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機發揮

　　尋求突圍

　　我不是「杭吹」，其實南京、廣州都是我非常喜歡的城市，我們家傳編輯部年前剛剛設立了廣州辦公室。

　　但最近，隨著Deepseek和宇樹機器人等 「杭州六小龍」突然發出刺目的光芒， 江蘇省報昨日連發 三問：《DeepSeek為什么會出現在杭州？》《為什么南京發展不出“杭州六小龍”？》《杭州有DeepSeek，南京有什么？》？

　　情形像極了20 08年金融危機時，時任上海書記、后來的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兩會發言時發問「上海為何不出馬云」？

　　以及最近廣東人在反思，「廣東人為何在杭州才能成功」？

　　一時迷惘的經濟，突然間鬧騰了起來。

　　杭州被置于聚光燈下 ，與廣州等城市相比，像是一個貧寒人家的孩子突然考上了清北，富人家的家長們拿來批評自己孩子不爭氣。

　　「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是人之常情， 我相信最近對于杭州的表揚，部分原因不是杭州有多好，而是對自己所在的城市很不滿，借機發揮而已。

　　當然，凡存在的，都是有原因的，有關幾個城市之間的區別，還是明顯的。

　　杭州一直在「做小」

　　2020年家傳正式創立時，正值疫情導致的人心惶惶之時，全國的經濟活動幾乎停擺。

　　但聽到家傳創業，仍然有6位朋友決定「搭股」成為家傳的投資人。這種文化類項目，商業前景并不明朗，只是因為這個項目「功德無量」，投資人覺得金額不大，虧了也無妨。

　　這6位朋友中，有兩位身家過億，早就財富自由。如果不是因為情懷，他們根本不可能看這種小項目。

　　但這恰恰反應了浙江人投資的特點。

　　因為沒有政策優勢，因為沒有大型國企和外資，宗慶后是踩三輪賣娃哈哈出身，其他的企業家也差不多都是「雞毛換糖」賺的第一筆，所以沒有人敢藐視小微企業。

　　有 人說廣州沒有大型互聯網公司，只有一家唯品會。但很多人不知道，在唯品會陷入財務困境時，是浙江的一位投資人伸出了手。當然，隨著唯品會的飛速成長，他也實現了財富自由，現在的辦公室在西湖邊北山街后半山別墅里，其忙碌程度不亞于市長。

　　最近我到廣州注冊辦公室，才了解到廣州對大學生創業房租補貼每年6000元，連補3年。《》

　　杭州也是補3年，但第一年最高4萬，后兩年皆為最高3萬元。

　　對于年輕的創業者而言，這是實打實的雪中送炭。哪怕創業成功率極低，但只要有人成功，這就是成功的風投。

　　杭州一直在「搶人」

　　家傳的老編輯朱子一，在福建、廣東、北京都工作過，最后落腳于杭州。

　　他在福建和廣東都被查過暫住證，被當地人當作外地人排斥過，惟在杭州從來沒有這樣的體驗。甚至在短短6年時間里，從一個普通記者做到了副總編輯，讓他對杭州這座城市和領導充滿了感念。

　　包括家傳創立后，好幾位退休省領導聽說后很關心，就因為這件事「功德無量」。甚至有一位還寫了調研報告，得到省委書記的批示。

　　同為東南沿海發達省份，為什么唯獨浙江有這樣和諧的土客關系？

　　這種感受當然不止他這樣的職場老人，大學畢業生感受會更深。

　　杭州對應屆大學畢業生來杭工作的生活補貼，以前是一入職就補，后來騙補的北方學生太多，經人建議后改為滿半年補5000元，滿一年補1萬元，但仍有騙補的。

　　難道杭州不知道有人騙補嗎？

　　這就是生意與行政的不同。行政是剛性的，而生 意是柔性的、講壞賬率，只要損耗在可接受范圍內，生意就可達成——只要有人最終愿意留下來工作，杭州就多了一個青壯年勞力、一個準備買房買車的消費者。

