時間，不論如何計算，鮮荔枝從采摘到遞送中都，耗時都遠超四五日，再考慮到初夏長江淮河流域的高溫，如果荔枝依舊能保持風味，足以幫助當時有特定的保鮮技術。

前有漢代南海獻荔枝，后有北宋閩地進貢、金朝榷場轉運，都側面印證鮮荔枝超遠距離運輸完全有可能，依據白居易的四五日之說所設的日程限制可破。

荔枝問題，看似事小，實際上涉及研究理念問題，一個原本在唐代有較為明確答案的問題，唐以后卻出現了不同的說法。蓋因出發點錯設在了“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的前提上，這個前提本身就忽略了極有可能存在的保鮮技術，具有局限性。假如這個出發點不存在，那么巴蜀說便就難以立足。

本文也許不是定論，但以下問題恐怕是相關研究者不可回避的：

1.《唐國史補》以及杜甫等與楊貴妃同時代人都認為荔枝來自南海，唐人指嶺南難道僅僅是為了“罪貴妃”？

2.從漢代和后世北宋、金朝事例來看，超遠距離驛送鮮荔枝技術上可行。

3.唐代有巴蜀進貢荔枝的記錄，但可能不是鮮荔枝，且多數為唐后期。

4.唐人有可能有保鮮技術，但是我們并不掌握其細節。但也不能斷言唐代毫無措施。從漢、宋、金史料來看，如果不考慮成本，實現荔枝長時間保鮮是可以做到的。

5.路途遠近是問題，行路難易也是問題。而且是大問題，蜀道短，但蜀道難，照樣難以在四五日內到達長安，“巴蜀說”所依據的“優勢”可能并不存在或者說優勢甚小，這是必須考量的一個問題。

荔枝貢研究實際上牽涉到我們以何種視野看待古代的技術問題。我們經常用今天的科學思維和邏輯水平試圖去解釋古代所有的技術問題。其實未必然，很多時候，看待中國技術史的各種成就必須堅持“點、線、面結合”的原則，既要明了傳統技術曾經達到過的高度（所謂各個“點”），又要顧及傳統技術“經驗科學”特色所塑造的繼承模式（所謂“線”），還要考慮這項技術是否得到發揚光大，能否轉化成公共技術，從而對當代及未來產生重大影響（所謂“面”）。

其實，并非所有的技術成就都會經歷點一線一面的歷程，有的“點”永遠是“點”，未能產生深遠影響。但是不能就此否定這個“點”的存在。人類歷史上的“技術樹”很多枝杈是枯死了的，就如唐代荔枝保鮮，它本屬于鄉野技能之事，進入貢籍后也屬于伎術官員之事，在“百工之人，君子不齒”的思想環境中，當然不入掌握史料話語權的士大夫之法眼，在史料中留下印記的概率也就縮小了，但是種種側面證據顯示，它可能的確存在過。它在史料中的闕如，導致了今人研究視野的偏差。

（節選自《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2024年第1期，原文有刪節）《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