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通史》總序

章玉鈞

呈獻在讀者面前的這部多卷本《巴蜀文化通史》,是國家重點圖書出版物出版專項規劃項目、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和四川省西部文化強省建設重點支持項目的學術成果。這個項目由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直接組織和領導,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牽頭,川渝合作,組織和邀約四川省、重慶市70多位巴蜀文化研究專家參加,得到國家有關部門和四川省委、重慶市委的重視和支持,獲得國家和省文化產業經費的資助。全書22卷28冊,約1600萬字,編撰出版工作歷時15年終告完成。參加本書編修的專家學者們團結協同、切磋琢磨、集思聚智、甘苦備嘗,貢獻了創造性的勞動。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各卷責任編輯認真敬業,嚴謹審慎,作出了辛勤奉獻。在此,謹就編撰《巴蜀文化通史》的緣起與旨歸、定位與特色、架構與方法、集成與出新,作一概括的介紹,以助讀者對全書先有個總體的了解。

緣起與旨歸

編修《巴蜀文化通史》之議,醞釀已久。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巴蜀文化和蜀學研究在四川逐步升溫,在選編出版徐中舒、蒙文通、顧頡剛、任乃強、鄧少琴、馮漢驥等大師關于巴蜀文化的論著后,陸續編寫出版了《巴蜀文化圖典》《巴蜀文化研究叢書》《巴蜀文化系列叢書》。大家既為“地域文化熱”的興起而振奮,又在同地域文化研究先行地區的比較中,看到我們的差距,深感傳承、整合和弘揚巴蜀文化,要抓牽頭的東西,抓具有基礎性、全局性和帶動性的項目。2001年,一直關注文化的四川省老領導楊超、楊析綜率先提出編撰《巴蜀文化通史》的倡議,楊超還構想系統整理自古以來的巴蜀文獻,編成《巴蜀全書》。他們登高一呼,高屋建瓴,對學界有很大的啟發和鼓舞。經過反復醞釀,省里8位老同志于2005年10月聯名致信四川省委、省政府,建議啟動《巴蜀文化通史》編撰工程。在組織四川高校和研究機構數十位專家學者進行論證,并征得重慶市有關領導和專家學者的贊同后,四川省委批準立項,審定了全書的框架設計。2006年7月,《巴蜀文化通史》多卷本編撰工程正式開展。

大家渴望編撰《巴蜀文化通史》并積極付諸行動,是基于這樣的共識: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脈、魂,是民族精神的載體,是支撐民族生存和發展的脊梁。全球文明古國各具優長,唯有中華文明幾千年來一脈貫通地連續發展至今,重要原因是有由甲骨文、金文發展而來的形、音、義相結合的漢字為重要載體和文化紐帶,用其寫成的文史典籍代代承傳,從未間斷,起到全民族凝心聚力的巨大作用,激勵中華民族歷經磨難而不衰,直至迎來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盛世。巴蜀文化是多源匯成一脈、多元聚為一體的中華文化中一個重要的區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的一枝奇葩,在中華民族文化譜系中占有獨特的地位。她絢麗多彩、大器包容,在與其他地域文化交流互益、吞吐融會中發展繁榮,形成并展示出獨特的神韻和魅力,使哺育她的中華文化更添燦爛光輝。對于川渝地區各族同胞而言,巴蜀文化就是我們世代生存之根、承傳之脈、發展之魂。

巴蜀大地鐘靈毓秀、文脈悠長,堪稱多種人類遺產薈萃的聚寶盆。巴蜀文化有許多獨具的特色和亮點,足以令我們為先輩的創造感恩并自豪。茂縣營盤山、成都平原從寶墩到三星堆、金沙以及長江三峽、宣漢羅家壩等處文化遺址的多次驚世發現,結合古文獻資料,無可辯駁地證實了巴蜀作為長江上游的上古文明中心,豐富了中華文明的基因,顯示出古蜀古巴文化永恒的魅力。周秦以來,中華思想文化素以儒學、道學為主干;佛學西來后,更以儒釋道交融互補為特色。蜀地仙道發源很早,成為天師道的創教地;儒學從西漢起就在此代代傳承,文翁石室、周公禮殿、孟蜀石經彪炳千秋;在佛教中國化的進程中,巴蜀出了許多大德高僧,尤其是禪學大師,成為中國禪學中心之一。作為中國重要地域學術文化的蜀學,富有哲思傳統和文史之長,“易學在蜀”“史學莫隆于蜀”“文宗自古出巴蜀”“自古詩人例到蜀”等贊語,無不彰顯歷代巴蜀學術文化的璀璨奪目、成就非凡。巴蜀的音樂、舞蹈、碑刻、石窟、書法、繪畫、詩詞歌賦、戲劇、織錦、釀酒、制茶、肴饌等享有盛譽,非物質文化遺存豐贍多彩。巴蜀悠久的農耕文化與繁盛的工商文化相得益彰,并曾在水利開發、天然氣開采、鉆井術、天文、數學、醫藥等科技領域獨占鰲頭,紙幣“交子”首發領先全球。巴蜀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典型的移民區域,又長期是漢族和許多少數民族相聚和融合的地區,開拓了對外交往的條條蜀道,形成了連通中亞、南亞的南方絲綢之路和藏羌彝民族走廊。移民文化與原生文化、漢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在這里交融互動,使巴蜀文化具有很強的開放性、包容性、創新性和輻射性,這些特性被學者喻為“水庫效應”。巴蜀兒女自古敢為天下先,尤其是百余年來向現代化轉型時期,巴蜀文化哺育和造就了眾多的杰出人物和文化精英,紅色文化光耀史冊,三線建設舉國之重,“改革之鄉”聞名遐邇。在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等自然災害的救援和重建過程中,四川人民表現出的英勇、睿智、大愛、感恩,也都凝聚著巴蜀文化浴火重生的精神。

