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機電公司以34億元對價

收購了某科技公司

本以為是做大做強的新開始

可當價值3億元的存單

無法變現時

某機電公司才發現上當了

某科技公司是一家

生產型上市公司

法定代表人廖某茂早在2015年起

就開始“全流程造假”

他安排公司高管和財務等人

通過虛增銷售收入、

虛增采購金額、

操作資金過賬等方式

虛增某科技公司經營業績

可以說

2015年至2016年間

某科技公司的采購、生產、利潤

全都是假的

就這樣

廖某茂一步步將某科技公司

包裝成收益可觀的企業

成功吸引到買家

2016年12月

某機電公司決定通過發行股份

及支付現金的方式

收購某科技公司全部股份

并委托中介機構開展調查

中介公司發函向上下游客戶詢證

卻被廖某茂截留了

廖某茂假冒客戶回函

繼續隱瞞某科技公司的

真實經營情況

為使公司賬面更加真實

廖某茂借來了3億余元

到銀行辦理理財產品

讓某機電公司相信賬面沒問題

實際上拿到銀行存單后

廖某茂就去質押套現

用來還債了

層層包裝、隱瞞之下

某科技公司被估值約34億元

某機電公司便與某科技公司約定

以34億元作為交易對價

而廖某茂獲得的交易對價

為19億余元

包括現金8.6億余元

和某機電公司股票7173萬余股

歷經一年多

至2017年12月

這場收購完成了

直到2018年夏天

某科技公司的3億元存單即將到期

某機電公司想兌現時無法取出

決定報案

廖某茂造假行為終于敗露

這起合同詐騙案件

涉案金額之巨

為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理案件歷年之最

審閱大量的卷宗材料

歷經一天半的開庭

這場詐騙大案的爭議焦點

漸漸明晰

庭審中，廖某茂主要辯解意見是

“未實施合同詐騙行為”

“某機電公司知假買假”

合同詐騙是特殊類型詐騙犯罪

發生在合同簽訂、履行中

本質特征之一是

被害人基于對方的欺騙行為

陷入了錯誤認識

而自愿交付財物

廖某茂是否構成合同詐騙

合議庭重點分析三點

首先

經審計

2015年至2016年

某科技公司虛增含稅銷售額

不低于10.11億余元

虛增含稅采購金額

不低于人民幣5.92億余元

也就是在某機電公司

決定并購某科技公司前

廖某茂已經實施了

嚴重的經營業績造假行為

其次

在并購過程中

廖某茂截留中介詢證函

偽造回復函證

又通過資金過賬形成“虛假理財”

繼續騙取某機電公司的信任

最后

受廖某茂種種行為的蒙騙

某機電公司決定的并購對價

為34億元

而案發后以收益法

對某科技公司進行追溯評估

扣除虛假因素后的股權價值

僅為9.8億元

廖某茂通過合同詐騙手段

取得的評估價值與真實價值的差額

高達24.2億元

犯罪數額特別巨大

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至于某機電公司

是否“知假買假”

從證人證言來看

某機電公司明確否認知道虛假業績

而某科技公司人員亦表示

某機電公司對造假并不知情

從客觀行為來看

某機電公司找了中介機構

開展盡職調查

并在發現某科技公司造假后

第一時間報案

從結果來看

某機電公司花34億元

并購僅價值9.8億元的公司

會帶來巨大的財政“窟窿”

顯然對自己不利

因此，合議庭認為

現有證據無法認定

本案存在“知假買假”

綜合上述意見

南京中院作出一審判決

以廖某茂犯合同詐騙罪

判處無期徒刑

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責令退出犯罪所得19億余元

但對于金額如此大的犯罪

定罪量刑不是唯一終點

如何追贓挽損

亦是辦案重點

南京中院詳細調查了

某科技公司所有資產現狀

是查封、扣押還是凍結

從而進一步決定處置意見

在處置廖某茂手上股票時

法院在充分聽取當事人意見后

沒有選擇直接變賣

而是將原物發還給某機電公司

更有利于保障股權價值

不僅如此

法院還對大量的人證物證

作出了詳細的認定

以便后續被害人進一步

追究其他責任主體

經二審審理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

裁定維持原判

這起詐騙大案

終審落槌了

該案入選

2025年6月9日

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

最高法指出，本案中

人民法院既依法嚴懲

財務造假型合同詐騙犯罪行為

又把追贓挽損擺在

與定罪量刑同等重要的位置

同時，最高法認為

本案也充分說明

人民法院在審理涉企案件時

堅持平等保護與懲治

一視同仁地予以定罪量刑

保護企業發展

并不是一味地過度地優先保護

只有嚴格地公正地

打擊非法、保護合法

才能實現平等保護

保障安全可信的營商環境

讓民營經濟這支生力軍更有力量

來源：人民法院新聞傳媒總社

記者：冼小堤

視頻：于淏淳

編輯：冼小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