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哲劉子博 張佳煒（蘆哲系東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成員）

核心觀點

通過復盤自1800年至今200余年的全球貿易歷史，以及結合近期東部沿海省份“造船廠-船東-船公司-貨代及外貿公司-實體制造業”外貿產業鏈調研反饋，我們的研究表明：

首先，復盤全球貿易歷史看，匯率、非關稅壁壘可能取代關稅成為更加關鍵的“貿易交鋒”工具。

其次，國內多數外貿企業認為由于在根本矛盾上的沖突，中美貿易談判過程未來或將“一波三折”，企業可能需要持續控制對美出口風險敞口。

再次，如果加征關稅無法實現美方貿易競爭的主要目的，那么參考過去200年全球貿易歷史特別是1970s-1990s美日德貿易競爭階段的美方舉措，未來美國政府可能在非關稅壁壘、匯率等方面發起更多挑戰。

最后，在控制對美出口風險敞口的過程中，拓展非美出口、“出口轉內銷”、“出海”等關鍵手段仍待企業端摸索落地方式，年內外貿前景仍面臨高度不確定性。

一、匯率、非關稅壁壘可能取代關稅成為更加關鍵的“貿易交鋒”工具

自18世紀至今，“自由貿易”的發展歷史僅有短短50年，自二戰結束至今，即使在全球貿易自由化的趨勢下，出于保護本國工業、控制貿易赤字等目的，部分國家在特定時期仍采取了一些保護主義措施。

從“貿易交鋒”的主要工具看，在兩次世界大戰前，操縱匯率并不是“金本位制”下應對國際貿易競爭的有效方法，此時關稅這項傳統工具廣受采用，例如自1896年至1899年短短數年間，美國“平均有效關稅”便提高了接近9個百分點。

然而，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在信用貨幣體系下，全球主要貨幣的匯率波動明顯放大，操縱匯率開始成為一項參與國際貿易競爭的重要武器。此外，伴隨全球貿易融合程度的提高，受轉口貿易等因素影響，僅憑提高關稅恐怕很難贏得國際貿易競爭的勝利，因此自愿出口限制、貿易協定等非關稅壁壘也變得更加重要。

二、從根本矛盾看，中美貿易談判未來或將“一波三折”

在高昂的商品貿易赤字等影響下，美國國際投資凈缺口的增速長期高于GDP增速，2024年“國際投資凈缺口/GDP”已達88%，最快將于2025年觸及100%。考慮到“國際投資凈收支”可被近似視為美國經濟的“凈負債”，因此美國“國際投資凈缺口/GDP”的近年趨勢是明顯不可持續的，美國政府可能在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保持對我國出口的高壓態勢。

三、如果貿易摩擦加劇，美國政府還有可能出臺哪些政策？

1.貿易政策方面：除關稅外，美國可能會提高非關稅壁壘。例如1970年至1993年，美國在與日本、德國競爭全球出口市場份額時期大肆采用自愿出口限制、協商擴大外國服務業開放等貿易保護措施。

2.財政政策方面：削減聯邦財政赤字可能相當困難。類似1980s，近年美國再度出現經常賬戶赤字與財政赤字同時走高的“雙赤字”情形。若對聯邦赤字不加控制，聯邦債務水平、付息壓力近年均有可能觸及歷史最高水平。但從聯邦赤字的主要來源看，2025財年社會安全、醫療保健、存量國債付息支出（合計增長0.30萬億美元）完全“吞噬”了聯邦財政收入的增長（合計增長0.24萬億美元），而前三者短期壓降難度頗大。

3.貨幣政策方面：美元匯率有可能受干預更多。自2013年至2024年，美國商品貿易盈余占GDP的比例波動并不明顯（基本維持在3.8%-4.6%），但同期美國凈國際投資頭寸占GDP的比例由31.7%大幅增長至88.3%，“存量資產的估值變動”對國際投資凈缺口的“貢獻”可能愈加明顯。從對策看，考慮到全球資產的回報率很難由美國政府直接干預，因此干預美元匯率可能是更直接的選擇。

四、國內企業如何降低對美出口風險敞口？

1.拓展非美出口或需靈活調整國內產能、適應歐洲獨特的貿易保護措施——官僚主義。未來歐洲等區域的進口需求可能是國內企業拓展非美出口時需要重點關注的方向，但由于歐洲與美國的商品進口結構存在一定差異，因此部分國內企業或需調整國內產能，以更好地滿足非美市場需求。