當今中國正處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著力提升文化軟實力,關系到“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身為當代學人,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樹立高度的文化自覺和自信,十分珍視本土優秀的傳統文化,處理好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系,立大志愿,開大視野,用大手筆來發掘和系統梳理傳統文化資源,傳承、整合、弘揚巴蜀文化,致力于培根鑄魂、固本延脈,使我們優秀的文化基因永續傳承,與當代社會相協調,讓富有恒久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巴蜀文化在提高全民精神素質、推進文化強省強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助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進程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編撰多卷本的《巴蜀文化通史》,具有深遠宏大的文化價值、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一是對巴蜀文化幾千年的發展軌跡及其創造、積累的寶貴文化財富,作出系統梳理和規律性總結,可以回應巴蜀民眾了解“我是誰”“我從哪里來”的文化尋根需求,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在道德規范和價值取向上得到涵養和化育;二是可以較全面地展示巴蜀文化的神韻和亮點,系統闡揚蜀史、蜀學、蜀文、蜀藝,構筑寬闊的學術研究平臺,為巴蜀人文社會科學走向繁榮,促進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發揮立其大本、凝聚人心、導向助推的作用;三是同兄弟地域文化的研究成果相互呼應、相得益彰,有助于深入了解中華文化,傳承中華文脈,為我們的母親文化增光添彩,一起來展示她的獨特魅力,進而與世界多元文化中不同民族文化平等交流互鑒,為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增強我國的文化競爭力和軟實力添磚壘瓦;四是更進一步促進川渝文化合作,可以為繁榮、豐富當代巴蜀先進文化建設,尤其是推進文化創意產業和康樂旅游產業,發掘深層次的文化內涵,提供堅實的學術依據,從而開啟思路、激發靈感,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把潛在文化資源(包括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和文化軟實力;五是有助于改變四川高校和研究機構在巴蜀文化和蜀學研究上各自為政、力量分散的狀況,使之匯聚并形成有較高水平的老中青結合的研究隊伍。與《巴蜀文化通史》珠聯璧合的《巴蜀全書》,作為四川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古籍文獻整理工程,經由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提出并擔綱,在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和兄弟高等院校協力下,2012年以來,已出版階段性成果200余種,就是蜀學研究正在形成合力的又一明證。

定位與特色

為實現前述宗旨,參與編撰的同仁都力求使《巴蜀文化通史》既是文化集成、又是學術創新,努力做到觀點有一定創新性,知識含量豐富,資料翔實,文筆流暢,總體上進入巴蜀文化研究的學術前沿,在科學性、系統性、創新性、前瞻性、可讀性等方面力爭成為當代巴蜀學人可以“預流”——預于時代學術潮流的成果,成為在巴蜀文化研究上服務于現實并可繼往開來的學術著作。但我們懸鵠雖高而未必力所能逮,故難免“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之憾。

這部書的研究對象是巴蜀文化,性質是通中寓專、通專結合的文化通史,角度是把地域史學與文化學及相關學科契合起來,貫穿全書的編撰理念是“三通”,即縱通、橫通與會通。這里就分別說一說本書的“文化”本位、“巴蜀”立位和“三通”定位。

