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恐懼、孤獨

現代人的處境

弗朗茨·卡夫卡

作家弗朗茨·卡夫卡給后人留下了《城堡》《訴訟》《變形記》等經典作品。他與法國作家馬塞爾·普魯斯特，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并稱為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先驅和大師。

卡夫卡在《致父親》中，

隱藏了權力、恐懼、孤獨三大母題

文 | [德]萊納·施塔赫

來源 | 節選自《卡夫卡傳：早年》

01

“當然想到了弗洛伊德”

小說《判決》第一份手稿首頁

盡管卡夫卡試圖與心理分析保持距離——卡夫卡寫過，跟心理分析打交道并不令人愉快，他要盡量遠離它——但他清楚地知道，他不可能完全擺脫它的影響。“當然想到了弗洛伊德”，這是他對自己剛寫完的小說《判決》進行分析后寫下的筆記，盡管這些念頭只是非常少地明確浮現出來：他也跟開放的市民知識分子一樣，面臨著心理分析的全面入侵，盡管他并沒有去了解這一新興理論的各種分支，而是主要接受了當時已經滲透到常識中的那部分。

所以，他覺得，這是一種很常見的想法：每個人都有無意識的幻想、需求和沖突，這些東西有可能控制甚至征服他有意識的思考和體驗，直至讓他完全失去自主性。長篇小說《訴訟》中最具創造性的成就就是，非常形象、可信地描繪了這種無意識動力的沖擊，以及“我”如何變形為一個多孔的背景：借助動作、身體反應、無心的影射、失誤、自我矛盾和敘述者精心設計的提示。同樣，很難想象卡夫卡對夢境的精細記錄過程中沒有心理分析的精神在場，他的作品中有大量夢幻邏輯的段落，其中空間、時間和因果關系的連續性，統統被一種令人震驚的必然性所懸置。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估計他也只是從馬克斯·布羅德的講述（后者于1911年研讀過這本書）中有所了解。然而，卡夫卡卻以同樣的嚴肅性記錄和講述了自己的夢境，仿佛那是真實的經歷，卡夫卡非常了解夢境的存在性象征特點，所以他默認他的通信伙伴也能同樣理解。有時候，卡夫卡似乎只是為了儲存而記錄他的夢境：他沒有鑰匙，但他堅信，一定存在一把鑰匙，并希望有一天能找到它。于是，他在筆記本和信件中匯集了大量素材，保留下來的夢境記錄匯集起來，幾乎有六十個印刷頁。

卡夫卡后期認真著手進行了自傳寫作，并且與心理分析產生了分歧。當他面對自己長期的、不成熟的與家庭的糾纏、特別是對父親的愛恨交加，他堅定地避免使用心理分析的詞匯，但越是如此，他越是被迫“想到了弗洛伊德”，他有充分的理由感覺到自己有時候對那“該死的心理學理論怪圈著了魔”。就連僅從報紙粗略的介紹中了解心理分析研究結果的人都知道，心理分析的核心是“俄狄浦斯情結”，根據弗洛伊德的觀點，一個人的心理命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克服這個無法避免的、在每個社會環境中都同樣存在的矛盾。毫無疑問，卡夫卡腦子里想的是，這一核心論點在多大程度上適用于他自己的情況，他與最知心的朋友們討論過他的思考結果。因為，盡管心理分析的解讀嘗試和診斷讓他很受刺激，盡管心理分析貌似非常先進并且具有時代特點——盡管如此，但他一直不認為心理分析是理性的。“心理學就像讀鏡子里的文字”，卡夫卡用一個形象的比喻總結自己的批評，“也就是說，很費勁，至于得到了什么正確結論，似乎有很多結果，但實際上什么都沒有。”

當然，最令他反感的是還原論,是對科學體系的固執信任。卡夫卡不相信人的思想、感覺和行為能借助理論概念解釋清楚，更別說解決問題了；既不可能在心理學領域、也不可能在社會和政治領域解決問題。讓卡夫卡痛苦的感覺是感覺到自己是個落伍之人，是個老小孩，快四十歲了還沒有達到一個成年人的獨立和社會責任，還陷在這個無法解開的、甚至是無法理解的家庭糾纏中啃老——面對一個心理分析醫生，他會毫不猶豫地承認這一點。但是，這能說明什么實質性的問題嗎？這真的能揭示他心理世界根本的東西嗎？在父親之外，是否有一個世界？一個父親之前的世界？