2.“出口轉內銷”的關鍵在于賬期。與國際貿易相比，境內商品貿易在回款賬期、供應鏈占款等方面存在較多不同。2025年2月，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強調要著力解決拖欠民營企業賬款問題，未來國內關于賬期管理的政策環境或將愈加友好。

3.“出海”的核心在于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從海外經驗看，工業就業與人均GDP往往呈現出駝峰形走勢，即在工業化早期，就業從農業轉向工業；伴隨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業從工業轉向服務業，工業所需要的本土人力被海外廉價勞動力所替代。考慮到，未來即使在工業機器人、具身智能等領域國內取得重大科技突破，其技術應用可能也會首先應用于醫療、半導體等附加值相對更高的產業，恐難在短期內惠及紡服等傳統產業的成本管控，因此相關企業或有必要長期穩步推動“出海”進程。

風險提示：（1）本文測算的關稅、匯率、進出口規模等數據涉及多個經濟體，時間跨度較長，或存在數據不準確、不完全可比等情形。（2）對美國財政尤其是控制聯邦財政赤字的潛在方法分析可能不夠準確。（3）對中國企業“出海”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可能分析不夠全面。

目錄

1. 自18世紀至今，“自由貿易”的發展歷史僅有短短50年

2. 從根本矛盾看，未來中美貿易談判或將“一波三折”

2.1. 美國政府為何無法容忍貿易逆差的進一步擴大？

2.2. 美國國際投資凈缺口的主要成因是什么？

2.2.1. 商品貿易逆差是美國國際投資凈缺口長期持續的重要成因

2.2.2. 存量資產的估值變動也會導致美國國際投資凈缺口的變動

3. 如果貿易摩擦加劇，美國政府還有可能出臺哪些政策？

3.1. 貿易政策方面：除關稅外，美國可能會提高非關稅壁壘

3.2. 財政政策方面：削減聯邦財政赤字可能相當困難

3.3. 貨幣政策方面：美元匯率有可能受干預更多

4. 國內企業如何降低對美出口風險敞口？

4.1. 拓展非美出口或需靈活調整國內產能、適應歐洲獨特的貿易保護措施

4.2. “出口轉內銷”的關鍵在于賬期

4.3. “出海”的核心在于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

5. 風險提示

正文

通過復盤過去200余年全球貿易歷史，以及結合近期與江浙等地“造船廠-船東-船公司-貨代及外貿公司-實體制造業”外貿產業鏈溝通，我們認為：

首先，復盤全球貿易歷史看，匯率、非關稅壁壘可能取代關稅成為更加關鍵的“貿易交鋒”工具。

其次，國內多數外貿企業認為由于在根本矛盾上的沖突，中美貿易談判過程未來或將“一波三折”，企業可能需要持續控制對美出口風險敞口。

再次，如果加征關稅無法實現美方貿易競爭的主要目的，那么參考過去200年全球貿易歷史特別是1970s-1990s美日德貿易競爭階段的美方舉措，未來美國政府可能在非關稅壁壘、匯率等方面發起更多挑戰。

最后，在控制對美出口風險敞口的過程中，拓展非美出口、“出口轉內銷”、“出海”等關鍵手段仍待企業端摸索落地方式，年內外貿前景仍面臨高度不確定性。

1.自18世紀至今，“自由貿易”的發展歷史僅有短短50年

無論是從“貿易開放指數”還是從“全球出口總和/全球產出”看，“自由貿易”都是一個相當“年輕”的概念。回顧國際貿易歷史，直到1978年，全球出口總和占全球產出（GDP）的比例都還在15%以下，但自1970s至今，受益于交易成本（航運、通信等）的大幅下降，國際貿易已不再局限于“一國以換取本地無法生產的商品為目的（以物易物）”的初級形式，而是轉向不同國家在產業鏈的各個細分領域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的專業形式，跨國公司的數量也隨之大幅增長。

然而自二戰結束至今，即使在全球貿易自由化的趨勢下，出于保護本國工業、控制貿易赤字等目的，部分國家在全球進出口市場競爭激烈的時期仍采取了一些保護主義措施。例如，自1970s至1990s，從戰后重建中逐步恢復的德國、日本對美國的全球商品出口第一大國地位發起了激烈挑戰，而美國通過貿易協定、匯率調整等措施進行了強硬反制。

