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學開山鼻祖麥克斯·繆勒曾說：“只懂一種宗教的人，其實什么宗教也不懂。”這一思想被濃縮成一句名言——“只知其一，一無所知。”

其實，不僅宗教如此，作為社會生活的靈魂——文化，也是如此。我們似乎很了解中國文化，如唐詩宋詞、瓷器、茶葉、忠孝仁義、儒釋道法等。說起來如數家珍、自然而然，但其實多是溢美之詞，是敝帚自珍、少見多怪的短視產物。

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言“我將教會你差異”。只有在中西文化的反復比較中，看到中西文化的不同，我們才能說真正理解了中國，也才能說真正理解了西方。

為此，我們從趙林《中西文化的精神分野：傳統與更新》、《共塑：西方文化精神的演變》以及殷海光絕版許久、新近復活的經典之作《中國文化的展望》中總結出了“中西文化的五大區別”。開啟這場認識世界、認識自我的第一步。

區別一

彼岸關懷VS此岸關懷

▲《圣母升天》，安東尼奧·達·科雷喬繪

西方文化中，有一種對于彼岸世界的執著。從最早的希臘神話、哲學對宇宙、大自然的終結追問；到后來的基督教對上帝、末世的不斷叩問，西方文化始終有著一種對于彼岸世界的關懷。

超驗彼岸的信仰關懷，是西方“罪感文化”的重要來源，也是西方不斷反思現世與自我的前提。以至于學者趙林在《共塑：西方文化精神的演變》《中西文化的精神分野：傳統與更新》中，將“信仰”作為西方最重要的文化基因之一。

而中國文化，則更注重此岸。孔子稱“未知生，焉知死”，對“彼岸”存而不論。本土宗教道教，更是放棄彼岸，只追求此岸的長生不老。哪怕是外來的佛教文化，在本土化之后，也變成了和祖宗、關公、狐仙一樣能夠給現世帶來幫助的神秘力量，連觀音都成了“送子觀音”。

這種對彼岸世界的淡漠，讓中國人“不認死理”，很少發生像十字軍東征那樣的宗教迫害；但另一方面，由于缺少超驗的限制，世俗的王權一直沒有制約，道德教化也缺少了立足點。

區別二

理性思維VS感性思維

▲《幾何原本》

西方文化非常理性。從古希臘開始，任何思考都特別強調“定義”“邏輯”和“方法”。比如，《幾何原本》先定義什么是點、直線、三角形，再提出五條公式作為最基礎的規則，最終推導出了整個幾何大廈。

這種有強力的理性精神，是西方誕生現代科學的重要“前提”。以至于趙林在《中西文化的精神分野：傳統與更新》、《共塑：西方文化精神的演變》中，將“理性”視為西方第二個重要文化基因。

而中國文化則更感性。描述一件事物，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枚舉、歸納和類比。比如，孔子的“仁”，從“克己復禮”，到“惻隱之心”，再到“已欲立而立人”等等，定義多達十幾種。孟子闡釋人性本善，用水的向下流動作類比。老子、莊子的著作中，用自然世界的山水花鳥魚蟲作比喻，更是屢見不鮮。

這造成了中國文化“詩性”的一面，中國詩歌的美感遠超其他地區；但也造成了中國人不講邏輯、過分感性的思維習慣，這也就為中國有技術而無科學的“李約瑟難題”找到了解釋。

區別三

規則意識VS力量意識

▲巴特農神廟的黃金比例

西方文化還非常重視規則。國家的統治合法性，人行為的正當性，都要基于對規則的遵守。哪怕是國王，也需要上帝的承認才具有合法性。代表上帝的教皇，也要通過選舉才具有合法性。上位者，依然要受規則限制，比如“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一旦國王違反了規則，其統治合法性也就沒了。

而中國文化卻經常視“規則”為羈絆。宋襄公對“不重傷，不禽二毛”的貴族精神堅持，被我們稱作“蠢豬式的仁義”；劉邦不守信用，簽完合約后，掉頭渡過楚河漢界，被我們視為智慧的象征；而重諾言，言必行、行必果的戰國游俠，也鮮有人真正尊重。

我們尊重的，往往是“力量”“地位”，至于品性如何，無關重要。以至于殷海光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中指出，“聲望”與“地位”是中國文化重要的基線之一。我們對此有著近乎病態的渴望。錢、權、地位，似乎依然是當下很多人畢生的追求。

區別四

世界主義國際觀VS天下主義國際觀

▲古代中國對“萬邦來賀”的迷戀

西方文化中，世界是一個天然概念。歐亞大陸西部的文明非常擁擠。愛琴海文化是西方文明的源頭，而在這附近，埃及文明、兩河文明也都達到了很高的發展水平，因而，無論是希臘還是羅馬，都能夠比較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只是眾多文明中的一個，文明之間最重要的是尊重、平等與幫助。外面的世界很寬廣，人們應該多走出去看看。

而中國文化的世界觀卻是“天下觀”。歐亞大陸東部文明稀疏，除中國外，只有印度文明發展水平較高，但又與中國隔著喜馬拉雅山，所以中國文化一直是獨立于其他先進文化發展的，中原文明常常將周邊視為蠻夷。所謂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四周應該以華夏為尊，四時朝拜。殷海光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中，稱之為“天朝型模的世界觀”，也是中國文化的重要基線之一。

這種目空一切的天下觀，使得我們在想象國際秩序的時候，總喜歡以老大自居，時時散發著天朝上國的大國心態，缺少平等的意識。

區別五

商業社會VS農業社會

▲龐貝古城遺址，龐貝曾是古羅馬重要的商業中心

以上四大區別，其實和社會形態有著內在關聯。

西方社會是商業社會。從邁錫尼文明開始，西方就奠定了這一基調。商業需要與陌生人不斷交流，因此自由、平等、守信等原則至關重要，也就塑造了西方相互平等、自由貿易、遵守契約的傳統。

中國社會則是農業社會。農業社會以土地為原點，以家族為單位聚居。社會演化緩慢，年齡往往代表了經驗與智慧，因此老人成為了核心。農業社會也是人際關系固化的熟人社會，因此按輩分、年齡劃分等級也最容易，進而形成了等級森嚴的家族差序格局。所以殷海光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中將“家”視為中國文化重要的基線之一。

這使得中國社會形成了家庭-家族-社會的同心圓結構。這是一種家國一體的結構。家一定要有父親，國一定要有君主。父親不容質疑，君主不容否定。這種特別強調“權威”的文化，至今仍是我們現代化轉型的難題之一。

這五大區別讓中國和西方，走上了兩條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也決定了中西碰撞的過程與結果和走向。

胡適曾說：“我們所要的，不過是把歐洲文化最好的部分帶到中國來，與中國民族的精神結合，產生一個新的靈魂。”這仰賴于每個人的努力，而看懂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