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萬軍，江蘇連云港東海縣人，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案件事實與裁判要點

2015年3月，被告人韓某標與李某某約定以每克100元的價格交易1千克冰毒。李某某被抓獲后配合警方，以特情身份繼續與韓某標聯絡完成交易。韓某標購毒后駕車運輸至大連某公寓交易時被當場抓獲，查獲冰毒994.2克。

大連中院一審以販賣、運輸毒品罪判處韓某標死緩，遼寧高院二審維持原判。法院認定：韓某標與李某某的毒品合意形成于特情介入前，公安機關通過“機會提供型”偵查固定證據，不存在犯意或數量引誘；韓某標系累犯、毒品再犯，但毒品未流入社會，故量刑體現“嚴懲”與“慎殺”平衡。（案例來源：人民法院案例庫，入庫編號：2024-02-1-356-007）

二、《昆明會議紀要》視角下的特情偵查程序審查

2023年《昆明會議紀要》對隱匿身份偵查的合法性審查作出系統性規定，本案裁判邏輯與其高度契合，具體體現如下：

（一）不存在犯罪引誘的案件

根據《昆明會議紀要》，若被告人已著手實施犯罪，隱匿身份人員僅通過“貼靠、接洽”介入案件，未誘發犯意或擴大犯罪規模的，偵查手段合法。本案中，韓某標與李某某的毒品交易合意獨立形成，公安機關介入后僅固定既有犯罪證據，符合“機會提供型”偵查的合法性邊界，故裁判排除了犯意引誘的爭議。

（二）存在犯意引誘的案件

《昆明會議紀要》明確，若隱匿身份人員誘使本無犯意者實施犯罪，構成“犯意引誘”，需排除非法證據（包括毒品、毒資及被引誘人犯罪證據）。證據排除后若無法達到證明標準，應作無罪判決。本案中，李某某作為特情人員未主動誘導韓某標，故不涉及此類情形。需注意的是，相較2008年《大連會議紀要》，《昆明會議紀要》將救濟模式從“量刑減讓”升級為證據排除，強化了程序正義的剛性約束。

（三）存在數量引誘與間接引誘的案件

1.數量引誘：若特情人員誘使被告人超出原犯意實施更大數量的毒品犯罪，量刑時應從輕處罰，尤其當數量跨越更高量刑幅度時需充分體現從寬。本案中，韓某標的交易數量由其自主決定，未受外部誘導，故不適用此規則。

2.間接引誘：《昆明會議紀要》首次規定，若被引誘人進一步誘使他人犯罪或擴大犯罪規模，構成“間接引誘”，包括犯意與數量引誘兩種類型。本案未涉及此類復雜情形，但實踐中需注意對共同犯罪人及上下家關系的審查。

（四）其他不規范偵查情形的處理

對于特情人員程序違規，如未經審批、證據保管瑕疵，或身份復雜，如涉毒線人等情形，《昆明會議紀要》要求“存疑時有利于被告人”。若程序瑕疵影響定罪量刑，法院需作出對被告人有利的認定。本案中，公安機關嚴格履行審批程序，全程監控交易并規范固定證據，避免了此類風險。

三、量刑裁判的審慎性與社會效果

韓某標案的死緩判決體現了毒品犯罪中“罪刑均衡”與“刑罰謙抑”的平衡：1.從重情節：涉案毒品近1千克，遠超死刑標準，且被告人系累犯、毒品再犯，主觀惡性深；2.從寬依據：毒品未流入社會降低客觀危害，特情偵查無程序違法，故未適用死刑立即執行。

此裁判思路與《昆明會議紀要》的導向一致：對于特情介入案件，需綜合評判社會危害性、毒品擴散風險及被告人作用，避免機械適用極刑。

韓某標案的司法邏輯為特情偵查毒品犯罪提供了重要參照：一方面，隱匿身份偵查需嚴守程序邊界，通過證據排除規則防范“制造犯罪”的風險；另一方面，量刑應兼顧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以程序正義筑牢實體公正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