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哲李昌萌（蘆哲系東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成員）

核心觀點

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有所加速

近些年以來，我國人口結構進一步發生變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有所增加，2020年-2024年我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年均提升約0.6個百分點，縱向比較來看，2015-2019年該比重年均提升約0.5個百分點，而2010-2015年該比重年均提升約0.3個百分點；而橫向比較來看，在主要經濟體中，包括我國、韓國和日本在內的亞洲國家從進入老齡化社會到轉換為深度老齡化社會所經歷的時間相對偏短，而英國、美國和德國等歐美發達經濟體經歷時間相對較長。

而從人口年齡分布來看，截至2023年底，50-60歲年齡段人口已成為目前我國人口構成的主要組成部分，但值得注意的是，現階段我國老年人口整體仍相對低齡，在護理、旅游等服務消費領域有較強訴求，未來5-10年或是我國發展銀發經濟的重要窗口期。

日本老齡化后的消費結構變化

在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之后，日本在1994年-2006年間的私人消費年均復合增速僅錄得0.8%，較1981年-1993年下滑明顯，但此期間日本經濟還受到消化泡沫經濟所導致的債務問題拖累。而在2006年人口負增長且老齡化問題進一步加重后，日本私人消費增速中樞進一步下滑，2007年2024年日本私人消費年均增速錄得0.2%。

老齡化程度加深后作為消費主力群體的青年人口減少是導致私人消費整體下行的主要原因。從個體消費的角度來看，盡管老年人口的消費傾向更高，但其收入水平較青年人口偏低，因此從個體來看青年人口對消費的貢獻要大于老年人口，尤其是當人口進入負增長區間后，老齡人口消費的增量要小于青年人口消費的流失，最終對整體消費造成拖累。

從結構變化來看，日本人口進入負增長及老齡化進程加快后，日本家庭消費支出中食品和醫療保健等必選消費占比不斷提升，表現明顯優于可選消費。而具有年輕化消費特征的住房相關消費支出以及服裝和鞋類消費支出占比有所降低；從增速來看，隨著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醫療保健相關消費則一直呈現較快速度的增長，青年人口的減少則使得服裝鞋類、交通通信以及文化娛樂等可選消費增速顯著放緩。

老齡化進程加深后消費結構的變化反映出不同年齡段人口在消費支出偏好方面的不同。對于青年家庭而言，由于自有住房率低，因此其在住房租金方面相對支出更高。此外，對于社交活動的需求使得青年家庭在服裝鞋帽、文化娛樂方面的支出要明顯高于中年和老年家庭；對于中年家庭而言，在購置住宅后，其在租房方面的支出大幅縮減，取而代之的是子女教育方面支出的提升，對于服裝鞋帽、文化娛樂等方面的需求有所下滑，而對于個人護理方面的需求開始有所提升；對于老年家庭而言，其消費結構基本趨于穩定，對于飲食、個人護理以及醫療等健康相關消費的需求大幅提升，占據了老年家庭消費的絕大部分，而對于享受型消費也有一定的訴求。

我國老齡化程度加深對消費的影響或弱于日本

其一，從決定消費水平的核心因素居民收入來看，自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以來，日本家庭可支配收入長期以較低速度增長，而進入人口負增長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甚至經歷了一段時間的負增長。而我國在2022年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以5%以上的中樞平穩增長，居民收入的持續增長為消費的平穩增長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其二，從城鎮化率的角度出發，與日本相比，我們在城鎮化方面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從人均消費支出的維度來看，城鎮人口的消費支出大約是農村的1.8倍，城鎮化率的提高有助于在總量紅利晚期繼續釋放結構性人口紅利，即人口流動帶來消費支出的增長。日本進入人口負增長時，其城鎮化率已接近90%，而截至2022年，我國城鎮化率水平僅有65%，現階段我國城鎮化率速度雖在逐步放緩，但仍有較大空間，從歷史數據來看我國城鎮化率與居民最終消費支出呈現明顯的正相關關系，高城鎮化率空間下我國消費仍有較大潛力。

人口老齡化加劇下如何發展銀發經濟

梳理日本銀發經濟發展脈絡來看，日本銀發經濟發展的關鍵舉措是2000年《介護保險法》的實施，其順利推動了日本銀發經濟市場化發展，使得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共同參與到了銀發服務和銀發產業的發展之中。此外，在介護保險制度之下，老年群體的護理支出壓力大大緩解，可用于享受型消費的資金占比也隨之提高，對于緩解老齡化加深后出現的國內消費收縮亦有重要意義。借鑒日本的經驗，我國可從以下兩個方面推動銀發經濟的發展：

