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進入“試著休息”這個話題之前，我與陳海賢對于“休息”的理解并不在同一個層面。作為一個當代年輕人，對于我來說，似乎只有工作之余是我唯一能想到需要休息的時候，但在陳海賢看來，“不得不做”的工作，并非痛苦的源泉。為了自洽，我只好暗自認領了自己的膚淺。
大多數年輕人是不太愛聽人講大道理的，除非“聽”和“講”的位置調換過來；他們也表示對于心靈雞湯早就脫敏，但其實這也取決于話是從誰的嘴里說出來的。只不過有的雞湯不咸不淡，而有的則經過了審美的包裝，被調配得更合口味了。
最近一段時間，經常聽到身邊越來越多的朋友提到自己“需要看心理醫生”。其實能夠想象，從少年到青年，從校園到社會，我們似乎被卷入了一個龐大的機器，成為其中的一枚齒輪，除了要面對煎熬的工作、總是輕易斷掉的關系、一成不變卻迷茫的生活以及那個始終不如意的自己以外，當外界環境的沖擊和變化與“我想要”并不匹配甚至矛盾的時候，我們該如何選擇？這恐怕是當下每一個年輕人都想知道的答案。
但是這一切真的有答案嗎？我問陳海賢，而他的回答是——答案不在你的頭腦里。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像手術刀一樣割開了我眼前的迷霧，原來最簡單的道理并不需要高級的詞匯去包裝。后來整個采訪過程中，我把自己當成一個“病人”完全交給他。聊完之后，好像自己也完成了一次療愈。
今年3月，陳海賢的新書《走出黑森林：自我轉變的旅程》出版，“黑森林”隱喻著現代人的心理迷失。繼《了不起的我：自我發展的心理學》之后，他始終在關注個體的“真實困境”。

《走出黑森林：自我轉變的旅程》，陳海賢 新星出版社，2025-3

以下是《新周刊》與陳海賢的對談。

越過于強調自我，越可能使自己孤獨
《新周刊》：我們經常能看到人們用“年輕人的選擇”來形容當下社會的體征。關于“年輕人”的定義其實范圍越來越寬泛了，在你看來，當代社會的年輕人的精神面貌是什么樣的？
陳海賢：用“迷失感”來形容應該會比較準確。我們會有許多的不確定性，不知道該怎么預期。確定性連接了“努力”和“可能得到的成果”，它構成了我們生活最基本的秩序，在這個基礎上，我們追求關于人生“該怎么活”的更多意義。
現在年輕人意義感的缺失，使得他們開始孤立自己，覺得所有事情的終極意義都不存在了——工作只是為了獲得報酬，而兩性關系里雙方都覺得委屈，這些都導致了年輕人將自己孤立起來，以及對待工作和感情不投入。“不投入”帶來的空虛和迷茫感成為年輕人很明顯的特征，所以現在網絡上很流行“不婚不育”“不買房”等現象，甚至還有一些反常規的生活方式。其實那些新的生活方式都很“輕”，是另一種虛無主義。

陳海賢。（圖/受訪者供圖）

《新周刊》：關于生活的秩序感，會讓人想起20世紀八九十年代，那個時候的年輕人能夠獲得更多的正向反饋，只要敢拼敢干，基本上都能獲得成功，但是現在年輕人的心態變了。你怎么看待當代年輕人心理的異化？
陳海賢：這個問題需要結合社會學和歷史學來看。“異化”通常指的是人在某種程度上被“工具化”了，比如說你的情感、自我、思想，統統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對社會所起的作用。“異化”還有另一種理解，那就是我們經常聽到的“原子化”，現代生活讓我們意識到每個人都有權利強調自我，而強調自我反而讓大多數人越來越不知道以一種什么樣的方式維持某種長期關系，甚至不知道如何錨定自己在社會上的坐標。
至于你提到的過去那個年代，我覺得每個年代的年輕人都面臨“尋找意義”的任務——跟誰結婚？組建什么樣的家庭？怎么過一輩子？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迷茫和不確定性。當代年輕人的難題在于，因為外界的不確定性增多，所以他們只能轉向內心去強調自我，而過于強調自我，也讓大家開始覺得“我可以不用完成這些任務”，這也是當代年輕人比較主流的心理趨勢。
《新周刊》：年輕人強調自我的同時，如果在現實生活中遇到不順利，也很容易產生兩種情緒，一種是“抱怨”，一種是“自責”。怎么去調整這些心理？
陳海賢：先說自責。這種情緒的由來，通常是因為最開始的時候存在嚴厲對待我們的人或壓抑的環境，比如父母、老師或者周圍社會的評價標準。在我們很弱小的時候，他們會告訴我們，我們的行為要符合他們的期待。等到長大了以后，這些聲音逐漸變成了我們的聲音，甚至很難去掉。當我們遇到不順利的時候，一部分人會過于傾向從自己身上找原因，還有一部分人則過于容易將情緒轉移到外部環境，這兩種其實都是比較偏執的。
你看，我并沒有給你怎么去調整這些心理的答案，但是找到這些情緒的由來至關重要。實際上心理學的作用就是告訴大家：其實不只你這樣。而社會學的作用就是：這不是你的問題。有時候我們需要綜合地看待那些不順利。