(一)“文化”本位

世界上對“文化”的定義已經有好幾百種。我們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本著天人合一、以人為本的中華人文精神來解讀文化。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人作為自然演化的產兒,受惠于天地萬物,在群體勞動實踐中成為地球上的萬物靈長,既能創制工具,又能用語言交流,進而創制文字,由此有了文化及其積累、傳承,于是便創造了“人化的自然界”。同時,在法天、法地、法萬物的進程中,人也改變和提升著自身。漢字的“文”,原意文身、文飾、紋理,以文來顯示,以文來變化,講規矩、禮貌,與禽獸區別開來。這是外在的,更是內在的。文的外化于行與內化于心,開物成務與鍛塑成人,乃是人類與自然進行精神與物質相互變換中聯袂互動的雙重效應。自然力所為乃造化,人類心力所創是文化。文化從何而來?由人化文;文化落腳何方?以文化人。荀子講“化性起偽”,“偽”就是人為的東西。要改變自身才能更好地改變世界。文化就是這樣“人化”與“化人”(或曰“人為”與“為人”、人性的外化與內化)相統一,在雙向建構中螺旋式上升,推動著人居世界的演進。人,既是創造文化的能動主體,又是文化所創造的價值主體。這與古語“人文化成”的解讀可以相通,也跟西方“文化”一詞兼容“耕作、栽培”(外化)和“養育、教化”(內化)的語義相銜接。《中庸》講至誠盡性,內外交修:“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這段話,恰可理解作為內化與外化相統一的文化的功能。

這樣的廣義文化,它對外與天地萬物相成相濟,內結構則包含著精神文化、語文符號、規范體系(行為習俗和法律)、社會制度和社會組織、物質產品等要素。這些文化要素,大體可劃分為相互聯結、相互滲透的3個層面:外層是作為基礎的物態文化,即經過人的勞動形成的“人化”自然或器物層面,體現人與自然的互動關系及其物質成果;中層是語文符號、制度文化和行為習俗文化等,可稱為“交往文化”,體現出人與人的互動關系即社會關系,也是精神文化的外在表現;內層則是以價值觀為核心的精神文化,體現出人的心靈世界在真、善、美、圣(科學、道德、藝術、哲學、宗教)諸多領域與境界的創造。清代龔自珍說過:“圣人之道,本天人之際,臚幽明之序,始乎飲食,中乎制作,終乎聞性與天道。”文化的上述3個層面,既如血脈相通,總體上聯動互進,在變遷時序上又往往呈現有速有緩、或前或后的不平衡發展狀態。這種總體性與異步性的統一,是在研究和描述文化史時需要仔細琢磨和體現的。

綜上所述,文化是在天人相合相分、互動互益進程中人的生命存在及其取得的全部成果,或簡單地說,文化就是人類獨有的生存方式。人們總是生活在世代傳承而又不斷積累、不斷豐富的文化之中。這文化如水,滋潤萬物;若風,吹拂人間;又好比血液,灌注循環于特定民族或地區人群的心靈深處,產生凝聚力和認同感,積淀、凝結為人們穩定的生存方式。因此,人類的文化既有共通性,又有民族性、地域性和時代性,是多元的、多樣的,而不是單一的、無差別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時代產生的文化模式,形成的文化精神各有不同。伴隨著時代的風云變幻,當不同文化相遇、相會時,從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生活樣態到社會習俗,就會產生交流、交融、交鋒,出現文化選擇和互融,進而導致文化的轉型。通觀世界歷史,文化轉型曾有過各種不同的類式。中華文化的現代轉型是守正創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自主式;而不是聚合多種移民文化、喧賓奪主的復合式;更不是那種特定場合下原有文化解體,被另一文化取代的斷崖式。

“文化”和“文明”是兩個意義相近又有區別的概念。文化側重于文的功能,文明側重于文的成就。人猿揖別,就出現文化;到告別蒙昧、野蠻,才進入文明時代。文明是個褒義詞,囊括人類創造的積極成果之總和,用以指稱人類社會的進步程度和開化狀態。①當今多以文化標示民族性差異和地域性特色,而以文明標示人類的普遍行為和多元成就。文明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在經濟和科技全球化進程中,許多物態文化和一部分行為習俗文化在逐步趨于同質化,而具有不同基因的制度文化、語言文字,特別是精神文化,則終會呈現和保持多樣化。這一部地域文化通史,本著文化的多元性和相通性來立論,各卷都力圖寫出濃郁的地域文化味,體現出“人化”與“化人”的統一。

(二)“巴蜀”立位

廣袤的中華大地因地殼碰撞形成了自西向東、由高到低3個落差很大的階梯,巴蜀處于高階到中階的內陸腹地,連通祖國的南北西東。巴蜀西部為青藏高原東南緣及橫斷山區北段,東部為群山環抱的四川盆地,總體地勢西高東低,地形地貌獨特豐富,集雄、奇、險、秀于一體,自然稟賦得天獨厚,是萬物生靈的洞天福地。

巴和蜀是上古以來巴人、蜀人及其他族群先民活動的地域,二者相連乃至交錯,文化復合共生,自成一個地域文化區系。在中華文明滿天星斗式的起源中,這里是相對獨立肇興的長江上游文明起源中心,有巫山人、資陽人為代表的文化根系,有萬年以上的文明起步,上古巴蜀地域文明形成和發展中的不少謎團還有待地下發掘來破解。3000多年前巴蜀文明就與中原文明血脈交融,與吳越、荊楚等文明緊密互動,也與南亞、中亞文明交流互鑒。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后則更緊密全面地融入中華文明共同體,成為它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東漢時即享有“天府之國”的美譽。巴與蜀同源同囿,文化具有同質性和內聚力,而自然人文環境又同中有異,形成了剛柔相濟的復合型文化共同體。蜀人慕文好樂,精敏健雄,浪漫詼諧;巴人質直尚勇,豁達豪爽,吃苦耐勞。所謂“巴出將、蜀入相”,大致道出了兩者文化性格的差異。