其一，建立完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一方面，從資金來源來看，目前我國長期護理保險資金主要依賴醫保基金和財政補貼，可借鑒日本經驗，在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時，可根據未來人口結構變化選擇合適的參保人群范圍，并根據收入差異采取累進式繳納比例，在調節居民收入差異的同時緩解醫保支付壓力；另一方面，目前我國長期護理保險資金覆蓋范圍主要為基礎護理服務，且各試點城市標準并不統一。應盡快構建統一的長護險資金支付范疇，且根據養老產品供給端的變化（如護理機器人、健康監測設備等）進行適當擴圍。

其二，著力提升低齡老年群體的再就業。針對老年人就業難的問題，可借鑒日本經驗促進老年群體的再就業，通過改善老年群體收入帶動老年群體消費增長。老年群體的消費邊際傾向要明顯高于青年群體，因此改善老年群體就業以增加其收入，對于促進老齡化下的消費增長具有重要意義。在制度保障方面，日本出臺了包括《老年人福利法》、《高齡者雇傭安定法》等一系列法律措施，從制度層面為老年人就業提供了充分保障；在就業渠道方面，日本地方政府會針對性提供適合老年群體就業的相關信息，并提供適合老年群體的“輕就業”崗位；在就業能力方面，日本出臺的《終身學習振興法》，為有意愿再就業的老年群體提供技能培訓。此外，為了促進老年人就業，日本還針對雇傭老年群體的企業發放相關補貼。

風險提示：（1）部分數據基于歷史數據進行測算，且數據維度較長，可能存在測算誤差；（2）日本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時間較早，國際環境的變化可能會使得人口結構對消費的影響有所不同；（3）我國銀發經濟的發展仍處于初級階段，市場空間仍需供給端和需求端的改革來推動擴張。

內容目錄

1. 人口老齡化后消費結構的變化

1.1. 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有所加速

1.2. 日本老齡化后的消費結構變化

1.3. 我國老齡化程度加深對消費的影響或弱于日本

2. 人口老齡化加劇下如何發展銀發經濟

2.1. 日本發展銀發經濟的政策脈絡

2.2. 日本模式對于我國銀發經濟發展有何借鑒

3. 風險提示

正文如下

2022年，我國人口總量進一步發生變化，與此同時，我國老齡化的進程也有所加速，我國人口結構正經歷由紡錘形到倒三角形的演進。

一方面，面對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國家對于發展銀發經濟的重視程度明顯提升。2024年1月，我國首部以銀發經濟命名的政策文件《關于發展銀發經濟增進老年人福祉的意見》正式發布，從四大維度、二十六個方面詳細闡述了銀發經濟發展的整體框架。2024年11月，民政部等二十四個部門又聯合印發了《關于進一步促進養老服務消費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質的若干措施》。近期民政部等19部門又聯合印發了《關于支持老年人社會參與推動實現老有所為的指導意見》，在過去一年半的時間內，三份關于銀發經濟的頂層文件相繼出臺，足以看出銀發經濟的發展在解決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改善民生等方面的重要意義。

另一方面，人口結構的變化也會帶來我國消費結構的變化，老齡人口占比的提升對于居民個體消費結構、家庭消費結構以及公共服務消費結構等都有著直接影響，洞悉人口老齡化后消費結構的變化，對于國家出臺針對性的消費刺激政策，促進內需增長，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我們以老齡化進程較為典型的日本為例，通過分析其在人口老齡化之后消費結構的變化以及在銀發經濟發展方面的經驗與教訓，以對我國人口老齡化后的經濟發展提供經驗借鑒。

1. 人口老齡化后消費結構的變化

1.1. 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有所加速

近些年以來，我國人口結構進一步發生變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有所增加，2020年-2024年我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年均提升約0.6個百分點，縱向比較來看，2015-2019年該比重年均提升約0.5個百分點，而2010-2015年該比重年均提升約0.3個百分點；

而橫向比較來看，根據聯合國發布的相關標準，當一個國家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7%即進入老齡化社會，占比達到14%即進入了深度老齡化社會，在主要經濟體中，包括我國、韓國和日本在內的亞洲國家從進入老齡化社會到轉換為深度老齡化社會所經歷的時間相對偏短，而英國、美國和德國等歐美發達經濟體經歷時間相對較長。

