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文博時空

作者 翟德芳從明中都遺址公園出來，我直奔幾十公里外的禹會村遺址。說到禹會村，很多人就會意識到，這個地名是否同大禹有關？先要肯定，確實有關。由于我自己在十年動亂中基本沒有上過歷史課，對于大禹，少年時沒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認知，是魯迅小說《理水》中的“禹是一條蟲”那句話。后來讀《古史辨》，對“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也頗為服膺。進入21世紀后，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有很多重大的成果，然而關于大禹、關于夏，還是有不少問題并不清楚，所以對于禹會村的發掘成果，我是很關注的，這次有機會，當然要實地看一看。

大禹、涂山和禹會村

作為華夏民族的先祖之一，大禹在中國歷史傳說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他不僅帶領先民治理為患多年的水患，而且成為繼舜之后的又一個偉大的“賢王”，有“大禹治水劈山導淮”“三過家門而不入”“禹會諸侯于涂山”等很多傳說。地處淮河沿岸的蚌埠與大禹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因為說大禹，就不能不牽涉到涂山。涂山在哪里？漢唐以來認識就不一致，總結起來，竟有洛陽、渝州（今重慶）、會稽（今紹興）、當涂（今安徽當涂）、濠州（今安徽蚌埠）五說。20世紀中葉、尤其是近年來，國內眾多知名專家學者通過對歷史文獻、出土文物和地理地望的考證研究，證明了涂山就是蚌埠市西郊的那個涂山。

從禹會村遠眺涂山

在涂山南麓、淮河東岸，有個禹會村，正得名于“禹會諸侯”之事。《左傳?哀公七年》有“禹合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的記載，司馬遷在《史記》也記載“夏之興也以涂山”。禹會村遺址的發現，為史料記載提供了有力支撐。

四方諸侯會聚禹會示意

蚌埠禹會村遺址是1981年發現的。2006年春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蚌埠市博物館首先對遺址進行了實地勘察和普探，并確定了遺址的分布范圍為50萬平方米，試掘表明這里是一處龍山文化晚期遺存。2007～201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先后進行了五次較大規模的發掘，揭露面積近萬平方米。考古工作持續刷新學界對淮河流域文明進程的認知。

遺址中發現了一處面積近 2000平方米的大型禮儀式建筑（祭祀臺基）。該建筑依托人工堆筑的大型基址，臺基表面存在燒祭面、方土臺和成排分布的柱洞等系列特殊遺跡。大型禮儀建筑西側發現一條祭祀溝，溝內填埋大量陶器。有一條鋪墊白土的道路通向西南區域，該區域發現很多填埋大量陶器的祭祀坑以及功能不明的圓圈遺跡，臨時性的“工棚建筑”(淺基槽)間雜其中。奇妙的是，這個祭祀遺跡正對著遠方的涂山，因此啟發了人們更多的想象。

禹會村發掘現場

考古發現揭示的文明圖景

在雙墩文化時期，禹會村遺址就有人類活動遺跡，到了距今4000多年前的龍山文化時期，聚落人口集中化趨勢明顯，發展成為活動范圍達200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遺址南部的龍山文化核心分布區發現了規模至少18萬平方米的龍山文化城址，以往發現的“祭祀臺基”就位于內城東城垣之上。

隨著考古發掘工作的持續深入，2021年年底，禹會村遺址的考古工作有了更令人驚喜的成果：這18萬平米面積的城址僅僅是龍山文化核心分布區的內城，考古人員在其外圍又找到了外城。從出土遺物的時代特征判斷，外城應是在內城的基礎上擴建而成。目前外城的勘探工作還在進行中，城址規模至少在50萬平方米以上，是淮河中游目前發現規模最大的龍山文化城址。

禹會村祭祀遺跡模擬復原

在禹會村遺址核心區，考古工作者揭露出一組禮儀建筑群。主體建筑基址呈“甲”字形布局，東西長108米、南北寬23米，由主殿、廊廡、祭臺構成三級臺基，顯示出明確的禮制空間規劃。主殿基址發現9組特殊柱洞群，經三維建模復原顯示為直徑達1.2米的巨型木柱，其承重結構可支撐起面積逾千平方米的殿堂建筑，這種建筑規格在同期考古發現中絕無僅有。

禹會村出土的陶鼎

祭祀區發現的“燎祭”遺存極具特色，35處圓形祭祀坑呈北斗七星狀排列，坑內堆積著經高溫灼燒的動物骨骼、玉器殘片和炭化稻谷。其中最大祭坑直徑達3.5米，出土卜骨12件，骨面上刻有早期卦爻符號。與之相鄰的器物坑群出土陶禮器組合完整，包括蛋殼黑陶高柄杯、白陶鬶、紅陶盉等禮儀器具217件，器物形制與較晚的二里頭文化禮器存在明顯承繼關系。