　　相比之下，騙走一萬塊算什么呢？

　　這跟當年杭州放棄西湖門票一個道理。失了門票收入，得到的是幾十倍的游客到訪，所獲不可海量。

　　對于一個沒有資源、沒有政策的中等城市而言，這幾十年，杭州一直在「投資人力」。

　　一個數據是，2023年和2020年相比，杭州常住人口增長了58.6萬人，成都增長了46.52萬人，廣州只增長了27.97萬人。

　　邊緣地帶的「革命」

　　北方人經常有句口頭禪「政策傾斜」，即南方是「政策保送生」，用以解釋為什么東南沿海發展起來，而北方落后了。

　　在2001年加入WTO前，這個結論是成立 的。深圳是特區之首，大連、寧波、上海、廣州等14個城市是首批沿海開放城市。

　　尤其是深圳和上海浦東，可謂占盡天時地利人和——深圳對面就是全球金融中心香港，上海是外資進入中國設立總部的第一大都市。

　　但如果將14個名單放全，發現里面還有秦皇島、連云港、福州、湛江和北海等一眾不太入流的城市，以及天津這個衰退速度堪比東北的直轄市。

　　在特區中，也有海南、汕頭、珠海這樣的小兄弟。

　　反觀蘇州和杭州這兩個經濟大市，根本不在這兩個名單上。

　　但蘇州又不同，有新加坡配置的中新科技園，而杭州有什么？

　　從地理區位看，廣東面對港澳，福建面向臺灣，上海面向全球，蘇南融入新加坡和上海的外資圈，就連山東和遼寧都能面向日韓。

　　獨浙江處于解放前線，缺乏國企布局，也缺乏政策優惠，也缺乏外部力量可以依靠，所以只能做國企和外資看不上的雞毛換糖，篳路藍縷。

　　2008年廣東時任汪書記的經濟智囊對我說，如果中國哪天遇到經濟危機，可能只有浙商能挑起大梁，蘇南和廣東的外資會撤，廣東包租公會發現自己只剩一地廠房。

　　現在不能說不幸而言中，但確實有這方面的跡象。

　　因為上面和外面都不愛，浙江人只能靠自己，最后才有了民營經濟的奇跡。

　　1980年代有領導到浙江視察，問發展經驗，地方領導思忖之下，答曰「不管」。

　　毛主席曾說中國革命是美蘇兩大陣營「中間地帶的革命」，那么浙江的成功與上海、廣東借助政策的完全不同，更接近科斯所謂的「邊緣革命」。

　　如果套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哈耶克和阿西莫格魯的理論，其他城市的天問，其實很好回答。

　　也正因如此，浙江的經濟是自發秩序、內生成長，所以才有全國最接近共同富裕的成果。而其他省份，以珠三角為例，凡政策和外資雨露沾到的地方，繁榮如曼哈頓，而沾不到光的粵北，則與內地無二。

　　如果要有結論的話，民企興，則省強民富；民企敗，則省弱民貧。

　　「體制化」魔咒

　　全球化退潮，上海失色；

　　全國政策拉平，深圳和廣州先發優勢喪失。

　　世界是平的，全國也是平的。

　　更重要的是，因政策而興的城市，不管上海還是深圳，北方來的干部和國企數量，遠超其他地方，畢竟干部跟著政策和資源走。他們和外資一起，帶著財大氣粗的先天優勢，貪大，根本看不上小微企業。

　　有個笑話說，雅爾塔會議期間，丘同志如廁，看到斯同志進來了，馬上收起背過身去；斯同志很奇怪，問為什么，丘同志說：「聽說你們那里大的都會被沒收國有化。」

　　于是，廣東在迎來政策優惠的同時，也迎來了深重的北風。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廣東一方面是淘金之地，另一方面也是孫志剛的死地。除了硬性的政策優惠，和港澳地利之便，廣東并未能成長出浙商這般遍布全省的企業家群體。

　　全國工商聯2024年公布的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以營收計）企業中，杭州38家，深圳27家，無錫、蘇州、寧波分別有25家、24家、21家，廣州只有7家……

　　直到浙江因為特殊原因，這十來年突然 「被看見」，繼76年前的山東南下干部退潮之后，新一批外來干部才多起來。

　　外來干部的影響是很難評估的。在1980年代溫州八大王事件中，本地干部與外來干部就有過激烈的爭議，最后是本地干部的意見勝出。

　　一些外來的干部，如果以謙抑的態度來升職，倒是好的；就怕他們閑不住，要顯示自己的能耐，那可就不好了。

　　有個大市本來是看不上杭州的，結果因為來了個外地干部主政10年，活生生被杭州甩出幾條街，是誰就不要問了，當地人稱八格牙路。

　　如今浙江成為典型，不一定是好事。沒有人會承認自己才是問題本身，而是要學習浙江怎樣出臺政策「促進」。幾年前我接待一個青島的營商環境考察，他們就是這么問的。

　　一促就完了，市場就是這樣被扭曲的。現在經濟的問題不是缺促，而是促得氣都喘不上了。

　　浙江的共同富裕不是政策主導的結果，恰恰是在政策缺位的情況下，民間自發秩序形成的。如果看不到這一點，就無法理解改革開放以來，各地經濟發展的差異。

　　但這恰恰又是最不可能解決的問題。廣東看到了浙江民企的崛起，最近宣布成立了民營經濟局，這個做法就特別「體制依賴」。

　　這與米萊《》和越南的改革方向正好相反。

　　我曾給一位廣州廳級干部下海的企業家寫過家傳，他對此有非常深刻的觀察：廣東看到了問題，卻未必找對了解決方向。

　　在某種程度上，面臨國內外不利形勢，各行各業進入了存量博弈的「囚徒困境」——沒有人喜歡內卷，但人人躲不掉內卷，這就是當下企業和個人的命。想活就卷，想死就躺。

　　地方之間亦是如此。如果浙江當年也搶國企和外資，就不會有今天的浙江。

　　什么是「南方」？南方就是自發秩序、減少管制。如果以加強政府力量的方式尋求發展，那不是南方，而是北方。

　　那么，杭州與廣州之間，誰更南方，誰更北方？

　　又或者說，誰能保持「南方」身份，誰會進一步「北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