從“貿易交鋒”的主要工具看，匯率、非關稅壁壘可能取代關稅成為更加關鍵的工具。在兩次世界大戰前，由于主要儲備貨幣——英鎊遵從金本位制，因此操縱匯率并不是一項應對國際貿易競爭的有效方法，此時關稅這項傳統工具廣受采用，例如自1896年至1899年短短數年間，美國“平均有效關稅”便提高了接近9個百分點。然而，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在信用貨幣體系下，全球主要貨幣的匯率波動明顯放大，操縱匯率開始成為一項干預國際貿易競爭格局的重要武器。此外，伴隨全球貿易融合程度的提高，受轉口貿易等因素影響，僅憑提高關稅恐怕很難贏得國際貿易競爭的勝利，因此自愿出口限制、貿易協定等非關稅壁壘也變得更加重要。例如1973年，《多纖維協定》（MFA）對發展中國家可以出口到發達國家的服裝和紡織品數量施加了配額限制。

考慮到目前影響市場的核心因素在于2025年美國發起的新一輪貿易保護，因此我們以中美為核心，結合近期與江浙等地“造船廠-船東-船公司-貨代及外貿公司-實體制造業”的外貿產業鏈溝通，對國內外貿形勢進行研究。

2. 從根本矛盾看，未來中美貿易談判或將“一波三折”

2.1 美國政府為何無法容忍貿易逆差的進一步擴大？

在高昂的商品貿易赤字等影響下，美國國際投資凈缺口的增速長期高于GDP增速，2024年“國際投資凈缺口/GDP”已達88%，最快將于2025年觸及100%。2024年，盡管2951.54億美元的服務貿易順差部分抵消了12129.89億美元的商品貿易逆差的影響，但最終計算看，美國商品與服務貿易仍呈巨額赤字狀態，商品與服務貿易逆差高達9178.35億美元，較上年增長1329.45億美元。事實上，自1976年至今，美國商品與服務貿易始終保持為赤字狀態，特別是自2020年至今赤字規模大幅走高。長期、大額的商品貿易赤字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美國國際投資凈缺口持續擴大，截至2024年末，美國“國際投資凈缺口/GDP”已達88%，同比大幅走高約18個百分點，自2020年至2024年，美國“國際投資凈缺口/GDP”年均走高約7個百分點，若不對這一趨勢加以阻止，最快于2025年，美國的國際投資凈缺口規模或將超過名義GDP規模。考慮到在某種意義上，“國際投資凈收支”可被理解為美國經濟的“凈負債”，因此近年來美國國際投資凈缺口的增速是明顯不可持續的。

2.2. 美國國際投資凈缺口的主要成因是什么？

從國際投資凈缺口的來源看，商品貿易逆差、估值變動（主要受匯率、持有存量資產的回報率影響）是美國國際投資凈缺口的兩類主要來源。理論上，國際投資凈頭寸（NIIP）的在第t年的同比變動 。其中：

2.2.1 商品貿易逆差是美國國際投資凈缺口長期持續的重要成因

2024年，美國商品貿易逆差創下歷史新高，從具體構成看，自2001年至2024年，中國仍始終是美國商品貿易逆差的單一國家最大來源。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自2018年至2024年，美國商品貿易逆差中來自中國（不含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的比例由47.48%持續下降至24.33%，大體回落至2004年水平。

關于美國商品貿易逆差的成因，美國經濟學界的觀點大體可分為兩類，事實上這些觀點并不沖突，只是關注點有所不同。

? 在第一類觀點的研究框架下，經濟學家側重討論貿易失衡是如何與美國內部的“儲蓄-投資（即生產與產出）失衡”相關聯的。從宏觀經濟理論看，GDP（Y）=消費（C）+投資（I）+政府支出（G）+凈出口（NX），而總儲蓄（S）被定義為S=Y-C-G，即在數值上S=I+NX，換言之NX=S-I。一些學者認為，當儲蓄小于投資時（S

? 在第二類觀點的研究框架下，經濟學家側重討論貿易失衡的兩大主要組成部分——出口與進口，相關影響因素主要包括匯率、價格與各國居民收入。一些學者認為，美國國民支出超過收入的部分必須由外國提供資金，因此經常賬戶的赤字相當于國外資本的凈流入。二戰結束后，美國商品貿易由持續盈余轉向長期赤字始自1971年，此時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然崩潰，美元成為世界各國最主要的儲備貨幣。自1990s以來，中國等新興經濟體與沙特阿拉伯等石油出口國推動了“全球儲蓄過剩”的形成，大量外國資本流入美國，進而推動美元長期走強，如此導致美國進口更加便宜、出口更加昂貴，最終形成了長期貿易赤字。換言之，上述學者認為國際資本流動及匯率是影響貿易的核心因素。