而從人口年齡分布來看，截至2023年底，50-60歲年齡段人口已成為目前我國人口構成的主要組成部分，但值得注意的是，現階段我國老年人口整體仍相對低齡，在護理、旅游等服務消費領域有較強訴求，未來5-10年或是我國發展銀發經濟的重要窗口期。

1.2. 日本老齡化后的消費結構變化

日本是全球老齡化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截至2023年底，日本65歲以上人口比重已經接近30%，明顯高于全球范圍內其他主要經濟體。從人口增速來看，日本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人口增速便開始顯著放緩，在2006年人口達峰后邊進入了持續的人口負增長，截至2023年日本當年人口凈減少82萬人。

我們從總量和結構兩個維度拆解日本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的影響：

在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之后，日本在1994年-2006年間的私人消費年均復合增速僅錄得0.8%，較1981年-1993年下滑明顯，但此期間日本經濟還受到消化泡沫經濟所導致的債務問題拖累。而在2006年人口負增長且老齡化問題進一步加重后，日本私人消費增速中樞進一步下滑，2007年2024年日本私人消費年均增速錄得0.2%。

老齡化程度加深后作為消費主力群體的青年人口減少是導致私人消費整體下行的主要原因。從個體消費的角度來看，盡管老年人口的消費傾向更高，但其收入水平較青年人口偏低，因此從個體來看青年人口對消費的貢獻要大于老年人口，尤其是當人口進入負增長區間后，老齡人口消費的增量要小于青年人口消費的流失，最終對整體消費造成拖累。

從結構變化來看，以東京都家庭收支調查的消費支出數據為例，在日本人口進入負增長及老齡化進程加快后，日本家庭消費支出中食品和醫療保健等必選消費占比不斷提升，表現明顯優于可選消費。而具有年輕化消費特征的住房相關消費支出以及服裝和鞋類消費支出占比有所降低；從增速來看，隨著老齡化程度的不斷加深，醫療保健相關消費則一直呈現較快速度的增長，青年人口的減少則使得服裝鞋類、交通通信以及文化娛樂等可選消費增速顯著放緩。

老齡化進程加深后消費結構的變化反映出不同年齡段人口在消費支出偏好方面的不同。

對于青年家庭而言，由于自有住房率低，因此其在住房租金方面相對支出更高。此外，對于社交活動的需求使得青年家庭在服裝鞋帽、文化娛樂方面的支出要明顯高于中年和老年家庭；

對于中年家庭而言，在購置住宅后，其在租房方面的支出大幅縮減，取而代之的是子女教育方面支出的提升，對于服裝鞋帽、文化娛樂等方面的需求有所下滑，而對于個人護理方面的需求開始有所提升；

對于老年家庭而言，其消費結構基本趨于穩定，對于飲食、個人護理以及醫療等健康相關消費的需求大幅提升，占據了老年家庭消費的絕大部分，而對于享受型消費也有一定的訴求。

1.3. 我國老齡化程度加深對消費的影響或弱于日本

與日本相比，我國在居民收入和城鎮化率兩方面的空間或使得老齡化程度加深對我國消費的影響相對較弱。

其一，從決定消費水平的核心因素居民收入來看，自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以來，日本家庭可支配收入長期以較低速度增長，而進入人口負增長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甚至經歷了一段時間的負增長。而我國在2022年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以5%以上的中樞平穩增長，居民收入的持續增長為消費的平穩增長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其二，從城鎮化率的角度出發，與日本相比，我們在城鎮化方面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從人均消費支出的維度來看，城鎮人口的消費支出大約是農村的1.8倍，城鎮化率的提高有助于在總量紅利晚期繼續釋放結構性人口紅利，即人口流動帶來消費支出的增長。日本進入人口負增長時，其城鎮化率已接近90%，而截至2022年，我國城鎮化率水平僅有65%，現階段我國城鎮化率速度雖在逐步放緩，但仍有較大空間，從歷史數據來看我國城鎮化率與居民最終消費支出呈現明顯的正相關關系，高城鎮化率空間下我國消費仍有較大潛力。

2. 人口老齡化加劇下如何發展銀發經濟

2.1. 日本發展銀發經濟的政策脈絡

以階段劃分，日本銀發經濟的發展大致可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0年-1993年

以聯合國的劃分標準為例，日本在1970年正式進入老齡化社會，老年群體規模的提升催生了養老需求的涌現，期間1973年的石油危機嚴重沖擊了制造業為主要經濟支柱的日本經濟，經濟結構向服務業的轉型恰好推動了養老服務的興起，該階段銀發經濟主要以銀發服務業的形式存在。

