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萬軍，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2008年5月11日深夜，胡某青因感情糾紛駕車撞擊并反復碾軋被害人鄭某某致其死亡。案發后，胡某青主動撥打“110”報警投案，初期如實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實。然而，在一審庭審階段，胡某青辯稱“被害人有過錯”“未看到其倒地”，并否認故意碾壓的意圖。一審法院（武漢市中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其死刑。胡某青上訴后，二審（湖北高院）維持原判。

案件進入最高法死刑復核階段時，因胡某青親屬賠償被害人親屬22萬元并獲諒解，最高法發回重審。重審中，胡某青在二審階段再次承認犯罪事實，湖北高院改判死緩。但法院最終認定：胡某青一審翻供、二審再供的行為不構成自首，其死緩改判系基于賠償獲諒解等情節，而非自首成立。（案例來源：人民法院案例庫《胡某青故意殺人案》，入庫編號：2023-02-1-177-013）

二、法理分析：翻供與辯解的界限何在？

核心爭議在于胡某青一審庭審中的言論屬于“合理辯解”還是“實質翻供”。法院明確指出：二者的本質區別在于是否動搖了主要犯罪事實的認定。

1.何謂“主要犯罪事實”？根據裁判要旨，主要犯罪事實是指對定罪量刑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要件，包括：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如故意殺人中的主觀故意、客觀暴力行為）；是否構成法定加重情節，如累犯、主犯等。

本案中，胡某青在一審否認“看到被害人倒地”和“故意碾壓”，直接否定了故意殺人罪的核心要件——殺人故意和致死行為的關聯性。若其主張成立，可能將“故意殺人”降格為“交通肇事”甚至意外事件，已觸及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紅線，故構成翻供而非辯解。

2.為何“二審再供”不補救自首？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翻供后重新認定自首的唯一窗口是一審判決前。

胡某青在一審庭審翻供，等于主動撕毀了自首的“如實供述”要件。其二審再供雖可能反映悔罪態度，但已錯過法律規定的補救期限。自首制度的立法本意是鼓勵嫌疑人盡早、穩定地配合司法，降低偵查成本。若允許被告人在一審敗訴后通過二審“反悔”重獲自首認定，將助長司法投機，背離制度初衷。

三、法理延伸：自首認定的“時間紅線”不可逾越

胡某青案的深層啟示在于：自首不是“先投案就能打折”的權利，而是全程如實供述的嚴格承諾。自動投案僅是起點，投案后隱瞞關鍵事實，如否認殺人意圖，可能直接被認定為拒不如實供述；

即便投案時供認不諱，但庭審中推翻核心事實，如胡某青否認故意碾壓，自首即告無效；補救僅限一審判決前，這是法律劃定的最后期限，二審、重審階段的供述只能作為悔罪情節，無法“復活”自首。

實踐中，部分被告人誤以為“先翻供搏輕判，失敗再認罪”是訴訟策略，實則可能徹底喪失自首這一法定從寬機會。胡某青最終改判死緩，完全基于賠償諒解這一酌定情節，與自首無關，這對其個人和類似案件都是深刻警示。

胡某青案清晰傳遞了司法態度：自首認定絕非“投案即優待”的簡單公式，而是對嫌疑人全程誠信的嚴格考驗。公眾需理解辯解權≠翻供權：法律允許對行為性質（如正當防衛）或證據合法性提出異議，但不可虛構事實推翻核心罪行；司法不鼓勵“反復橫跳”：一審翻供、二審再供的“投機式悔罪”無法獲得自首認定，反而可能喪失司法信任。這一規則既維護了自首制度的嚴肅性，也警示世人：司法的寬宥，只留給真正真誠悔過之人。

包頭鋼苑刑事律師團隊是包頭市優秀專業律師團隊，由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博士領銜組成，刑法理論功底深厚、實踐經驗豐富。團隊秉持專業、精英、品牌的發展思路，推行刑事辯護的標準化、規范化和精細化，致力于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