02

弗洛伊德式的父子關系？

卡夫卡的父親和母親

《致父親》作為卡夫卡早年最重要的自傳性資料，已經被無數次引用。對有些讀者而言，這正是他一生受制于俄狄浦斯情結的證據：兒子早就在二人對決中失敗了，但他一直拒絕離開角斗場。然而，強度和角度讓人產生了錯覺，卡夫卡的《致父親》不是心理分析意義上的自我剖析，它是對一種重要的真實關系描述，同時也是對想象內容的描述。寫下這些是希望能通過雙方的解釋和澄清，使兩人間的關系得到稍許改善。

這封信的核心內容是說，赫爾曼·卡夫卡對兒子沒有絲毫理解——但不是出于漠然或者惡意，只是因為他太不了解孩子的本性了。他感到失望，認為這是反抗、孤僻、苛求和敏感，盡管他的妻子尤利婭已經做出了最大可能的讓步，似乎還是會慣著這些性格特點，但是卡夫卡問道，有必要讓一個如此不被理解、甚至被拒絕的、他自己都不理解自己的孩子成人嗎？也有許多父親對自己的兒子深感失望，并且不加掩飾地表現出來，哪怕是一個心理粗線條的孩子，也會在遭到一個如此專制父親的拒絕時感到痛苦。但是，這個傷口會慢慢愈合，甚至可能會減輕未來道德上剪斷臍帶所帶來的痛苦，但是，在卡夫卡這里，一切都是未決的、有爭議的，直到他生命的最后。為何如此？

……我這個樣子，（當然,除了天性和生活的影響外）是你的教育和我的順從的結果。而這個結果仍然讓你不滿意，你下意識地拒絕承認這是你的教育結果，原因就在于你的手和我的材質彼此不合。……我又要小心翼翼地說，我就是因為你才變成這樣的；你只是加強了我原有的東西，但是你加強得太多了，因為你在我面前太強大了，使用了所有權力。

卡夫卡的指責不是“我是你把我塑造成的樣子”，他說的是“你用我原來的樣子什么也做不出，你對我原本的樣子不感興趣，你覺得我都是毛病，所以你不贊許我、不承認我，連一點點自信都不給我”。孩子獲得父親鼓勵性微笑的唯一可能是，再現父親的樣子——卡夫卡自己用了一個粗俗的比喻——像一只被馴服的猴子一樣假裝得高高興興，行軍、敬禮、唱軍歌，學它主人的樣子說話，吃飯時像它的主人那樣狼吞虎咽。如果能完全否定自己，那么，讓這個萬能的人高興并不難。但是，沒有哪個孩子能夠完全否定自己，哪怕片刻，他們總是試圖用另外的、他們認為更有意義的，也就是“幼稚的”成就給人留下印象。但是，用這種方式在赫爾曼·卡夫卡那里什么也得不到。“一個事件”，他譏諷地說，用手指敲著桌子嘆息道，“給自己買點兒什么吧。”

盡管如此，卡夫卡還是認為，必須從道德上減輕父親的罪責，因為他也只是“加強了我原有的東西”。這句話并不是什么外交辭令，它完全是卡夫卡的真實想法。當然，他說這話的時候腦子里并沒有考慮到他所有的性格氣質，包括好的和壞的，而只是想到了那些他不斷歸咎于“天性”和“生活影響”的負面氣質。那些父親不喜歡的氣質，都來自呂維家族的遺傳：脫離現實、性格內向、胡思亂想。卡夫卡對此毫不懷疑——他知道自己在這一點上與父親看法一致——他性格中有一部分壓抑的氣質遺傳自母親一方，這從一開始就使他沒有能力貫徹卡夫卡家族的生活和經商意志。此外還有一些“影響”，而父親最多也只是負有間接責任的。所以，在《致父親》中，卡夫卡沒有明確表達，盡管這對卡夫卡的成長和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他童年早期動蕩的世界、不斷變換的身邊人和地點、母親的缺席、缺少可靠的反饋。卡夫卡沒有對父親說，但是對第三者說過，每當他試圖喚起對童年氛圍的記憶時，首先感覺到的是孤獨。這個世界不是讓人舒服的“溫暖”，對于渴望確定性和安全感的人來說，這個世界絕對沒有故鄉的感覺，這種體驗在卡夫卡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還早在父親的暴政完全發揮作用之前。對父親的畏懼是第二位的，是一種回聲。因為，在卡夫卡的世界里存在如此多的畏懼，是有原因的，這些原因可以追溯到弗朗茨作為家中第一個孩子到處被炫耀、被拍照的那個時候。到了后來，才有個魔鬼讓父親認識到，恐嚇和逐出是可以制服兒子的最有效手段。這個兒子的目光越來越陌生，正因如此，這個兒子讓他非常氣憤。