政策層面，在1963年日本政府便頒布了《老年人福利法》，推行社會化養老的相關舉措，由政府提供養老照護等相關服務。而從1980年開始，《老年人保健法》、《關于確保老年人醫療的法律》和《老年人保健福祉推進十年戰略》等法律法規相繼出臺，從法律層面明確了銀發服務業涉及的范圍及發展規劃。在此期間，1985年日本政府專門成立了銀發服務振興指導室，并嘗試引導社會資本參與到養老服務當中，在1988年銀發服務機構認定制度確立后，銀發服務業進入了規范化發展階段。

第二階段：1994年-2005年

在1994，日本正式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單純的養老服務已經難以滿足大規模老年群體的需求，同時日本泡沫經濟的破裂也催生了銀發產業的快速發展，日本開始注重公共福利設施基礎建設，養老福利設施、護理用具和老年旅游業等產業開始興起，由銀發服務業和銀發產業構成的銀發經濟初步形成。

政策層面，1994年頒布的《新老年人保健福祉推進十年戰略》中指出每年撥款超過一萬億日元用于護理服務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1997年，日本國會通過了《介護保險法》，破除了社會團體和個人介入銀發產業的限制，使得民間資本大量涌入銀發產業，而在2000年《介護保險法》正式實施后，護理服務從醫療保險中正式剝離，在緩解財政支出壓力的同時，進一步推動了銀發產業的市場化發展。

第三階段：2006年至今

在2006年，日本開始進入人口負增長區間，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以銀發服務和銀發產業為兩大支柱的銀發經濟進入快速發展階段。介護保險制度的不斷完善使得更多企業和非盈利性組織進入到護理服務領域，供給端的擴容使得銀發產業的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在近些年隨著智慧養老的逐步興起，日本鼓勵企業進行護理機器人等產品和技術的開發生產工作，并對參與企業給予一定的稅收減免，進一步滿足了老齡化加深后的護理需求。

梳理日本銀發經濟發展脈絡來看，日本銀發經濟發展的關鍵舉措是2000年《介護保險法》的實施，其順利推動了日本銀發經濟市場化發展，使得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共同參與到了銀發服務和銀發產業的發展之中。此外，在介護保險制度之下，老年群體的護理支出壓力大大緩解，可用于享受型消費的資金占比也隨之提高，對于緩解老齡化加深后出現的國內消費收縮亦有重要意義。

2.2. 日本模式對于我國銀發經濟發展有何借鑒

其一，建立完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一方面，從資金來源來看，目前我國長期護理保險資金主要依賴醫保基金和財政補貼，可借鑒日本經驗，在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時， 可根據未來人口結構變化選擇合適的參保人群范圍，并根據收入差異采取累進式繳納比例，在調節居民收入差異的同時緩解醫保支付壓力；另一方面，目前我國長期護理保險資金覆蓋范圍主要為基礎護理服務，且各試點城市標準并不統一。應盡快構建統一的長護險資金支付范疇，且根據養老產品供給端的變化（如護理機器人、健康監測設備等）進行適當擴圍。

其二，著力提升低齡老年群體的再就業。針對老年人就業難的問題，可借鑒日本經驗促進老年群體的再就業，通過改善老年群體收入帶動老年群體消費增長。

老年群體的消費邊際傾向要明顯高于青年群體，因此改善老年群體就業以增加其收入，對于促進老齡化下的消費增長具有重要意義。在制度保障方面，日本出臺了包括《老年人福利法》、《高齡者雇傭安定法》等一系列法律措施，從制度層面為老年人就業提供了充分保障；在就業渠道方面，日本地方政府會針對性提供適合老年群體就業的相關信息，并提供適合老年群體的“輕就業”崗位；在就業能力方面，日本出臺的《終身學習振興法》，為有意愿再就業的老年群體提供技能培訓。此外，為了促進老年人就業，日本還針對雇傭老年群體的企業發放相關補貼。

3. 風險提示

（1）部分數據基于歷史數據進行測算，且數據維度較長，可能存在測算誤差；

（2）日本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時間較早，國際環境的變化可能會使得人口結構對消費的影響有所不同；

（3）我國銀發經濟的發展仍處于初級階段，市場空間仍需供給端和需求端的改革來推動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