去努力，而不是假裝在努力
《新周刊》：現在大家普遍感受到了生活的壓力，可能因為社會結構性造成的一些困境，比如全球經濟下行、各種價值觀沖突等，都使得社會面臨變化。在你看來，年輕人怎樣重建個人的秩序感？
陳海賢：一個東西懸浮在空中，是因為沒有連接大地的根。什么東西可以成為我們的根基，哪怕外部世界變動再大，也能讓我們內心保持相對的穩定呢？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牢靠的親密關系。這種關系一般是由家庭提供的，如果沒有的話，可能還來自能夠信任和接納我們的朋友或戀人。很多年輕人因為很難得到，甚至害怕進入一段親密關系，所以就會產生懸浮感。其實傳統的、建立在長期主義之上的親密關系的價值，在我們這個時代是被低估的。

（圖/圖蟲創意）

第二種根基，就是“我會什么”。也許不是扮演某個角色，也不是迎合某個社會組織的要求，而是當我在做這件事的時候，我會覺得踏實，能夠對自己的能力給予肯定。如果再往外拓展，那就是“我能決定什么”，比如我能決定我在哪座城市，決定自己從事什么職業，這些都能成為我們根基的一部分。
《新周刊》：很多年輕人都不愛聽大道理，會覺得“道理我都懂，但是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關于“做不做”，是不是因為我們本能地會害怕失敗？對于許多具有不可抗力的事情，就算嘗試去做，是不是也會變成一種無效的自我安慰呢？
陳海賢：我們對很多事情都習慣性以為靠想就能有答案，但其實很多時候靠想是想不出來的。小時候學鋼琴，老師就已經教了我們這個道理，所以“想”其實也是一種自我中心主義，想實踐又害怕失敗，那怎么辦呢？
我之前提出過一個原理叫作“小步子”，就是把自己的目標一步步地具體化到可以去行動為止。比如我不知道怎么找工作，那我至少先做份簡歷；如果不會做簡歷，那至少先打開電腦和Word。很多人會問：做了這些行動真的有用嗎？我就能找到工作嗎？這個時候我會回答他們，行動或許不一定有結果，但一定能創造某種可能性。
如果他們接著問，這樣會不會成為自我安慰，那我想說的是，從理論上來講，只要行動就會有反饋，而安慰是指尋找證據證明自己在做改變。這里有一件事情必須要弄清楚，那就是：你是想通過行動這個步驟，為了創造某種可能性而嘗試，還是為了制造“我在行動，我在努力改變”的幻覺？
如果是前者，那很好，你已經在行動了；如果是后者，那你確實是在自我安慰。不過話又說回來，知道自己為了什么而努力，以及模仿很努力的樣子，這兩者的本質區別其實在于，你是否明確了自己想要什么。如果說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找工作，那只能說明你還沒有非常渴望一份工作。

別把努力和休息當“應該
《新周刊》：“卷又卷不動，躺又躺不下”，該怎么選呢？
陳海賢：其實可以換個角度來看“休息”和“內卷”，卷不動又躺不下，所以就成了“仰臥起坐”，但仰臥起坐好歹也是一種對身體強度的鍛煉。我覺得最好的辦法就是告訴自己：我有資格休息，如果我要為自己重要的目標而努力，那就去卷一下。所以“休息”和“內卷”也有好壞之分。
那些“不得不做”的工作，的確會成為我們內心當中巨大的矛盾，但是那又怎么樣呢？送外賣很辛苦，可是如果不做這份工作就沒有飯吃，那還談什么想與不想？所以“你要怎么辦？”不是我能回答的問題，也不是《新周刊》能回答的問題。人要面對自己的人生，要自己去解答。這個不是考試答案，而是我們對人生負責的一種態度。
《新周刊》：你覺得最好的休息是什么？
陳海賢：很多人覺得沒有精力，是因為他們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克服對“不得不做”的事情的厭倦上，如此才會覺得消耗，就算躺一會兒，讓身體休息了一下，但精神上還是焦慮的。

（圖/圖蟲創意）

我覺得做自己想做的事，就是最好的休息。除了那些“不得不做”，我們還可以找到一些讓自己放松的事情。我的休息就比較大眾，比如做一些簡單的冥想、睡一個20分鐘的午覺、抽出一段時間獨處讀書，或者喂喂魚。只要去做讓自己放松的事情，就能起到讓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新周刊》：也就是說，以前我們怎么思考都覺得很難找到答案的事情，其實關鍵在于去做一做。休息也是一樣，去試試，說不定真的有用。
陳海賢：以前勵志文化盛行的時候，大家喜歡說“我要改變”“變成更好的自己”，其實那個時候我就說過，不要把轉變和努力當成一種“應該”，好像沒有努力就是不對的。
同樣地，我們也不要把休息當作一種“應該”，好像沒有休息的生活就是壞生活，我覺得不是。我們會用自己的方式審視它，并且做出選擇，所以無論是休息還是奮斗，只要是在做自己，那就是自洽的，沒必要拿外界的標準來界定好壞。
另外我還想補充的一點是，一定會有很多外在的現實告訴你，你要這樣，或者你要那樣，年輕人對此會有兩種態度，要么順從，要么反抗。但是我們可以想象，是不是也存在第三種態度？那就是在做選擇的時候，把自己的自主權找回來，告訴自己：我既不是順從別人，也不是別人要求我要反抗，而是我自己內心真的想要。
《新周刊》：在《走出黑森林》的后記中，你提到“穿越黑森林是生命最珍貴的禮物”。若要對正在掙扎的年輕人說一句話，你會想說什么？
陳海賢：你不是你遇到的事，你是你選擇成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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