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萬軍，江蘇連云港東海縣人，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姚某與王某原系戀愛關系，雙方以締結婚姻為目的共同出資購買北京市某房屋。因王某無北京市購房資格，房屋登記于姚某一人名下。購房總價款為380萬元，其中王某及其父親共出資197.31萬元，含定金、購房款及居間費，姚某通過自有資金及銀行貸款支付剩余款項。2016年，王某起訴要求確認房屋共有權，但法院以王某無購房資格為由駁回其確權請求，同時認定雙方共同出資購房的事實。此后，王某另訴要求姚某按出資比例67.16%返還購房款及增值收益，房屋評估價值為1016.13萬元。

一審、二審法院均支持王某訴請，判決姚某返還506.93萬元。最高人民法院再審認為，本案屬婚約財產糾紛，原審法院機械套用“投資收益原則”不當，改判姚某返還王某350萬元。最高法指出，婚約財產糾紛應以締結婚姻為目的，需綜合考慮出資情況、房屋增值、登記政策影響等因素，而非單純按比例分割增值收益。

（案例來源：人民法院案例庫，姚某訴王某婚約財產糾紛案，入庫編號：2023-07-2-012-001）

二、法理分析

（一）婚約財產糾紛的定性：法律與習慣的雙重考量

本案核心爭議在于“婚約財產糾紛”與“一般財產糾紛”的區分。根據《民法典》第10條，處理民事糾紛可適用習慣，但不得違背公序良俗。最高法將本案定性為婚約財產糾紛，正是基于以下兩點：

1.目的特殊性。雙方購房并非普通投資行為，而是以結婚為前提的“共同生活籌備”。這一目的決定了財產安排具有強烈的人身屬性和倫理色彩。若婚姻未締結，財產處理需回歸婚約習俗，而非單純按物權或合同規則處理。

2，習慣的司法適用。我國民間素有訂婚時互贈財物或共同置產的習俗。若婚姻關系破裂，接受財物一方通常負有返還義務。本案中，房屋作為婚約財產，其增值部分雖由市場因素驅動，但根源仍是雙方以結婚為目的的共同投入，故返還時需體現公平原則，而非完全遵循市場邏輯。

（二）共同出資購房的法律認定：登記與實際的沖突

本案房屋登記在姚某名下，但王某實際出資近200萬元，這一矛盾反映了法律形式與實質公平的沖突。

1.購房資格限制的實質影響。王某因政策限制無法成為登記權利人，但出資行為本身表明其具有“隱性共有”意圖。法院雖未支持其確權請求，但通過婚約財產糾紛路徑，間接承認了王某的貢獻。

2.未明確約定的法律推定。雙方未書面約定房屋歸屬，根據《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精神，此類共同出資行為可推定為“附條件的贈與”，即以結婚為生效條件。條件未成就時，接受方應返還財產。

（三）增值收益分配：公平原則的優先性

最高法改判的核心在于否定“按出資比例分配增值收益”的機械計算方式，強調公平原則的優先適用：

1.增值的“非勞動性”：房屋增值主要源于市場波動，與雙方勞動或管理無關。若按比例分配，姚某作為登記方需承擔高額債務（如房貸），而王某卻能“無風險獲益”，顯失公平。

2.政策因素的平衡：王某因無購房資格，若房屋登記在其名下可能引發違規風險。姚某承擔了登記責任，亦應享有一定利益。最高法將返還金額從506萬元調減至350萬元，既補償王某出資，又避免姚某過度負擔，體現了利益平衡。

（四）公序良俗與裁判導向：司法如何回應社會倫理

最高法判決傳遞出明確價值導向：司法不應鼓勵“以婚謀財”，而應維護健康婚戀觀。

1.警惕“借婚索財”風險。若允許按出資比例分配增值收益，可能誘發一方通過婚約獲取高額回報的道德風險。本案中，王某出資比例雖高，但若全額支持其訴請，相當于變相承認“婚姻市場化”。

2.倡導“共同負擔”理念：判決強調雙方購房是“情感合作”而非“商業合作”。姚某承擔還貸壓力、王某承擔出資風險，雙方均對房屋有貢獻，返還數額需兼顧二者實際境況。

本案為婚約財產糾紛提供了重要裁判范本，彰顯了法律對婚戀倫理的尊重，也為類似案件中的“情法平衡”樹立了標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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