巴蜀的地域范圍歷代有漲有縮,行政區劃迭有變遷(包括1997年以后川渝分治),而長期歷史形成的巴蜀文化區雖沒有截然劃定的邊界,卻是相對穩定的整體,并未因行政區劃變動而忽合忽分。巴蜀文化區的范圍是涵蓋今四川省和重慶市地域,兼及周邊風俗略同地區的民族文化共同體。它以史源悠久、流傳有緒的巴文化、蜀文化為主軸,既包括四川盆地以漢族為主體、輻射四周的文化,也包括盆地周邊各以藏、彝、羌、苗和土家等世居少數民族為主體、各民族和諧共融的文化,是這一地區從古至今多民族地域文化的總匯。這部書論述的地域以今四川省和重慶市為主,對不同歷史時期曾納入巴蜀行政區劃或與其文化關聯密切的地域也有涉及。

巴蜀雖地處祖國內陸,不靠邊、不瀕海,卻銜接南北,連通西東。在編撰這部書時,我們力求處理好巴蜀文化與其母文化——中華文化的關系,重視巴蜀文化與兄弟地域文化之間的交集和互動,著眼于巴蜀文化的特性、個性,寓共性于個性之中,寓統一性于多樣性之中。我們也重視巴蜀文化與域外文化之間的交集和互動,注意巴蜀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在巴蜀文化內部,我們力求處理好蜀文化與巴文化相互之間的關系,巴蜀漢民族文化與各世居少數民族文化的關系,盡可能都給以充分的關注,反映它們之間的共性與個性、互聯與互動,力避顧此失彼、詳略失當。為涵蓋并展示少數民族文化多姿多彩的眾多領域和方面,這部書除單獨設置《民族文化卷》外,各有關專題卷都力圖把相關領域的少數民族特色文化擺在重要位置進行闡述和概括。

(三)“三通”定位

“三通”是貫穿全書的重要編撰理念。史著價值在于信,通史靈氣在于通。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我們心向往之、孜孜以求的目標。史學前輩范文瀾等曾提出“三通”(“直通”“旁通”“會通”),我們根據編撰《巴蜀文化通史》的要求,把歷時態的“縱通”、共時態的“橫通”與跨文化、跨學科的“會通”,合在一起作一些新的闡釋。世界是通的,大歷史是通的,大文化是通的。文化史的發展,本來就涵蓋著縱向的全過程、橫向的多層面、跨文化的多領域。通向歷史本真,揭示歷史本體,是“三通”追求的目標。尤其是作為通中寓專、通專結合的多卷本地域文化通史,無論承擔通論或專題卷的學者,都力求在“三通”上下功夫。

一曰縱通,指歷時態全過程的貫通。“觀水有術,必觀其瀾。”這部書貫穿古今,上溯于遠古巴蜀先民之蒙昧初開,下迄21世紀初川渝之文明新貌,原始察終,系統梳理這個既有內在連續性,又呈現不同時代階段性的曲折過程中巴蜀文化層積而興的脈絡,由此分析其在各個歷史時期的盛衰流變,此起彼伏的高峰低谷,展示巴蜀文化的特色和貢獻,進而探究其發展的邏輯進程,尤其是傳統巴蜀文化向現代化轉型的路徑,論證巴蜀文化的當代價值和意義,揭示巴蜀文化的發展趨勢和前景,做到鑒古察今、述往知來。這是全書貫穿始終的主線。這條主線還可以從實踐與認識的角度一分為二:一是巴蜀文化的實踐史、發展史;二是在實踐基礎上對巴蜀文化的認識史、研究史。二者結合,方能從實踐與認識的循環往復中深入把握“外化與內化相統一”的文化真髓。

二曰橫通,指共時態全方位的互通。“事不孤起,必有其鄰。”從全書立卷到各卷章節的設置,都力圖以時間為經,以反映文化的不同層面及專題為緯,縱橫交織,立體成像。歷史運動是有結構的,它是過程與結構的統一,廣義文化中各層面的共生、交叉、互動就體現著這種結構性。這部文化通史不僅要剖析巴蜀文化發展的過程,同時要展現巴蜀文化的層次與結構。本書多數專題卷,雖然在物態文化、交往文化、精神文化幾個層面中各有其側重點,但都是從有血有肉的文化肌體中抽出來的,不能孤立求索和描述。研究時不僅不能把經濟基礎與其上層建筑割裂開來,還要努力展示文化各層面的橫通,展示各專題內部各相關領域的橫通。這樣做是為了盡量體現地域文化生成的內在機理,使讀者把握到神完氣足、血肉豐滿、生機勃勃的整個巴蜀文化。

