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龍紋禁

等級：國家一級文物

出生時間：西周

出土地：寶雞市渭濱區石鼓山墓地三號墓

年齡：3000多歲

戶籍登記時間：2012年

現住址：寶雞青銅器博物院

龍紋禁。

在寶雞青銅器博物院展廳，一件重達41.8公斤的青銅器靜靜陳列于展柜中央。它形制獨特、紋飾精美，不用于盛酒，卻承載著關于禮法與政治倫理的千年啟示。

“這是出土于寶雞市渭濱區石鼓山墓地三號墓的龍紋禁。這件以形制‘禁酒’、以紋飾‘勸誡’的西周青銅器，不僅是中國青銅工藝的珍品，還是西周禮制的生動注腳。”寶雞市渭濱區博物館館長王敬元說。

青銅器是國家制度的物質化表達，龍紋禁則在器物之外多了一層厚重的文化意味。從器型結構到紋飾邏輯，從出土背景到制度功能，它見證了西周禮樂制度，也映照出中華文化中始終不變的“自我約束”的文化自覺。

龍紋禁及同墓葬出土的其他青銅器。

壹 一器示禁，青銅器中的“勸誡之道”

在青銅器構建的禮制體系中，“禁”是一類極為特殊的存在。它并非用于盛酒，而是一種“承而不飲”的器具——專為擺放酒器而設的案幾狀青銅器。與觚、卣、尊等直接參與飲酒過程的青銅禮器不同，“禁”的意義在于“止酒”，是一種制度層面的象征物，體現的是對欲望的約束、對禮法的尊重、對社會秩序的遵守。

2012年，寶雞市渭濱區石鼓山三號墓考古發掘中，一件形制莊重、紋飾繁復的龍紋禁引起了考古界的高度關注。這件長94.5厘米、重達41.8公斤的青銅器，安置于墓室西側壁龕之下，其上托舉著一組完整的西周高等級酒器，包括戶方彝、大小戶卣等。

“出土時，整套器物組合嚴整、層次分明，氣勢極為恢宏，一眼望去便知并非尋常陪葬品，而是承載深意的制度器具。”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講解員柳鶯說。

“龍紋禁像一張案幾，是整組酒器的‘基座’。”柳鶯說，其命名雖見于東周典籍，但從器形與組合功能推斷，在西周時期，它已具備明確的“制度勸誡”功能。器物四面及頂面通體飾以夔龍回首圖案，輔以雷紋為地。夔龍形態或昂首，或相顧，卷尾合體，象征敬畏，在視覺與文化層面共同強調“禮制在上”。

龍紋禁“龍首鳳尾”的設計將傳統圖騰與禮器功用融合，紋飾追求對稱，充滿張力，在潛移默化中強化“禮以節飲”的理念。龍紋禁雖不參與飲酒過程，卻是整組禮器中最具“制約”意味的一環。它的存在，就是一則“行為規約”的無聲警示。

“龍紋禁的構造設計充分體現了器以載道的理念。它的內部設有加強筋，四周邊緣挺立有序，頂面雷紋與夔龍紋交錯環繞，在承載酒器的同時具有極強的結構穩定性與審美統一性。這是西周人將禁酒的要求與工藝高度融合的體現，堪稱制度精神的物質化表達。”王敬元說。

更重要的是，這件器物的出土背景極具歷史辨識度。石鼓山三號墓被考古學界認定為一座高等級貴族墓葬，出土的酒器組合器體宏大、銘文清晰，戶方彝與戶卣內皆鑄有“戶”字銘文。結合墓室布局與族徽分析，王敬元認為，墓主應為姜姓戶氏家族成員，出土的酒器組合器是周初時期周人與姜姓部族聯盟的重要見證。這種完整保存的家族禮制之器，對研究周人的禮儀制度具有重要價值。

事實上，與龍紋禁同類的銅禁極為罕見。此前，僅在戴家灣遺址發現兩件，但形制細節略有差異。石鼓山龍紋禁是目前唯一一件經過規范發掘、器物功能組合明確、配套酒器完備的銅禁，其價值不僅在于工藝層面，更在于稀缺性與典范性。

“它是一件不用于飲酒的酒器，卻比酒器本身更能體現當時的制度。”柳鶯說，這種以“形”示“義”、以“器”警“人”的方式，體現出西周禮樂文化中獨特的智慧：不是禁止飲酒本身，而是通過物理空間與禮制結構，對飲酒行為進行規訓與限定，從而構建出層級分明、有節有度的社會秩序。

6月5日，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講解員在介紹龍紋禁。

貳 禮制重構，從“重酒”到“重食”的文明轉折

“飲惟祀，無彝酒，執群飲，禁沉湎”——當周公在《酒誥》中頒下這道禁令時，酒就不再是王公貴族生活的日常符號。

從一杯酒的邊界重塑開始，西周文明走上了“以禮制欲、以制馭俗”的自我調節之路。

商代末期，酒池肉林、沉湎宴樂成為腐敗的象征。周人以此為殷鑒，在禮樂重建的體系中，率先對“飲酒”這一行為進行制度性規制。龍紋禁既非飲器，亦非貯器，卻被賦予了禮儀核心角色——承酒不飲，以物示戒。