總而言之，美國商品貿易逆差可被理解為是美國生產率優勢與美元作為全球核心儲備貨幣的必然結果，未來大概率仍將長期持續。從根源看，一方面，美國較高的生產率意味著更高的投資回報率，這不僅推動了資本流入與美國國內投資的增加，還提升了股票價格預期、家庭財富預期與長期收入預期，反映為消費率提高、儲蓄率降低。另一方面，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受美元作為全球核心儲備貨幣的獨特地位影響，長期以來美元始終存在升值壓力，這自然導致了美國進出口失衡的進一步演變。

2.2.2. 存量資產的估值變動也會導致美國國際投資凈缺口的變動

存量資產的估值變動一方面受到美元匯率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受到持有存量資產的回報率影響。具體而言：

①在匯率方面，自2011年至今，受美國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獨特地位影響，美元整體呈升值趨勢。以2006年1月為基期（=100）的名義廣義美元指數在2022年下半年至今的大部分時間內維持在120以上，如此導致美國持有的以外幣計價的海外資產“貶值”但舉借的債務“升值”，進而擴大了美國國際投資凈缺口。

②在持有存量資產的回報率方面，以股票資產為例，對比美國標普500指數、納斯達克綜合指數與東京日經225指數、滬深300指數、恒生指數、法蘭克福DAX指數、倫敦富時100指數等全球其他主要股票市場的代表性指數不難看出，自2000年至今美國股票市場的整體表現最優。換言之，至少在股票資產領域，美國持有海外存量資產的回報率大概率低于外國持有美國存量資產的回報率。

3.如果貿易摩擦加劇，美國政府還有可能出臺哪些政策？

自1970s至1990s美日德三國間的貿易競爭為當前研究美國貿易政策提供了很好的參考案例，考慮到一國在全球貿易競爭中可能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分為貿易政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三類，因此我們結合歷史在下文對各類政策進行展開討論。

3.1. 貿易政策方面：除關稅外，美國可能會提高非關稅壁壘

綜合1970年至1993年美國在與日本、德國競爭全球出口市場份額時期所采用的各類政策，以及2025年4月21日特朗普指責的外國“非關稅欺詐”（Non-Tariff Cheating）措施分析，在已經提高關稅、加碼打擊轉口貿易后，特朗普政府下一步可能加碼非關稅壁壘政策，例如自愿出口限制、協商擴大外國服務業開放等。自1960s至1970s，德國與日本在戰后重建工作中重新崛起為不可忽視的工業大國，隨后對美國工業出口帶來了較強競爭；此外，石油價格沖擊、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通脹水平愈加難以接受等宏觀因素也對美國工業發展帶來了不小沖擊；最終，美國采取了自愿出口限制（VERs）等一系列措施，以期最終能夠保護本國工業出口。但從事實結果看，日本由于接受美國提供的軍事保障，國家主權并不完整，因此在多項協議中屈從于美國；但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對德國的干預效果相對并不明顯，時至今日，德國在全球商品出口市場上仍是美國的強勁競爭對手。

3.2. 財政政策方面：削減聯邦財政赤字可能相當困難

與1980s類似，近年來，美國再度出現了經常賬戶赤字與財政赤字同時走高的“雙赤字”情形。雖然國際資本自由流動可能會部分對沖聯邦財政赤字對經常賬戶赤字特別是商品貿易赤字的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在聯邦債務水平可能將在近年觸及歷史最高水平的背景下，及時管控美國聯邦赤字規模無論是對美國財政可持續性，還是對控制美國國際投資凈缺口都具有很大意義。