三曰會通,著重指跨文化、跨學科的多元共融,全景式打通。《易·系辭上》說:“圣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南宋鄭樵《通志》特別強調“會通”。要從天下事物陰陽變動不居的狀況,觀察領悟其會合變通的卯竅。人類文化從來是多元并存,在相互比較、碰撞、滲透、融合中發展的。研究地域文化,必須有開放式的大視野,具備跨文化、跨學科的眼界和通識,能夠在充分尊重和了解各種文化事象的前提下,不停留于對現象的描述,而要觸類旁通、探賾索隱、擇精合妙、匯聚通宜,真正實現圓融貫通。縱通為經,橫通為緯,須擅會通,方呈現三維立體的全息圖景,做到究始終、觀全體、明是非得失之故。就是說,文化史研究要通過分析和綜合,具備文化反思和闡釋張力,會歸通衢,由“方以智”進到“圓而神”,抵達藏往知來之境。

我們時時提醒自己:研究巴蜀文化不僅要鉆得進去,還要跳得出來,站到更高處,具有開放的胸襟和跨文化比較的視野,把巴蜀文化放到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和全球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審視,察異觀同,和合會通。巴蜀文化從來不是與世隔絕、孤立自足地成長起來的,而是在同周圍的兄弟地域文化相互影響下發育繁衍,并在同遠近的異質文化間接或直接的交流互動中汲取營養的。我們正處在不同文化交流空前深入、碰撞空前激烈的時代,為追尋全球文化的多元和諧,助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定要本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文化會通觀,祛除近代以來因受西方強勢文化輕視、壓抑而形成的文化自卑和盲從心態,提高對中華文化地位、作用的認識,堅定文化自信,珍愛并拓展、弘揚本土文化的精華。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具備通識通才,對中外文化精神析同辨異、折沖樽俎,在會通中實現對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超越,對外來文化精華的吸納和轉化,促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不斷開拓文化巴蜀、文化中國轉型復興之路。

架構與方法

20世紀初葉,隨著新史學的興起,文化史在歷史學中的地位得到重視和加強。劉師培曾計劃研究文化專門史,含16種,以西方學術的科目,析先秦諸學學術思想之長短得失。胡適設想,中國文化史要包括民族史、語言文字史、經濟史、政治史、國際交通史、思想學術史、宗教史、文藝史、風俗史、制度史等科目。梁啟超專就文化史的做法講課,認為需要對政教典章、社會生活、學術文化等方面,做分門別類的文化專史。最好是把人生的活動事項縱剖,依其性質,分類敘述。在狹義的文化專史中,他舉出語言史、文字史、神話史、民俗史、宗教史、道術史(哲學史)、史學史、自然科學史、社會科學史、文學史、美術史等。不過,20世紀30年代初問世的幾部中國文化史(如楊東莼1931年、柳詒徵1932年、陳登原1935年),仍多系綜合體裁,對各文化門類往往語焉不詳。

在前輩學者探索的啟發下,我們反復思量,決定突破所見的國內現有地域文化史側重綜合、縱通的體裁,而按“縱述史實,橫排門類”的編撰原則,采用“通論+專題卷+大事記”這樣一種體現縱通、橫通、會通的創新結構。幾經斟酌,全書共22卷,排序如下:置全書之首的《通論卷》,闡釋了巴蜀文化的基本概念與學術體系,生態環境背景,巴蜀文化的研究史和認識史,由古及今的文化發展軌跡、基本性質及基本特征,在多元一體、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中的定位及其特殊貢獻,薪火傳承與現代化轉型創新及前景趨勢,力求起到提綱挈領、綱舉目張的作用。其后大體按文化的不同層次,分別為巴蜀文化具有特色的領域、學科列專題卷。先是側重物態文化并由此探及相關交往文化、精神文化層面的,有《農業與水利文化卷》《工商文化卷》《城市文化卷》《建筑文化卷》《交通文化卷》;接下來的《民族文化卷》從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多民族視角強調綜合性;《宗族與會社卷》《移民文化卷》《方言卷》《民俗文化卷》大體屬于制度文化、語言文字、行為交往文化層面(鑒于政制、職官、法律等制度,全國大體統一,故不設專卷)。繼后精神文化層面的部分,卷數較多,設有《哲學思想卷》《史學卷》《宗教文化卷》《教育卷》《文學卷》《藝術卷》《科技文化卷》《傳播文化卷》。為便于了解巴蜀歷史文獻,尤其是蜀學文獻,特設有文獻目錄學專題《文獻要覽卷》。專題卷之后的《巴蜀文化大事記》,對先秦至當代巴蜀文化重大事件以編年方式扼要記載,便于讀者對巴蜀文化全程有鳥瞰式、綜合性的把握;《巴蜀文化研究論著索引》,則供研究者作為檢索工具使用。以上就是全書的架構。

