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高三老師執行手機管理規定，沒收了學生手機，被高中生刺死的消息在某社交媒體流傳，引發熱議。

據某平臺智搜，2025年5月26日，太康一高。52歲的楊德才老師，在午休時被學生持刀刺中頸部動脈，最終因失血過多離世。這起事件的導火索，竟是教師履行職責時沒收學生手機——一個看似平常的教育管理動作，卻成了奪走教師生命的“生死劫”。

手機管理：從職責到“紅線”的異化

在當今中小學，手機早已不是簡單的通訊工具，而是裹挾著游戲、短視頻、社交媒體的“數字依賴品”。教師沒收手機，本是執行教育部手機禁令、保護學生專注力的常規操作，卻逐漸演變為高危行為。

楊德才老師的遭遇并非孤例。2017年湖南沅江，16歲學生羅某因作業糾紛持刀刺死班主任；2020年西安，高中生李某因手機被沒收，將女教師周某某捅傷致死；2018年安徽淮南，學生因手機被繳跳樓致殘……這些案件如同警鐘，揭示著一個殘酷現實：當手機管理觸及學生“私有物品”，沖突可能瞬間升級為暴力事件。

更令人不安的是，此類悲劇呈現“低齡化”“高頻化”趨勢。手機，這個本應服務于教育的工具，正異化為懸在教師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教師困境：在職責與生存間搖擺

“但凡他沒那么認真，不那么負責，現在還能好好活著。”楊德才同事的感慨，道出了無數教師的心聲。相關截圖顯示，楊老師在沒收學生手機之前，和學生家長有過溝通，家長是支持楊老師的。在“沒收手機”這一動作背后，是教師群體日益加劇的職業焦慮。

一方面，教師需應對教育部門的考核壓力。太康一教師透露：“學校規定學生手機沒收率需達80%以上，否則影響評優。”另一方面，教師還需承受學生及家長的“反制”。西安弒師案中，學生李某作案后潛逃，其家長竟質問教師：“為啥非要收手機？孩子心理出問題誰負責？”

這種“上下夾擊”的處境，讓教師陷入兩難：管，可能丟命；不管，則違背師德。淮南跳樓案的判決更讓教師寒心——法院認定教師“未及時疏導學生情緒”，學校需承擔20%責任。判決結果引發教師群體質問：“當教育懲戒變成‘高危動作’，誰還敢管學生？”

教育生態：被撕裂的師生關系

楊德才老師之死，撕開了中國教育生態的深層裂痕。在“分數至上”的指揮棒下，師生關系逐漸異化為“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冰冷對立。

學生為何對教師揮刀？心理專家分析，青少年處于“自我認同”關鍵期，手機往往成為其構建“心理安全區”的載體。當教師強行介入，學生可能將“手機被收”解讀為“人格被侵犯”，進而觸發攻擊行為。

而教師的處境同樣堪憂。部分家長將教師視為“服務行業從業者”，要求其“24小時待機”“隨叫隨到”。一方面，教師中出一點負面新聞，媒體爭當標題黨，爭先恐后報道，另一方面，楊老師這件事，媒體保持沉默。這種錯位，讓教師失去應有的職業尊嚴。

四年前，澎湃新聞在報道西安弒師案時，取了一個斷語式的標題“教師不敢管將是教育之悲”；4年后悲劇重演，輿論場上只有網友發聲，道出了教師不敢管的真相：不是老師沒有師德，不是老師不想管，而是教育的外部環境，已經惡化到非常糟糕的境地，老師保命要緊。（源自微博智搜、澎湃新聞、部分自媒體賬號等）

教育從來不是教師單方面的負重前行，而是需要法律兜底、家校共擔、社會托舉的文明工程。建議各校建立家校手機管理公約，相關部門考慮設立教師職業安全保障法。當我們在為楊德才老師嘆息時，更該思考如何讓教育回歸其本質——不是一群人都去指責老師，不是老師與學生的對抗，而是生命與生命的相互照亮。否則，倒在講臺上的不會只是楊德才老師，受損害的將是整個民族的未來。

（圖源網絡，圖文不相關，侵聯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