但從聯邦財政赤字的主要來源看，社會安全、醫療保健、存量國債付息支出完全“吞噬”了聯邦財政收入的增長，而前三者在短期內很難大幅壓降。2025聯邦財年，聯邦財政赤字預計將提高2%至1.87萬億美元，占GDP的比例將由6.36%小幅下降至6.19%；但公眾持有的聯邦債務預計將提高7%至30.10萬億美元，占GDP的比例將由97.82%進一步提高至99.89%。雖然受益于個人所得稅預計將增長8%（0.20萬億美元），聯邦財政收入預計將提高5%（0.24萬億美元）至5.16萬億元；但強制支出中的社會安全、醫療保健（含醫療保險、醫療補助）預計將分別提高8%（0.12萬億美元）、6%（0.11萬億美元），對應規模合計高達0.23萬億美元，社會不穩定因素、人口老齡化趨勢等要素帶來的聯邦財政強制支出增長幾乎完全“吞噬”了潛在財政收入增長。此外，受制于存量規模龐大的聯邦債務，凈利息支出預計將提高8%（711億美元）至9523億美元，約占2025聯邦財年預期財政收入的18.4%。

從可能削減赤字的潛在政策措施看，加征關稅可能是特朗普政府推行阻力最小的政策。截至2025年1月末，Committee for a Responsible Federal Budget已經提供了一份由8大類政策構成，預計在2026至2035年累計可削減50.35萬億美元赤字的政策清單，這一數字大致相當于2025聯邦財年聯邦財政赤字（1.865萬億美元）的27倍。而在8大類政策中，除加征關稅、強化稅務征收系2類“開源類”政策外，其他6類政策均為“節流類”政策，落地難度可能較大。此外，盡管美國政府通過成立政府效率部（DOGE）、研究設立主權財富基金等方式也在嘗試控制聯邦財政赤字，但是截至目前上述措施尚未展現出明顯的實踐價值。

3.3. 貨幣政策方面：美元匯率有可能受干預更多

一方面，從歷史上看，自1970s至1990s，美國曾多次嘗試通過貨幣貶值提高出口競爭力。例如，1971年，《史密斯協議》（Smithsonian Agreement）同意美元兌黃金貶值約 8.5% 至每盎司 38 美元，其他國家的貨幣相對于美元重新估價，最終美元兌其他主要貨幣平均貶值約 10.7%。1985年，美英法德日簽署《廣場協議》（the Plaza Accord），旨在通過干預貨幣市場來使美元相對于其他4國的貨幣貶值。

另一方面，近年“存量資產的估值變動”對美國國際投資凈缺口的“貢獻”愈加明顯，在難以干預外國資產投資回報率的前提下，調整美元匯率可能是控制“存量資產的估值變動”的更直接選擇。如下圖所示，考慮到自2013年至2024年，美國商品貿易盈余占GDP的比例波動并不明顯（基本維持在3.8%-4.6%區間），但同期美國凈國際投資頭寸占GDP的比例由31.7%大幅增長至88.3%，因此“存量資產的估值變動”對美國國際投資凈缺口的“貢獻”可能愈加明顯。從潛在對策看，考慮到不同國家各類資產的回報率很難由美國政府直接干預，因此調整美元匯率可能是控制“存量資產的估值變動”的更直接選擇。

在干預美元匯率方面，美國政府可能考慮將部分國家列為匯率操縱國，或將匯率列入貿易協定的談判內容。此外，目前美聯儲正在研究修改貨幣政策框架可能也將在未來發揮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方面，《The 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要求美國財政部每半年對美國主要貿易伙伴的匯率政策進行分析和報告，如果發行有外國操縱貨幣的行為，在某些情形下美國政府需要與這些國家進行談判以解決問題。2015年，《The Trade Facilitation and Trade Enforcement Act of 2015》進一步明確了貨幣操縱的認定標準及后續處理方式。歷史上，美國財政部曾經于1988年至1994年將中國、韓國、中國臺灣；于2019年至2021年將中國、瑞士、越南列為貨幣操縱國。

另一方面，2020年，美國商務部發布規則，允許將貨幣操縱視為出口補貼的一種形式，因此可以依據反傾銷相關法律法規進行調查與制裁（如加征關稅）。

此外，自2019年起，美聯儲開始實施約5年一次的貨幣政策框架公開審查，以確保該框架能夠對不斷變化的經濟形勢及時響應。在2018年11月美聯儲宣布下一年即將進行審查時，美國正在經歷自金融危機以來近10年低利率、低通脹、低失業率的“三低”時代，美國勞動力市場狀況接近最大就業率、通脹率接近美聯儲 2% 的目標。但在2025年，美聯儲將再次審查其貨幣政策框架，以適應新冠疫情后利率飆升的新環境。未來，美聯儲若調整其貨幣政策框架，如修改對實際就業與充分就業水平之間的缺口測算、調整非對稱的平均通脹目標等，美元匯率可能將遭遇意料之外的變動。