有一天夜里，我哭哭啼啼地不停要水喝，當然不是因為渴了，一半是可能為了氣人，一半是為了給自己解悶。在你的幾次嚴厲威脅未能奏效之后，你把我從床上拽起來，拉到陽臺上，鎖上門，讓我一個人穿著背心站了一會兒。我不想說你做得不對，也許不這樣做，那天夜里就沒法安靜下來，我只是想用這件事說明你的教育方式及其對我的影響。在那之后，我就聽話了，但是，我的內心因此受到了傷害。毫無疑義地要水喝是理所當然的，被拉到外面令人非常畏懼，我的天性永遠無法把這兩者聯系在一起。好多年之后，我還會想象，那個巨人，我的父親，那最高權威，會毫無緣由地過來，半夜把我從床上拽到陽臺上，我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這種想象一直折磨著我。

卡夫卡在“陽臺”（布拉格的住宅上經常能見到這種朝內院的外廊）上的經歷，非常有理由被看作他心理傳記中的關鍵場景。單單那個畫面——那個幾乎裸體的孩子，在夜幕下，站在父母反鎖住的門前——就足夠立刻說明卡夫卡世界中那三個根本母題：權力、恐懼、孤獨，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聯。“最高權威”的權力令人畏懼，不僅因為它具有絕對的、包括身體上的優勢，任何反抗都是徒勞。更主要的原因是，它是無法預計的。你不知道為什么，你也不知道它將在什么時候、以何種方式爆發。弗朗茨能夠稍微確定的只有，這種權力并不以身體的痛苦為目的。因為，盡管父親多次威脅要揍他——有時候甚至大喊大叫、急赤白臉，解下自己的褲子背帶要當鞭子用——但是，父親幾乎沒有真正動用暴力。可是，他會利用他充斥了整個房間的優勢，孤立、鄙視和逐出弗朗茨——一般是用充滿諷刺和責備的語言，至少有一次也動手把弗朗茨扔了出去。

父親有權力讓兒子感到孤獨：這是父子倆幾十年對峙的核心，這是父親要直接負責的部分。不過，《致父親》中也沒有隱瞞，這道傷痕在弗朗茨兩三歲的時候已經非常深了，沒有人再能彌合它。當然，那個逐出的動作也是很迅速的，父親已經想好了，為了達到最大效果，他不僅把兒子從父母的臥室扔了出去，而且扔到了住宅的門外，扔到了外面的陽臺上，那是通向鄰居住宅的過道,是公共空間的一部分。“……我的內心因此受到了傷害”，卡夫卡這樣描述自己的感受，是真實可信的。然而，三十多歲時，他明白了，那天夜里，父親并不是造成了一個無法愈合的傷痛，而只是利用、擴大，且因此從根本上揭開了他的傷痛。

一個外在的、意料之外突然發生的不幸，揭露了一個沒有意識到的、但早已存在的、更深刻的不幸：這個獨特的、常常是令人震撼的闡釋過程，卡夫卡在他的文學作品中不斷展現——如此經常且如此徹底，所以我們必須把它看作是卡夫卡心理世界最深處、最折磨他的母題。因此，《變形記》一方面瞬間就將主人公格雷高爾·薩姆撒置于對自己家庭的不幸依賴中，同時又讓他與家庭之間出現了巨大的距離，讀者面對一個完全無法理解的、甚至是荒誕的事件。然而，小說第一句話中就出現的災難所激起的塵埃剛一平息，讀者就能清楚地看到，那種依賴感和無歸屬感其實一直都存在，變形這件事打碎了社會表面，讓已經腐爛的內核更加清楚地呈現了出來。

