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瀕臨清算的“迷你基”前海開源滬港深非周期和前海開源滬港深新機遇之外,崔宸龍管理的其余產品近三年虧損幅度均超過10%,業績表現顯著跑輸滬深300指數。其中,任職時長超過四年半的前海開源新經濟近三年虧損幅度更是高達30%,招致投資者廣泛質疑與詬病。
2025年5月20日,前海開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前海開源基金”)旗下基金產品前海開源研究驅動發布基金合同及招募說明書。值得注意的是,該基金產品擬任基金經理為曾經的公募界“黑馬”基金經理崔宸龍。
崔宸龍是一名“85后”基金經理,博士畢業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求學期間,其曾以第一作者身份在《Research》等期刊發表論文11篇,被引用近千次;同時也是深圳市海外高層次人才。2016年11月至2017年8月,崔宸龍任職于深圳市前海安康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研究部,擔任研究員;2017年8月,崔宸龍加入前海開源基金,初始崗位為權益投資本部研究員。
注:以上人物系前海開源基金基金經理崔宸龍
2020年7月,加入前海開源基金即將滿三年的崔宸龍首次獲得基金管理機會。其接手的兩只基金產品前海開源滬港深非周期和前海開源公用事業,截至2020年二季度末管理規模分別為3206.6萬元和1337.14萬元。對于前海開源基金而言,這兩只基金產品的規模加起來還不到某些明星產品一天的發行量,為新人基金經理提供練手試錯機會的用意十分明顯。
然而,憑借著對新能源賽道的重倉投資策略,崔宸龍次年便同時斬獲公募基金股票型和混合型兩大主流品類的年度業績冠軍,一躍成為市場上炙手可熱的基金經理。Wind數據顯示,其管理規模從2020年四季度末的6.74億元暴漲至2021年四季度末的409.62億元,短短一年間膨脹超60倍。
圖:基金經理崔宸龍基金管理規模變化
數據來源:Wind
在亮眼業績的有力支撐下,崔宸龍迅速摘得業內重磅獎項,其代表作前海開源公用事業榮獲上海證券報頒發的“金基金股票型基金三年期獎”。此外,2023年以來,崔宸龍便以前海開源基金投資部總監兼首席ESG官的雙重身份活躍于公眾視野。
資本市場的狂歡從不缺少泡沫的注腳。對于資歷尚淺的基金經理而言,尚未打磨出應對市場周期輪動的成熟方法論,便驟然承接管理規模的膨脹與行業名聲的過度渲染,往往為后續的震蕩埋下難以收拾的伏筆。
自2022年起,新能源行業相繼面臨政策補貼退坡、板塊估值回調等挑戰,崔宸龍麾下基金產品紛紛遭遇業績“滑鐵盧”。Wind數據顯示,除瀕臨清算的“迷你基”前海開源滬港深非周期和前海開源滬港深新機遇之外,崔宸龍管理的其余產品近三年虧損幅度均超過10%,業績表現顯著跑輸滬深300指數。其中,任職時長超過四年半的前海開源新經濟近三年虧損幅度更是高達30%,招致投資者廣泛質疑與詬病。
表:崔宸龍在管基金產品業績表現
數據來源:Wind,新刊財經整理,數據截止到2025年5月20日
盡管在業績“滑鐵盧”與資金贖回潮的雙重暴擊下,崔宸龍管理的基金規模從2021年四季度末的409.02億元大幅縮水至2024年四季度末的152.55億元,但其在前海開源基金的管理費創收體系中仍占據核心位置,業績波動對其崗位穩定性從未構成實質性影響。
表:崔宸龍在管基金產品年度管理費
數據來源:Wind,新刊財經整理,數據截止到2025年5月20日
Wind數據顯示,2021年至2024年,前海開源基金四季度末的管理規模依次為1587.59億元、1181.44億元、975.60億元和966.94億元,主要受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的規模變化影響。這一數據一方面凸顯出前海開源基金在培育新興力量與推進多元化布局方面存在明顯短板,長期依賴明星基金經理。另一方面,這般“旱澇保收”的現實暴露出公司“重規模輕回報”的經營沉疴,或成為公募基金改革浪潮中亟待開刀的病灶。
圖:前海開源基金的基金管理規模變化
數據來源:Wind,新刊財經整理
投資者向來是用腳投票的。崔宸龍過往業績“跌跌不休”已嚴重透支投資者的信任,如今強推新基金也大概率遭到市場冷遇。從前海開源基金今年的新發基金生態更能窺見市場寒意,即便是近三年業績飄紅的田維、吳國清等基金經理,新發基金募集規模也不足1億元。
前海開源股權架構下的治理迷局
前海開源基金于2013年1月23日在深圳前海注冊成立。從股權結構來看,公司股東分別是北京市中盛金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長和世紀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開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和合投信投資合伙企業(有限合伙),持股比例均為25%。表面上看,這種股權架構有效避免了“一股獨大”的傳統弊病,實則形成了更為復雜的權力博弈暗戰。
開源證券是陜煤集團旗下金融機構,憑借國資背景和監管資源牢牢把控公司戰略方向。和合投信作為員工持股平臺,則通過吸納明星基金經理擔任普通合伙人的方式構建利益綁定機制。但這一設計在強化激勵的同時,也潛藏著“明星綁架公司”的隱憂。
值得關注的是前海開源基金治理層面的特殊現象。公司前任董事長李強長期在證券和基金行業擔任監管職務,包括在建行陜西省分行和證監會深圳監管局的多個職位,但其兩年半任期內公司未發行任何新基金產品。耐人尋味的是,其于2024年11月離職后,公司旋即啟動新基金產品的密集發行,這一“人在政息、人走政啟”的時間差,為公司的治理生態增添了更多可供解讀的空間。
作者 | 趙紅揚
編輯 | 吳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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