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因為特朗普驅趕非法移民引起的洛杉磯騷亂，正在向美國其他城市蔓延。

特朗普雖然調動4000多名國民警衛隊和700多名海軍陸戰隊前去鎮壓，但是，騷亂并沒有減輕的跡象，而且，參加的人越來越多，大有燎原之勢。

但是，這也只是一種騷亂，像美國發生的歷次運動一樣，既沒有一個明確的政治目標和政治訴求，也沒有一個堅強的無產階級政黨來領導。

這場騷亂的最后，大概率仍然會以特朗普鐵腕鎮壓而告終。

至于特朗普的命運如何？那主要看美國兩黨的斗爭結果而定。可能特朗普借此鏟除異己，進一步穩定基本盤，也可能因其下令發生大量地流血犧牲事件，由此而退出政治舞臺，黯然下場。

美國作為當今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強國，其社會矛盾與政治穩定性問題始終備受關注。

縱觀美國歷史，從1960年代民權運動，到2011年9月占領到華爾街運動，到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浪潮，再到目前反抗特朗普驅趕非法移民的運動，社會騷亂頻發卻從未演變為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革命。正像有網友指出的那樣，美國只會發生騷亂，不會發生革命。

這一現象背后蘊含著深刻的政治經濟學邏輯。綜合分析，主要是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帝國主義紅利維持社會穩定

美國通過全球霸權體系構建起獨特的"危機轉嫁機制"。美元霸權使美聯儲能夠通過量化寬松政策向全球征收鑄幣稅，軍事霸權保障著對中東石油、拉美礦產等戰略資源的控制，科技霸權則維持著高端產業鏈的壟斷利潤。

根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數據，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利潤占GDP比重長期維持在4%-5%，這些超額利潤通過稅收體系部分轉化為社會福利。

奧巴馬醫改將醫保覆蓋率提升至90%，食品券計劃覆蓋4200萬低收入者，這種"福利資本主義"有效緩解了底層民眾的生存壓力。

正如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指出的，美國頂層1%人群雖占有38%財富，但中產階級50%的收入增長實際來源于全球化紅利分配。

第二，國家機器的多維鎮壓體系

美國資產階級專政機器展現出驚人的適應能力。2.3萬億美元的年度軍警開支構建起立體化防控網絡：國民警衛隊配備MRAP反地雷裝甲車用于鎮暴，FBI建立"反恐"監控名單覆蓋90%激進組織，NSA的"棱鏡計劃"實現全民通訊監控。

更關鍵的是法律體系的精妙設計，《反煽動叛亂法》和《愛國者法案》將革命組織定性為恐怖主義，2017年"反蒙面法"直接瓦解了"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組織基礎。

政治學者查爾斯·蒂利曾分析，美國鎮壓效率體現在將街頭抗議控制在"安全閥"范圍內，2011年"占領華爾街運動"被捕人數達7000人，但通過分散關押、快速保釋等手段，成功阻止了全國性政治聯盟的形成。

第三，工人階級的分化與被收買

美國無產階級的碎片化狀態令人震驚。工會組織率已從1954年的35%暴跌至2023年的10.1%，且集中在公務員和傳統行業。

硅谷程序員時薪達75美元，構成"工人貴族"群體；沃爾瑪收銀員時薪11美元卻要自付商業醫保。這種分化被制度性固化：聯邦《公平勞動標準法》將管理人員排除在加班費保護外，變相鼓勵白領與藍領對立。

更致命的是"401K計劃"讓60%勞動者持有公司股票，產業工人與資本利益形成畸形捆綁。社會學家貝弗利·西爾弗研究發現，美國汽車工人時薪中包含的醫保成本是德國同行的3倍，這種"企業福利主義"徹底消解了階級意識。

第四，意識形態斗爭的完勝

資本集團操控的媒體機器構建起強大的"觀念鐵幕"。福克斯新聞年收入超120億美元，其宣傳策略將社會主義污名化為"委內瑞拉式災難"。

《華爾街日報》民調顯示，18-29歲群體中對社會主義有好感的比例從2016年的49%降至2023年的36%。

好萊塢文化輸出更具迷惑性，漫威電影將階級矛盾轉化為超級英雄敘事，《鋼鐵俠》系列巧妙地將軍火商塑造成救世主。

教育系統則系統抹除革命記憶，斯坦福大學調查顯示，僅12%美國學生能說出"五一勞動節"與芝加哥工人大罷工的關聯。這種文化霸權造就了政治學者安東尼奧·葛蘭西所說的"消極革命"狀態：民眾批判具體政策卻認同美國的根本制度。

第五，改良主義的制度陷阱

兩黨制創造性地將社會矛盾轉化為黨派斗爭。民主黨推動的15美元最低工資法，本質是將經濟訴求納入選舉政治軌道。

2022年中期選舉中，工會將8000萬美元政治獻金投向民主黨，換取《保護組織權法》的通過，這種"糖丸改革"使工人運動徹底喪失獨立性。

政治經濟學家亞當·普熱沃斯基指出，美國福利改革具有精準的"去革命化"設計：失業救濟金替代率控制在50%以下，既避免生存危機又保持就業壓力。甚至"黑命貴"運動也被資本收編，華爾街向種族平等組織捐款30億美元，換來運動領袖放棄“削減警察部門預算，并將資金轉投社區服務”的訴求。

在可見的未來，美國社會仍將維持"高壓鍋模式"：種族沖突、槍擊事件、警察暴力等社會矛盾持續沸騰，但帝國主義超額利潤、高科技鎮壓手段和文化霸權三位一體的統治體系，仍能確保革命無法突破量變到質變的臨界點。

這種狀態恰恰驗證了列寧的論斷：當資產階級能夠用超額利潤收買工人上層時，機會主義就有了經濟基礎。美國工人階級要打破這個困局，不僅需要重建階級意識，更需要打破全球帝國主義體系的殘酷剝削鏈，而這恰恰是21世紀社會主義運動面臨的最大戰略挑戰。

也許在不遠的將來，隨著全世界的去美元化，隨著這個帝國的日漸式微，當美國無力插手世界事務，無力收割世界韭菜，而專注于解決本國國內的問題時，國內的階級剝削和壓迫將會趨向明顯和嚴重，美國工人階級就會漸漸地覺醒了，他們也許需要團結起來尋找出路了，當他們發現除了美國這種體制外，還有比他們更好、更公平、公正的社會體制時，就會形成一個堅強的具有戰斗力階級和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