《訴訟》更是完全依靠這個思維比喻：這里，小說一開始，謎一般的逮捕引起的恐懼，很快就被另一種持久的不安所覆蓋了。跟他那個推銷員親戚薩姆撒一樣，銀行襄理約瑟夫·K 一開始是個受害者。然而，隨著情節的展開發現，他所遭受的打擊既不是沒有意義，也不是完全沒有征兆。這次命中注定的打擊，這次貌似毫無緣由的逮捕以及由此給他打上的標記，恰恰擊中了約瑟夫·K 最疼痛之處：它強迫他進行自我反思，并修正自己的自我形象。那個神秘的法庭使他的生活陷入無序，但也正是這個法庭，迫使他思考一個問題：他迄今為止的秩序是否花費的代價過高了。完全無法想象，約瑟夫·K 或者格雷高爾·薩姆撒曾經幸福過，或者知道幸福是什么，所以需要有一個災難，讓他們貧窮的自我能發聲。

跨越一個多世紀的歷史鴻溝進行遠程心理分析是很困難的：不僅缺少分析過程所必需的本能理解的維度，以及闡釋和自我闡釋之間的反饋；影響更大的是，因文化差距而產生的闡釋阻力，這種阻力即便是對完備的歷史移情能力而言，迄今為止也是無法克服的。這首先是指氣質、象征形式和日常實踐活動，如何且在多大程度上能印入人的無意識，它們如何塑造個人的歷史并最終讓個人的歷史發聲——或者沉默。

如果分析對象特別具有語言天賦，甚至留下了文學作品，那么他的形象雖然會更加立體、強烈和感性，但是對他的解釋必然不會更簡單。恰恰相反：文學文本總是能提供一個額外的文化維度，也就是一個超越個體的維度，對于作者已經使用的美學形式和敘事規范，讀者也必須了解，才能理解作者的行為。哪怕文本中有許多“自由聯想”、哪怕作者具有極度個性化的風格，也是如此。在這方面，卡夫卡在文學史上不僅是最著名的、也是最極端的例子。他具有進入心理深層的能力，能找到進入集體噩夢的通道，這種能力與把控語言形式的絕對意志結合在一起。這在他身上非常典型——每封信、他的日記中隨便一頁都能拿來做證據——他在進入文學殿堂之前，就已經完全是用文學式思考、說話、書寫，甚至有時候文學式行為了。作為一個心理分析案例，卡夫卡會非常有意思；不過，分析者必須清醒地意識到，他所面對的不僅是通常要克服的那些壓抑、延遲或者理性化等機制，而是還有一種完全有意識的、時而有控制的、時而習慣性的語言化和審美化策略。從進入卡夫卡的世界起，不管是否愿意，心理分析就踏上了一片陌生的疆域，如果不尊重語言自身的規律和審美形式，心理分析在這里將不會有任何重要的“揭示”，它只能停留在分析對象的自我認識層面之下。

03

我不能走進未來，只能跌進未來

弗朗茨·卡夫卡的中學畢業照

卡夫卡對安全感的追求，與他沒有能力進行長期計劃之間的矛盾，估計原因在于一種無法修復的、對世界的不信任感。在一個充滿了短暫現象和易逝關系的環境中，只可能有一種確定性：那種瞬間的、需要不斷重新驗證的確定性。每一次對未來的思考，都會讓人立刻意識到未來的不可控性，因此不寒而栗。所以，卡夫卡很難遵循一種成熟的安全感方案，也就是說，他不會為了獲得長期的安全感而去承受短期的、可預見的風險。盡管他比他周圍的任何人都更深刻地思考自己的心理狀況和社會狀況，盡管他對于如何出現了這種狀況有更加詳盡的看法，但是，他以一種循環出現的方式體驗現狀，因而現狀是永恒的。所以，在卡夫卡的存在中，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諷刺：作為保險公司的職員，他必須貫徹一種全面的、抽象的安全觀念，這種安全觀是以一個基礎牢固的世界為前提的，但是，他自己卻根本感覺不到對于掌控未來的可能性。一旦他直接面對這個矛盾——在他與菲麗絲·鮑爾的關系中經常出現這種情況——他就會以自我認識的方式作出反應，但實際上完全無用。“我當然是毫無計劃的，根本沒有前景”，他在給她的信中寫道，“我不能走進未來，跌進未來、滾進未來、跌跌撞撞地進入未來，這我可以做到，我能做得最好的是躺著不動。但是，計劃和前景我真的沒有，如果我過得好，那我就只想著當下，如果我過得不好，我就詛咒當下，怎么會有未來！”

