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格力電器臨時股東大會的聚光燈下，71歲的董明珠以一貫的凌厲姿態(tài)高票連任董事長。

然而，這場會議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她的連任，而是一句引爆全網的話：

“我們絕不用海歸派，海歸里有間諜，不知道誰是誰不是。”

這句話迅速被媒體截取，貼上“董明珠間諜論”的標簽，在社交平臺掀起巨浪。

留學生群體憤怒地反問：“放棄高薪回國，難道是為了當間諜？”

而支持者則力挺：“核心技術企業(yè)必須嚴防死守。”

耐人尋味的是，這場爭議中，格力的高管王自如被扒出曾是深圳市“孔雀計劃”引進的海歸人才，更被福布斯評為“亞洲30位30歲以下領袖”。

董明珠一邊否定海歸價值，一邊倚重國際化背景的高管，邏輯上的矛盾讓事件愈發(fā)荒誕。

事實上，董明珠的言論并非“秘密會談”，而是公開的股東大會表態(tài)。

她的“間諜論”之所以被放大，恰因其踩中了兩個時代痛點：

國家安全焦慮與人才戰(zhàn)略爭議。

董明珠對海歸的排斥，表面上是出于“防間諜”的謹慎，實則暴露了格力人才戰(zhàn)略的深層矛盾。

她給出的理由是：“國內高校學子更懂本土市場，產學研結合緊密，成本更低。”

數(shù)據(jù)顯示，格力95%的中層干部來自內部培養(yǎng)，新任總裁張偉便是從基層晉升的典型。

這種“自產自銷”的模式，確實讓格力在空調領域穩(wěn)坐全球第一：

1.3萬研發(fā)團隊、12萬項專利、48項國際領先技術，全由國內高校人才支撐。

但問題在于，格力的成功建立在單一業(yè)務上。

當董明珠試圖跨界手機、新能源汽車時，卻屢戰(zhàn)屢敗。

有分析指出，格力手機銷量慘淡，或許正是因為缺乏國際化視野的團隊，難以突破技術瓶頸。

反觀華為、比亞迪，大量吸納海歸人才參與5G、新能源研發(fā)，既守住技術底線，又搶占全球市場。

董明珠的“閉門造車”邏輯，本質是一種風險厭惡型策略：

用學歷和出身作為篩選門檻，降低試錯成本。

正如應試教育中，企業(yè)用“985本科+碩士”作為簡歷初篩標準，并非否認專科生的能力，而是為了效率最大化。

但這種策略的代價是創(chuàng)新邊界的收縮——當全球頂尖技術由麻省理工、斯坦福的實驗室誕生時，格力卻將人才池鎖死在國內高校。

董明珠的“間諜論”之所以引發(fā)眾怒，在于其將個體風險上升為群體污名。

根據(jù)《2024中國海歸就業(yè)調查報告》，79.3%的海歸擁有碩士以上學歷，他們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領域創(chuàng)造數(shù)千萬納稅額和專利申請。

若按董明珠的邏輯，這些貢獻都可能被“間諜嫌疑”抹殺。

更諷刺的是，中國航天、比亞迪等關鍵領域，正依賴麻省理工、斯坦福的海歸科學家突破技術壁壘。

真正的矛盾在于，國家安全與企業(yè)全球化不可兼得嗎？

華為的答案是“既要也要”：通過嚴格的背景審查和分權機制，既吸納國際人才，又守住技術防火墻。而董明珠的選擇，更像是一種“懶政”——以“防間諜”之名，回避人才管理的復雜性。

董明珠對本土人才的推崇，與其說是戰(zhàn)略，不如說是她個人經歷的投射。

從36歲加入格力做銷售員，到掌舵千億帝國，她的成功建立在“自力更生”的信仰上。

這種信仰曾讓格力擺脫外資技術依賴，卻也讓她對“國際化”抱有戒心。

2023年，格力海外營收占比不足20%，而美的、海爾均超40%。

當董明珠在直播間痛斥“海歸間諜”時，格力的智能裝備仍依賴日本電機——這種反差，暴露了國產化口號下的技術空心化危機。

更深層的矛盾在于，董明珠試圖用工業(yè)時代的邏輯，應對智能時代的競爭。

她堅信“國內高校足夠強”，卻忽視了全球化競爭中，跨界思維與多元文化融合的重要性。

董明珠的“間諜論”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中國企業(yè)在全球化與自主化之間的集體焦慮。

警惕風險無可厚非，但將海歸污名化，無異于因噎廢食。

真正的解決方案，不是筑起人才高墻，而是建立科學的評估機制：

既通過背調、權限管理防范風險，又以開放姿態(tài)吸納全球智慧。

當華為用5G專利征服世界，比亞迪用電動車改寫行業(yè)規(guī)則時，格力卻困在空調帝國的余暉里。

企業(yè)家們需要明白：閉門可以造車，但造不出未來，尤其是在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