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龍溪人，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翻譯家、語言學家，新道家代表人物。代表作《京華煙云》《啼笑皆非》。散文和雜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藝術》以及譯著《東坡詩文選》《浮生六記》等。

因為鄉(xiāng)村典型的生活，常被視為最理想的優(yōu)美生活，農村的理想表現于藝術哲學及生活者，如此深植于一般中國人之意識中，應亦為今日民族健康之一大因素。

中國生活典型之創(chuàng)始者能于原始的生活習慣與文明二者之間維持一平衡，其手段豈非巧妙？

豈非此健全的本能，導使中國人崇尚農耕文明而厭惡機械技巧，并采取一種單純的生活？

豈非此健全的本能，發(fā)明人生的愉快而能使不致勞形役性，因而在繪畫中，文學中,一代一代地宣揚著“歸田”思想。

因為越接近自然，越能保持體格上與道德上之健康狀態(tài)。生活在鄉(xiāng)村里的人不會腐化，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才會腐化。

一般學者以及住居城市煩膩了的小康之家，自然而然不斷發(fā)生贊美田園生活的呼聲。

著名學者之家書及家訓里頭，隨處充溢著這樣的理想，不啻描繪出中國“文明的容貌”之一重要表情，它對于中華民族之長存，實有微妙而淵博之貢獻。

著者暇時曾隨手選出一篇鄭板橋致其介弟之家書，內容天真可愛,堪列于世界偉大作品之林：

吾弟所買宅，嚴緊密栗，處家最宜。唯是天井太小，見天不大，愚兄心思曠遠，不樂居耳。是宅北至鸚鵡橋不過百步，鸚鵡橋至杏花樓不過三十步，其左右頗多隙地；幼時飲酒其旁，見一片荒地，半堤衰柳，斷橋流水，破屋叢花，心竊樂之；若得制錢五十千，便可買地一大陂，他日結茅有在矣。吾意欲筑一土墻院子，門內多栽竹樹草花，用碎磚鋪曲徑一條，以達二門；其內茅屋二間，一間坐客，一間作房，貯圖書史籍、筆墨、硯瓦、酒鐘、茶具其中，為良朋好友后生小子論文賦詩之所。其后住家主屋三間，廚房二間，奴子屋一間，共八間；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尚未出，望東海一片紅霞；薄暮斜陽滿樹，立院中高處，便見煙水平橋。家中宴客，墻外人亦望見燈火。南距汝家百三十步，東至小園僅一水，實為恒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適，只是怕盜賊。”不知盜賊亦窮民耳，開門延入，商量分惠，有甚么便拿甚么去；若一無所有，便王獻之青氈亦可攜取，質百錢救急也。吾弟留心此地，為狂兄娛老之資，不知可能遂愿否？

這一篇文字，可以說是中國文學的典型情緒。此種鄭板橋之田園思想基于其同情于貧苦農夫的詩意，此詩意天然趨合于道教精神。

至于曾國藩之田園思想則基于保存家族的理想，故密切接近于孔教之家族制度。田園生活的思想，實即為社會制度之一部分，這社會制度使家族成為政治教育制度的一個單位，并為政治教育制度的一個分部，而政治教育制度又使鄉(xiāng)村成一單位。

曾國藩身居顯要，手握兵權，而其致子侄輩的家書，輒復殷殷以奢侈生活為戒，勉以耕種菜圃，施肥養(yǎng)豬之務，此等勉勵樸素勤勞之勸告，蓋含有希望保守家族繁榮之目的，其意固甚明顯也。

假令樸素能令家族之繁榮持久，則同樣亦可使國家之繁榮持久。曾國藩的理想，很容易明了，他以為：大抵仕宦之家，子弟習于奢侈，繁榮只能延及一二世；經商貿易之家，勤勉儉約，則能延及三四世；而務農讀書之家，淳厚謹飭，則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則延澤可及七八世。

故曾國藩以養(yǎng)魚，養(yǎng)豬，種蔬，種竹，為內政四要。

其致諸弟家書中云:“……家中種蔬一事，千萬不可怠忽。屋門首塘中養(yǎng)魚，亦有一種生機，養(yǎng)豬亦內政之要者，下首臺上新竹，過伏天后有枯者否！此四者可以覘人家興衰氣象，亦所以恪守祖訓，示范兒孫，宜時時留意……”其著重淳樸蓋如此。

自顏之推(531—591)家訓以降，如范仲淹(989—1052)、朱熹(1130—1200)，以迄陳宏謀(1696—1771)、曾國藩(1811—1872)各家家訓，此勤勉淳樸而崇尚簡單生活之家族理想，總是一致地堅持著，而且被認為民族最有價值的傳統(tǒng)道德律。

家族制度多少交織于田園風味的生活理想中，二者具有不可分離的性質。好像因為人類既知道了文明的利益，同時又感覺到它的危險性。

人類知道了生活的幸福與快樂，同時卻警戒著它的朝生暮死的性質；危懼于為造物所嫉妒，故寧愿生活較為純樸而享較長久的天年。

因為享受了人生過分的幸福，中國人想來，會減損此生之福分。所以“人當趨福避禍，兩加審慎!”明季某學者曾說:“人當取較清淡之幸福”，一般中國人胸中，皆具此同情的心理。

蓋人生幸福富有不確定性，而返樸歸真為惟一防護之方法。這是無可非議的,中國人由直覺而知之。他們欲求家族之長存,而卻收其效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