各專題卷均前置導言,末設結語。其篇章框架則因事制宜而有所不同。有的以時期分章,大體按不同門類分節,在縱通中含橫通(如《教育卷》);有的主要按專題并結合時序來分章節,在橫通中含縱通(如《科技文化卷》);有的先理出歷史線索,再突出一些重點專題,先縱后橫,縱橫結合(如《城市文化卷》);還有的卷內分兩編,分述相關內容(如《農業與水利文化卷》)。

《巴蜀文化通史》作為多卷本的學術著作,主要供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讀者閱讀,以及文化館、圖書館等文化場所購備。它既不是曲高和寡的“陽春白雪”,也不是能夠直接普惠民間的通俗普及讀本。為了讓巴蜀文化走進千家萬戶,還有待開發科普讀物和圖文,使之逐步大眾化,在應用和傳播上做創新文章。

編撰《巴蜀文化通史》,涉及學科門類甚廣,涵蓋時間很長,創新要求頗高,總字數超過千萬。這樣的文化工程,絕非率爾操觚、短促突擊所能成功。近人劉承幹《明史例案》提出過8條準則,就是“搜采欲博,考證欲精,職任欲分,義例欲一,秉筆欲直,持論欲平,歲月欲寬,卷帙欲簡”,我們在編撰過程中借作參照,同時根據在新時代撰寫地域文化通史的新要求,不斷從實踐中探索,大體形成了以下一些做法:

(一)多學科的專家學者分工合作,協同攻關

梁啟超主張,廣義的文化專史,涉及面特別廣,在專史中最為重要,也最為困難。這不單是史學家的責任,更是研究某種專門學問的人對于該種學問的責任,要盡量用專家去做。若能以終身力量做出一種文化專史來,于史學界便有不朽的價值。本書的編撰設置了編撰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及編輯部,確定由正副主編主持編撰,編輯部依托省社科院開展編務工作。各專題卷的著者采取定向邀標辦法聘請,多為對該學科領域研究有素的專家,分別采取由個人承擔,或二三人合著,或一人主撰、團隊協力完成等方式進行。為保證學術質量,使全書有機統一,在實行主編負責制的同時,由資深專家組成學術委員會,全程參與從項目規劃到成書的學術攻關和學術把關。

2006年以來,先后開了4次分卷著者會議,80多次書稿審讀會議。第一階段,先由學術委員會同分卷著者反復討論各卷著者擬出的由粗到細的提綱,并明確全書編纂理念,統一規范體例,然后與分卷著者簽訂編撰合同,落實工作責任。第二階段,學術委員會同分卷著者研討各卷寫出的一兩章樣稿,這是“摸著石頭過河”的試錯與磨合過程。有些卷的思路和寫法曾有大的調整和改變。第三階段,各卷著者潛心研究,奮力寫作。初稿先后寫出后,大都經過學術委員會仔細研讀,寫出審讀意見,同著者一起討論,從結構、體例到觀點、材料都認真交換意見,對著者遇到的各種史料、概念及話語體系、文脈梳理、文化基因挖掘等問題,出點子,提思路。待著者修訂后又進行討論,有的書稿研討了4個回合。當某一分卷初稿趨于成熟時,即請出版社責任編輯提前介入審編,參加討論,以便撰寫工作與第四階段的編輯出版工作緊湊銜接,不出空當。因各卷皆分頭撰寫,結構和文字風格有所不同,對同一文化事象的見識裁斷有別也在所難免。在統改書稿過程中,既充分尊重分卷著者的學術個性和創見,同時為了各卷在總體上規范統一,基本觀點相互協調而不相抵牾,尊重主編的統改權,而在個案判斷上各卷則有自由度。注意把握各卷邊界,相互照應避讓,以免大的重復,做到詳略互見,各得其宜。

在這部文化通史編撰期間,本書學術委員會大多數成員在辛勤共事中度過了古稀以至耄耋之年。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在每次研討會、審稿會上專家們無私地貢獻個人的真知灼見,自由發表不同見解乃至相反的主張,體現出了學術為公的爭鳴探索精神。尤其令我們刻骨銘心的是:隗瀛濤、李紹明、賈大泉、沈伯俊、萬本根、胡昭曦、林向7位先生為學術工作長期嘔心瀝血,先后因病辭世。對諸位先生的高見卓識、學者風范尤其是為編撰本書所作的貢獻,我們將永志不忘。