期待只依靠心理分析就能解釋，那個孤獨的長子弗朗茨，如何成為終生與神經官能癥癥狀作斗爭的卡夫卡博士，這種想法顯然是幼稚的。尤其是，如果認為憑借心理分析的指南針找到他無意識中最隱秘、最深處翻滾的源泉，就能解釋卡夫卡的精神創造力、他依靠語言和在語言之中的生存、他對自我理解和自我虛構的掌控能力，那就更是異想天開了。這樣的嘗試——薩特用福樓拜的童年做了極具說服力的演示——需要更多的人文科學方法，結論也不會是簡單的因果關系鏈，最多是對那個時代一個極有天賦又極其敏感之人心理社會的形成、個人意識形成過程，進行令人信服的描述。

不過，心理分析有理由堅持說，復雜的、不同尋常的或者“天才”式的人，在治愈過程中也會表現出一些典型的沖突線、癥狀和策略，使他們具有可比性，所以可以在贊賞和感受他們之余，也可以看清楚他們：這是針對神秘化卡夫卡的一劑解藥，卡夫卡有時候會陷入一種自己意識到的絕望中，并把自己描寫成一種這世界上還沒有過的生物。荒誕的是，有一系列心理分析的案例描寫，與卡夫卡非常接近——并非有意如此——并且對上面提到的可比性做了迄今為止最令人信服的展示，然而這些案例分析在相關文獻中相互之間完全沒有關聯：二戰期間出現的關于遺棄型神經癥研究，奠基人是法國瑞士精神分析師熱爾曼·蓋克斯，皮亞杰的一個女學生。蓋克斯在實踐中經常遇到早期童年的、明顯早于俄狄浦斯時期的障礙，所以她認為，有理由把這類臨床病例歸納為一種還未被描述過的神經癥類型。這個新的概念，被拉普朗什和彭塔利斯的心理分析詞典收錄，得到了業內高度重視。但是，蓋克斯沒有進行嚴肅的實驗，因而無法對她（共同）發現的神經癥從元心理分析學方面進行有力的論證，或者至少用嬰兒研究方面已經很確定的結論進行調整。她也沒有發表其他的案例，所以，她的研究在受過良好教育的相關外行中，比在專業分析師那里獲得的贊譽更多。最終，她考慮到自己研究中的理論缺陷，在后來再版時用了另一個不太有約束力的標題：《遺棄綜合癥》。

蓋克斯顯然不知道卡夫卡的日記和書信——否則，她不會放過這個機會，讓這個深受不穩定關系和遺棄恐懼折磨的人的內心展示為她自己的心理分析理論服務。實際上，她提出的“遺棄者”的臨床表現，和卡夫卡的心理社會表現特點之間，確實存在驚人的相似性。蓋克斯寫道：遺棄者失敗的原因在于，他對與他人的關系提出絕對的要求，目的是融為一體——全部或者什么都不要——但是經驗告訴他，完美的、毫無陰影的共生只能在夢中出現。他把這一兩難困境的過錯歸咎于自己：他根本不值得愛，如果他被人愛上了，那對方一定是不幸看錯人了，他會不斷通過精心策劃的“測試”來證明這一點。遺棄者對情感的感受很強烈，他在感情上不會感到滿足，他不能忍受相對的東西，如果給他機會，他很容易從善良變成暴虐。但是，他不索取他需要的，而只是等著別人給他：按照蓋克斯的觀點，這是一種被動的、“受虐”的態度，當然會導致失敗，并再次證明其負面的自我形象。總體而言，遺棄者固守著一種防御性態度，避免公開對抗，心理沖突會表現為身體的病痛。他對不幸有更敏銳的感覺，他逃避自主和責任，但他會對周圍環境觀察非常仔細，會有很強的共情能力和不可思議的、到處尋找“象征意義”的敏感性。他會高估別人——高到他完全不能對對方產生恨意——但認為自己是被排斥的、不屬于大家的、多余的。而且他還會選擇自己把自己孤立起來，因為任何一個突然的開始，都可能引發對傷害和失望的強烈恐懼。這種恐懼心理控制他，阻礙他生活。