“龍紋禁從來不是實用酒具，而是西周‘禮樂文明’下的制度設計。”王敬元說，“這類案幾式禁器，功能設定就是為了托舉酒器，并在視覺結構上在酒與人之間加入一層‘緩沖’，強化禮法約束。”

“禮”與“器”的關系，在西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統一。龍紋禁本身所承載的整組酒器更具象征意義。其中，戶方彝重達35.5公斤，為目前所知最大的單體方彝。與龍紋禁搭配的大小戶卣亦均屬典禮器型，整體構成了一套等級森嚴、序列嚴謹的祭祀體系。

“這組酒器組合極具儀式感，它們不是用于日常使用的，而是只在祭祖、典禮等特定場合使用，是禮的象征、德的體現。”柳鶯說。

而器物組合之外，結構邏輯之變更顯深遠。考古學相關研究表明，商代酒器如爵、觚、斝在西周中晚期逐漸退出主流，取而代之的是豆、簋、鼎等食器。

“從‘尚酒’到‘尚食’，是器型之變，更是禮制理念的轉折。這種變化背后，是西周王朝對物質欲望的深層調節。”王敬元說。

器物的功能重組，同步映照出社會秩序的重建。

“過去的酒器，因稀有、珍貴、復雜而成為權力的象征物，而飲酒之權必須設‘禁’。這體現了‘禮以成人，制以防失’的治理哲學。”王敬元說。

青銅器作為權力、地位與制度的多重載體，如何搭配、如何陳設、誰可使用、何時動用，皆有嚴密章法。在石鼓山墓地三號墓的出土實物中，不僅可見“戶”字銘文的家族酒器，還發現一些帶有不同族徽、造型略異的器物。

“這些可能是征戰得來的戰利品，也可能是姻親交換的禮器。它們與墓主自有器物共存于一墓，說明酒器已超越飲具功能，成為周人社會關系的物化表達。”柳鶯說。

從器型組合到銘文族徽，再到擺設位置，龍紋禁與其酒器組不僅展現了青銅技藝之盛，還還原了一個充滿制度感與文化韻味的禮樂世界。

6月5日，游客在寶雞青銅器博物院參觀龍紋禁及同墓葬出土的其他青

叁 以古鑒今，從青銅器中感知文明溫度

一件“不能盛酒的酒器”，為何歷經3000多年仍熠熠生輝？

龍紋禁不僅是西周工藝之巔，還是制度理性與文化意識的具象化表達。在它莊重肅穆的器型之下，隱藏著一個時代對禮制的堅守、對社會秩序的深刻反思。

“讓節制成為一種責任感，而非負擔。”在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講解員柳鶯向青少年講述龍紋禁的故事時說，“我們希望它不僅是歷史的回顧，更能成為現實的鏡鑒，讓更多人懂得：節制不是壓抑，而是一種高階的文明選擇。”

自2023年起，龍紋禁先后在中國國家博物館、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展出，成為“禮制中國”專題中的標志性展品。寶雞青銅器博物院、渭濱區博物館也以“龍紋禁”為主題，開發了系列青少年教育課程、講解視頻與線上展覽。

器以載道，文以化人。從龍紋禁身上，人們能感知到文明的溫度。

用青銅酒器與千年文明“碰杯”

青銅器是古代文明的“活化石”，青銅酒器是其中頗具人情味的“篇章”。在寶雞青銅器博物院，每一件青銅酒器都像一位沉默的歷史講述者，等待人們去傾聽跨越千年的故事。

龍紋禁整組青銅酒器以剛出土時的樣子陳列。1件戶方彝、大小2件戶卣和1件小的龍紋禁，擺放在大的龍紋禁上。這種獨特的陳列方式為后人了解當時的酒器組合和使用方式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通過龍紋禁，我們可以看到周人的禁酒文化、西周統治者對放縱飲酒的高度警惕，以及他們對社會風氣的重視。

戶方彝造型精美，紋飾繁復，體現了當時高超的青銅鑄造工藝；戶卣則以其獨特的造型和精美的紋飾吸引著人們的目光。它們不僅是實用的酒器，更是藝術的杰作。這些青銅酒器不僅用來盛美酒，還在古代政治文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使用何種禮器行禮、禮器如何配合使用，都表達著不同的信息，體現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和傳承性。

在展柜的燈光下，一件件青銅酒器的紋飾被鍍上一層金色。那些曾經盛放過貴族宴飲之酒的容器，如今成為連接古今的橋梁。

商周的酒宴早已消散在歷史長河中，但通過器物之形、紋飾之美、鑄造之精，后人依然能觸摸到那個時代的人如何以酒為媒，構建社會秩序，表達精神訴求。

青銅酒器是工藝的杰作，更是文明的“容器”。3000多年前的酒液早已蒸發，但器物中沉淀的文明密碼，卻在現代人的凝視中重新“流淌”。

（來源：陜西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