4. 國內企業如何降低對美出口風險敞口？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受制于美國國際投資凈缺口（某種意義上可被理解為美國經濟的“凈負債”）不可持續等因素，美國政府可能在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保持對中國出口的高壓態勢。例如，在2021年至2024年拜登政府執政時期，美國政府仍保留了此前特朗普在第一個任期內提出的諸多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美國平均有效關稅仍保持在近50年較高水平。因此，在對美出口或將長期面臨非市場化因素擾動的背景下，國內企業或需為“降低對美出口風險敞口”作長期打算，從具體措施看，拓展非美市場、出口轉內銷、“出海”均需要克服不同困難。

4.1. 拓展非美出口或需靈活調整國內產能、適應歐洲獨特的貿易保護措施

從2024年全球進口市場的國家或地區分布看，歐洲、亞洲（不含中國大陸）分別以34.98%、28.27%的市場份額占比領先于美國。其中，亞洲（不含中國大陸）的進口數據中可能包含了部分我國企業轉口貿易的數據，可能未很好地完全反映當地最終消化的進口需求。因此，未來歐洲進口需求可能是國內企業拓展非美出口時需要重點關注的方向。雖然在形式上，國內企業可以通過多多參加境外展會提高自身商品的國際知名度，但不可忽視的是，由于歐洲與美國的進口商品結構存在一定差異，因此部分國內企業或許需要相應調整國內產能，以更好地滿足非美市場需求。此外，歐洲的“官僚主義”相當明顯，歐盟和英國在產品標準和消費者保護方面的規定通常遠多于美國，這同樣是一種貿易保護主義的體現。

4.2. “出口轉內銷”的關鍵在于賬期

與國際貿易相比，境內商品貿易在回款賬期、供應鏈占款等方面存在較多不同。考慮到，2024年末，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應收賬款達26.06萬億元，同比增長8.6%，[1]規上工業企業應收賬款同比增速自2021 年以來的下降趨勢首次被打破，外貿企業在探索“出口轉內銷”時可能需要格外關注賬期問題。不過，考慮到2025年2月，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強調要著力解決拖欠民營企業賬款問題，與2018年召開的民企座談會相比，加快化解政府拖欠企業賬款可能成為今年加碼最為顯著的政策增量之一，未來企業國內貿易回款賬期及供應鏈占款等問題或將逐步得到規范化管理。

4.3. “出海”的核心在于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

拋開短期內部分國內企業對轉口貿易仍有一定依賴性不談，僅從成本角度考慮，部分國內企業（例如紡服企業）穩步推進海外投資設廠即“出海”可能也是必要之舉。具體而言，對于部分傳統產業而言，成本是相關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核心。以紡織服裝為例，①原材料方面：東南亞或非洲工廠往往需要從國內進口高品質棉花等原材料；②電力方面：主要體現為“有”和“無”的差別，在東南亞與非洲，電價可能并非影響產品成本的核心；③技術方面：中資企業大多已具備國際領先的生產技術；④匯率方面：國內貨幣政策當局近年保持著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因此，在⑤人工方面，人力成本可能才是影響紡服產品成本的核心因素。

然而，參考下圖展示的全球主要經濟體的“人均GDP”與“工業吸納的就業人口占比”數據不難看出，

一方面，工業就業與人均GDP往往呈現出駝峰形走勢，即在工業化早期，就業從農業轉向工業；伴隨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業從工業轉向服務業。

另一方面，當人均GDP突破19238美元（2022年我國對應值，按照2011年美元不變價計算）后，絕大部分經濟體的“工業吸納的就業人口占比”均呈下降趨勢。這可能反映出，當經濟水平及生產力發展到一定地步后，服務業加大了對就業人口的吸納能力，工業所需要的本土人力被海外廉價勞動力所替代。

因此，考慮到未來即使在工業機器人、具身智能等領域國內取得重大科技突破，其技術應用可能也會首先應用于醫療、半導體等附加值相對更高的產業，恐難在短期內惠及紡服等傳統產業的成本管控，相關企業或有必要在綜合研判①目標市場、②生產成本等前提下，穩步推動“出海”進程。

5. 風險提示

（1）本文測算的關稅、匯率、進出口規模等數據涉及多個經濟體、時間跨度較長，或存在數據不準確、不完全可比等情形。

（2）對美國財政尤其是控制聯邦財政赤字的潛在方法分析可能不夠準確。

（3）對中國企業“出海”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可能分析不夠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