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何啊，你瞧這東湖的水可比中南海養人？”1981年4月的武漢東湖賓館里，葉劍英拄著棗木手杖，望著波光粼粼的湖面突然發問。正蹲在藤椅上擇著槐花的何長工聞言一愣，隨即捻著白須笑道：“要論養人，還得數咱們井岡山的紅米飯！”兩位年過八旬的老兵說著相視而笑，遠處的警衛員卻注意到葉帥扶著欄桿的手在微微發顫。

這場看似尋常的對話發生在中國改革開放的緊要關頭。彼時的武漢作為內陸經濟重鎮，正在經歷從計劃經濟向市場調節的艱難轉型。葉劍英此行既要考察民生實情，又肩負著為中央決策收集一手資料的重任。人們很難想象，這位行走時已需攙扶的老人，仍堅持每天批閱三十余份文件，就連在專列上都要聽取五個部門的匯報。

醫療檔案顯示，早在兩年前的例行體檢中，301醫院的神經科專家就發現葉帥存在肌肉僵直的早期癥狀。當時負責會診的劉明禮教授在私人筆記里寫道：“患者拒絕使用輪椅，堅持每日步行鍛煉，但轉身時明顯存在平衡障礙。”這種近乎固執的堅持，在1980年冬的軍委擴大會議上達到頂峰——當工作人員試圖勸阻他冒雪參會時，葉帥竟拄著拐杖在雪地里連走三圈以示無恙。

何長工其實比所有人都更早察覺到老戰友的異樣。在武漢重逢的第三天清晨，他特意帶著剛摘的野菊來到葉帥下榻的梅嶺一號。推開虛掩的房門，正看見葉劍英伏案修改《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討論稿，案頭堆著半尺高的參考資料。“你這老伙計，真當自己還是教導團的參謀長了？”何長工奪過鋼筆時，注意到稿紙上有幾處字跡突然扭曲變形——這正是帕金森病導致的手部震顫。

不得不說的是，當時國內對神經系統疾病的認知尚處于摸索階段。武漢協和醫院的病歷本上，葉帥的初診記錄寫著“老年性運動機能減退”，直到北京專家組介入才確診為帕金森氏病。這種誤診在八十年代并不罕見，當年全國能準確識別該病癥的醫生不足百人，進口藥物更是稀缺。據保健護士回憶，葉帥常把藥瓶上的英文標簽當識字卡片，還打趣說：“這洋碼子比蔣光頭的電報密碼還難破譯。”

在漢期間最令人動容的場景，發生在兩位老戰友參觀“二七”紀念館時。面對1923年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史料陳列，葉劍英突然駐足凝視一張泛黃的照片。畫面里年輕的施洋律師正在法庭上慷慨陳詞，十三年后他本人也將以相似的姿態為西安事變奔走斡旋。“要是施先生能活到今日......”葉帥的喃喃自語被何長工接住話頭：“他定會感慨咱們把鐵路修到了青藏高原。”兩位老人布滿皺紋的眼角同時泛起淚光。

這種舉重若輕的豁達，在葉帥面對病痛時展現得尤為鮮明。1982年春的某個深夜，值班護士發現他在書房反復練習簽名，宣紙鋪了滿地。“得趁著手還聽使喚，把該簽的字都簽完。”后來人們才理解這句話的深意——當年七月他抱病簽署了《軍隊體制改革方案》，這份文件直接催生了中國首支快速反應部隊的誕生。

醫療組負責人錢信忠曾感嘆：“葉帥把病房當作戰場來攻克。”1983年接受腦起搏器植入手術時，他堅持不讓麻醉師使用全麻，理由是“要親眼看看洋大夫的手藝”。術后蘇醒的第一句話竟是詢問海南島駐軍的臺風受災情況，嚇得主治醫師慌忙去捂他額頭上的傷口。

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里，這位開國元帥創造了多個醫學奇跡。1985年冬，他硬是讓人用擔架抬著參加完全國黨代會；次年夏天昏迷前簽署的最后一份文件，是批準建立深圳科技工業園的規劃書。就連病榻旁的心電圖儀都仿佛感染了他的倔強，多次顯示瀕危后又奇跡般回升，以至于護士們私下稱那跳動的曲線為“元帥的心電圖”。

1986年10月22日凌晨，監測儀上的波紋終于歸于平靜。守候在側的醫護人員注意到，老人枕邊還攤開著當天的《參考消息》，頭版刊登著中美核能合作的最新進展。更衣時人們發現，他貼身口袋里裝著張泛黃的紙條，上面用毛筆寫著“香港回歸日，家祭無忘告乃翁”——那是三年前接見香港同胞時即興所作的詩句。

從武漢東湖的玩笑話到301醫院最后的微笑，葉劍英用五年時間詮釋了何為“老驥伏櫪”。當后人翻開那些字跡顫抖的批閱文件，撫摸他晚年使用過的鑄鐵硯臺，或許能觸摸到那個時代特有的溫度——那是屬于一代人的執著與浪漫，是在時代巨變中始終挺直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