(二)采取多重證據法和綜合研究法,在搜集和鑒別史料上下大功夫

古人所稱“文獻”,原指書面文字記載與賢人口頭傳聞,徐中舒先生拓展他的老師王國維的古史二重證據法為多重證據法,注重傳世文獻、出土文物和現代民族學、民俗學的活態文獻等結合互證,將區域文化史研究提高到嶄新的學術境地。本書編撰中,繼承和弘揚王、徐等前賢視野廣闊的史料觀,搜羅史料力求竭澤而漁,鑒別史料著意披沙揀金,通過綜合比勘、相互參證、追根溯源,從而正誤辨偽、務尋真史。各專題卷著者都是先匯輯基本史料并掌握學界已有研究狀況,汲取前人取得的成果,才進入寫作階段。有好幾卷的著者更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帶領研究生經年累月搞田野考察,獲得不少真知灼見,從而在學術上有了新的拓展。

(三)堅持文化學的視角,采取多學科交叉和比較文化學的研究方法,力求寫足文化味

文化既然是人的生存方式,歸結為“人化”和“化人”,每卷文化史就要見物更見人,既寫出“由人化文”的勝境,更揭示“以文化人”的妙諦。有關精神文化的各專題卷,既系統梳理巴蜀精神文化尤其是蜀學發展繁榮的脈絡,突出展示巴風蜀韻孕育出的文宗巨子和文化精英的成就,也記載眾多無名工匠、藝人等留下的民族民間文化、市井文化的瑰寶。側重物質文化的各專題卷,不停留在物態層面的描繪,而盡力深入到制度層面、精神層面。如《農業與水利文化卷》《科技文化卷》等,對舉世無雙、造福人類2270多年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就不僅從物質、科技、生態層面介紹其巧奪天工、可持續發展的奧秘,而且從制度文化層面總結其堰官、歲修、勞役、配水、輪灌、收費等管理制度,更深入精神文化層面闡釋其“上善若水”的哲理和人文精華。

(四)掌握焦點,抓住重點,發揮特點,突破難點

饒宗頤先生在揭橥華學趨向時,曾提出“三條”:“一是縱的時間方面,探討歷史上重要的突出事件,尋求它的產生、銜接的先后層次,加以疏通整理。二是橫的空間方面,注意不同地區的文化單元,考察其交流、傳播、互相挹注的歷史事實。三是在事物的交叉錯綜方面,找尋出它們的條理——因果關系。”又說:“我一向采用的史學方法,是重視‘三點’,即掌握焦點,抓緊重點,發揮特點,尤其要特別用力于關聯性一層。”我們體會,“三通”的理念與上述“三條”“三點”是一致的,而方法上特別重視關聯性,就要縱通找焦點,橫通抓重點,會通求特點。編撰中,我們注意咀嚼梁啟超的卓見:文化的發展史,各個時代、各個領域是不平衡的,重要性是不一樣的,要分主系、閏系和旁系。不要平講直敘,分不出濃淡高低。須用鳥瞰的眼光,看出哪個時代最主要,發達到最高潮,便用全力赴之。各書大都采用了這種大處著眼、抓住重點、突破難點、提煉觀點、不平均使用力量的方法。

集成與出新

前面提到,編撰這部書時,我們力求做到既是文化集成,更是學術創新。無論文化發展、學術探索,都是慧命相續、推故致新的過程,需要不斷傳承積累,繼往開來,久久為功。“譬如積薪,后來居上。”用馮友蘭先生的話,這是從“照著講”到“接著講”的進程。每門文化史的研究,都需要對已有的各種史料,廣搜博采,集納鉤沉;對前賢成果循波討源,含英咀華。只有在對文化遺產守正傳承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站到前人肩膀上,回應新的時代需求,匠心獨運,開拓新境;才有可能煥然出彩,奉獻出在某些方面超越前賢的成果。朱熹詩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③集成是出新必需的基礎和前提,出新則是集成企求的目標和價值增值的成就,二者同體異面,缺一不可,是衡量學術成果質量相互關聯的兩個維度。

(一)從集成的維度看

首先,《巴蜀文化通史》可以說是“巴蜀文化”概念提出80多年來首次大的學術集成。“西蜀文化”(郭沫若1934年)、“巴蜀文化”(衛聚賢1941年)提出之初,主要是就巴蜀考古文化而言,后來漸次擴大到廣義的巴蜀文化,有關論著已上千冊,有關文章達數萬篇(《巴蜀文化研究論著索引》多有著錄),形成了分別以史學文獻考據、文物考古、民族民俗田野調查為主的3種研究方向,近年又發展出綜合諸家的會通型研究方向。各條路徑的學者在不同領域、從不同角度艱辛探索,均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本書各卷編修中,都努力加以搜集、消化和吸取,并以借鑒、發揮這些觀念、方法為前提,力求形成對巴蜀文化研究具總匯性的成果。如《通論卷》從總體上就巴蜀文化生態背景、內涵性質、發展歷程及基本規律、特征等問題,會通諸說,取精用宏,作了言之成理的統體性總述,成為具有集成性的一家之說。《民族文化卷》不僅就民族理論的疑難問題深入研究,還在搜集分析歷史文獻材料、文物考古材料,特別是對國家組織的多次民族調查材料下了很大功夫,從而描繪出巴蜀世居各少數民族立體生動的文化圖景。