跟卡夫卡一樣，蓋克斯也認為，這種障礙不能僅從童年早期的創傷經歷中進行解釋。重要的是，患者對不安全感、失敗和被拋棄感的體驗和解釋是創傷性的。根本不必發生父母對他身體方面的侵害，或者真正的被拋棄的災難，只需要在特定經歷中聚集并形成恐懼、不安全感和畏懼感，就足夠了——成年人能回憶起這些經歷，并在其中尋找他們現狀的原因，仿佛它們真的造成了心理創傷。這種把最壞的畏懼當成真事、并由此才意識到這些畏懼的體驗，蓋克斯稱之為“催化創傷”——這個概念，在卡夫卡濃墨重彩描寫的那段在陽臺上的故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04

文學作為反攻的工具

給胡戈·貝格曼的畢業紀念冊題詞，1897 年

不過，蓋克斯在這里已經走到了她啟發式方案的盡頭。不斷重復敘述這類創傷并說明其意義，很可能就是“典型的病態”，也許抱怨的語氣還會流露出自憐和報復的欲望。但更重要的是——卡夫卡用文學方式寫就的《致父親》極其尖銳地展現了這種轉變——曾經的被拋棄者和在這一點上無法解脫的被動傷心者奪回了對自己生命的闡釋權。他塑造了自己生命的故事和他自己；他知道，在語言的、比喻的和審美的形式中，他有機會毫無羞恥感地向其他人展示自己。

心理分析是否擁有理解這種反攻的工具？從未經加工的原始體驗，到越來越精細加工過的、承載了意義的經驗世界，這個過程就是動力，其意義是在卡夫卡去世很久以后才被完全認識到的。那么，這種小嬰兒就從對他而言生命攸關的人際關系中勾畫出來的“內心工作模式”，就是關系理論中最根本的設想。心理分析學者愛蒂·雅克布森從五十年代開始，發展出一種（至今為止依然很有影響力的）心理“表現”理論。

她的研究的最終目的是，描繪心理經歷的過程，也就是說，外部現實如何轉化為內部現實。但是，外部世界的心靈模板，不僅僅是簡單的反射。即便是在小嬰兒那里，它也是對雜亂和豐富的外部世界做出的積極的、有建構意義的回答，而對這些心靈模型進行不斷組合，并能像在內心家園一樣在其中活動，這種能力，在外部世界越不可預測的情況下就愈發重要。卡夫卡的書信和日記讓我們認識到——在這種意義上，卡夫卡的書信日記的確是獨一無二的“案例”——他牢牢抓住一個顯然很早時候對內心影響很大的事件，并以罕見的方式不斷細化，最終賦予它一個審美形式。盡管本能的文學創作活動是模糊不清的：卡夫卡遺留下來的筆記中，關于促使他進行文學創作的動力，恰恰要放到時間的放大鏡下仔細研究，這種強大的動力，在讀者的情感中找到了回應，讀者覺得卡夫卡的任何一句話都能把人帶到文學天地中。對于一部從心理分析范式出發的卡夫卡傳記，最重要的任務是：要展現出，在他最早試圖賦予世界一個內心圖像的嘗試，和他文學作品的巔峰之間，存在著一種巨大的、從沒有中斷過的創作行為的連續性。當年，那個搖擺不定的世界施加于小弗朗茨的壓力，使他想象出救生的內心模式，這種壓力，在成人后的卡夫卡身上一直沒有減少。他把這種壓迫感轉化成一種具有形式感的有意識意愿，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他都在采用這個策略。盡管他有各種抱怨——他嘗試用這樣不可思議的實際行動撫慰他認為充滿敵意的世界——這種策略讓他成功了，而且非常成功，以致于他只能以此衡量他的所有選擇：工作、友誼，甚至對女人的愛情。如果相信他自己的個人神話，那么他是從生活逃到文學中去了，而且是沒有歸路的。但是，如果反過來想，如果文學是他唯一能走的歸途呢？

從他作為孩子和少年開始所寫過字的紙（包括學校的作業本）上，只留下了一句意義深長的話，那是他十四歲時給一位朋友的紀念冊題寫的。至于說卡夫卡那么早就能非常明白，他從那不安定的、被不斷出現的離別所標記的童年世界中得到了哪些心理負擔，這一點似乎不太可能。但是，他所選擇的文字,卻用冷靜的風格表達了這種影響，他不可能選出更好的文字了，幾乎可以用這段文字作為他兒時生活的格言了。

偏偏是這段文字流傳了下來：

有到來，有離開

有告別，卻往往沒有——再見

布拉格，11月 20 日

弗朗茨·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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