禹會村出土的四系假腹陶簋

禹會村出土的陶盉

手工業作坊區出土的陶窯群揭示出專業化生產體系，12座橫穴式升焰窯呈帶狀分布，窯室內殘留的陶器廢品顯示這里曾批量生產蛋殼黑陶。在制玉作坊遺跡中，考古人員發現了完整的玉器加工鏈，從原料切割、鉆孔到拋光，各工序工具齊全，出土的玉琮半成品表面保留著0.2毫米精度的陰刻線，展現出驚人的琢玉技藝。

禹會村出土的石箭頭

作為迄今淮河流域發現的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龍山文化城址，禹會村不僅填補了淮河流域文明化進程研究的空白，更因其與古史傳說的高度契合，成為探索夏文化起源的關鍵坐標。遺址出土的城垣基址、祭祀遺存、禮制器物等系列證據，構建起一個距今4300～4100年間的復雜社會形態的完整圖景，將淮河流域推向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核心舞臺。

文化譜系中的關鍵坐標

研究顯示，禹會村遺址存續時間約300年，文化面貌呈現出清晰的演進軌跡。早期遺存中的夾砂紅陶鼎、側裝三角形足鬲等器物，與豫東王油坊類型存在明顯關聯；中期出現的蛋殼黑陶、白陶鬶等則顯示出對山東龍山文化的吸收創新；晚期遺存中突然涌現的青銅冶鑄痕跡和夯筑城墻技術，暗示著與中原地區的文化互動。這種文化層疊現象印證了淮河流域作為文化十字路口的樞紐地位。

禹會村遺址出土的陶鼎

禹會村出土的陶鬶

碳14測年數據顯示，遺址興盛期集中在公元前2100～前1900年，恰與古史記載的“禹會諸侯”時段吻合。出土陶文中的“禹”字符號與甲骨文存在明顯譜系關聯，5件刻符陶片上的圖形文字可辨識為“禹”“會”“山”“水”等意象。值得注意的是，遺址出土的玉璋，形制與二里頭遺址同類器存在驚人的相似性，暗示著禮制傳統的跨區域傳承。

禹會村出土的陶璧形器

與周邊文化的對比研究揭示出禹會村的獨特地位。其城垣規模（約35萬平方米）不如同期的石家河古城（120萬平方米），但禮制建筑的復雜程度卻更勝一籌。陶器組合既包含江漢地區的印紋硬陶元素，又融合了黃河下游的素面磨光工藝，形成獨具特色的“淮系風格”。這種文化融合現象為理解早期中國的文明互動提供了珍貴樣本。

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的意義

禹會村遺址的考古發現改寫了傳統的文明起源敘事。遺址顯示出的社會復雜化程度遠超預期：城墻與壕溝組成的防御體系周長2.8公里，工程量估算需10萬立方米土方，按當時生產力水平需要5000人持續工作兩年。這種大規模公共工程的組織實施，證明該區域已形成強有力的權力中樞。

禹會村遺址出土的黑陶壺

出土器物反映的等級制度清晰可見。大型墓葬隨葬玉鉞、牙璋等禮器，中型墓配置陶禮器組合，小型墓僅有生活用具，這種三級分化表明嚴格的社會分層。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祭祀區出土的玉琮形制與良渚文化晚期器物相似，但制作年代晚于良渚文化消亡期，暗示著禮制觀念的跨區域傳播。

禹會村出土的陶鬶

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中，禹會村遺址提供了關鍵連接點。其文化因素向西滲透至中原地區的王灣三期文化，向東影響岳石文化發展，向南與斗雞臺文化產生互動。這種文化輻射網絡證實了淮河流域在文明整合中的樞紐作用，為理解“早期中國”的文化認同提供了物質證據。

禹會村的祭祀遺跡

我到達禹會村遺址考古公園的時候，大概因為春節假期，園中沒有工作人員，文化陳列室也沒有開門。不過這樣也好，我徜徉在遺跡間半完工的道路上，先后考察了祭祀遺跡和發掘場地，在蚌埠博物館和安徽省博物館又看到遺址的出土品，對這個遺址的文化內涵和考古價值有了更清晰的認識。

據我所知，禹會村遺址的考古工作仍在持續深入，無人機遙感測繪新近發現的外圍水系遺跡，可能揭開更宏大的水利系統面紗。隨著多學科研究的推進，這座淮河古都的秘密將不斷被揭示，為重構夏代歷史提供更多的關鍵證據。

圖片 | 翟德芳

排版 | 黃思琦

設計 | 尹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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