其次,古往今來的巴蜀文化長河浩蕩壯麗,魅力無窮。《巴蜀文化通史》對清點總結長時段、寬領域、多層面的巴蜀文化來講也是一次學術集成。巴蜀的歷史文化名人,如大禹、李冰、落下閎、文翁、司馬相如、揚雄、諸葛亮、陳壽、常璩、陳子昂、武則天、李白、杜甫、薛濤、蘇軾、格薩爾、張栻、秦九韶、楊慎、李調元等,都在相關卷帙中重點推介,娓娓道來;巴蜀歷史上突出的物質文化成就和非物質文化成就,蜀學、蜀文、蜀藝、蜀籟的精華也都提要鉤玄,薈萃于此。如《文獻要覽卷》就搜選論列了近500種巴蜀文化重要典籍,可一覽巴蜀文獻精華,為學者指點津梁;又如智慧幽默的四川方言是巴蜀歷史文化凝結的珠寶,《方言卷》挖掘、串起一顆顆珍珠,并生動剖析其蘊含的豐富文化信息,令人齒頰留香。

再者,不少專題卷的著者既具文化通識,又對該學術領域長期耕耘,研究有素,此次寫作起到了階段性總結的學術集成作用。例如:《城市文化卷》著者30多年來由跟從名師到帶領團隊,一直深耕于近現代中國城市與城市文化研究領域;《移民文化卷》著者是國內知名的移民文化、客家文化研究專家;《交通文化卷》著者多年致力于西南歷史地理尤其是交通文化的調研;《哲學思想卷》和《史學卷》著者長期潛心研究巴蜀哲學、巴蜀史學;《建筑文化卷》著者是卓有成就的古建筑研究專家、高級建筑師。他們都在各自領域完成了多項國家課題,此次承擔專題卷,更是辛勤研討、旁搜遠紹、厚積薄發、突出亮點,傾力奉獻了后出轉精之作。

(二)從出新的維度看

本書圍繞前述長時段、寬領域、多層次的巴蜀文化來創新體例結構,成為首部縱橫貫通、覆蓋面廣、體量超大的巴蜀文化史,在全國已出的各種區域文化通史中,當屬編撰體例新、時間跨度長、內容浩繁的一部。學術體系上的集成性,本身就是從文化觀念、編撰理念到架構體例的出新,在地域文化通史領域作了開創性的探索。這是其一。

本書各卷著眼于發展新時代文化,明道求真,以史經世,著力寫出巴蜀文化的特色和韻味,在內容上有較多突破和出新。過去關于農業與水利、工商、交通、建筑、城市等的論著,容易停留于物態層面,罕有從文化學角度和宏觀視野對其全過程深入探討之作;這次研究標明以“農業與水利文化”“工商文化”“交通文化”“建筑文化”“城市文化”為對象,注重深入文化層面進行闡釋,且著意探討長時段歷史中這些物質文化變動與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演進的關系及產生的影響,這些往往是以前研究論著較少觸及的。有關巴蜀學術文化的幾卷,著力顯示蜀學長于思辨、多元會通、創新超邁、溝通理欲、注重事功等特色,有助于發揚當今的時代精神;有關交往文化的幾卷,注重聚焦于民間大眾,關注各色人等的日常生活,運用了許多文化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的方法,見解新穎,地域文化味很濃。這是其二。

更值得珍視的是,各卷在編撰中深汲傳統的源頭活水,發現其燭照現實和未來的原創亮點,尤其是優越秀冠的巴蜀文化在傳承創新中煥發異彩之所在。許多卷發掘出大量翔實的資料,匠心獨運,以史鑒今,提煉出有創新性的學術觀點;或舉出有新穎性的論據,活用巴蜀首創的學術話語,采用別出心裁的敘事方式,力爭獲得創新、獨見、卓識的學術成果。具體的創新點如同“詩眼”“文眼”分布閃爍在卷帙之中,細心披閱,當會時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樂,這里無法一一細析。

鑒于多卷本地域文化通史尚屬初創,不同文化門類各有其學理脈絡、發展軌跡和演進特色,編撰難度往往超出預期,主編和各卷著者雖迎難而上、勉力為之,但仍難免有紕漏叢脞之處。尤其是古蜀文明還有不少千古待解之謎,我們受限于已獲的資料和研究水平,多只能守闕存疑。對成稿后的許多驚世發現,巴蜀文化日新月異的面貌和新的研究成果亦未能更多納入。當把多卷本《巴蜀文化通史》奉獻到讀者面前時,我們既同大家分享喜悅,又有頗為忐忑的心情。這部書,以至其中每一卷,究竟應獲怎樣的評價,最終還要接受時間的檢驗。衷心期望巴蜀文化研究慧命相續,薪火相傳,探索和構建起自身完整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但愿此番的初創能為后續俊彥們開拓新境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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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作者:章玉鈞(四川省政協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