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輯是一種基礎工具，教人如何正確地思考和表達。世界上很多國家在大、中學階段，將邏輯作為一種必修的通識教育。

但在中國，作為通識教育的邏輯課，已缺席了數(shù)十年之久。

01

邏輯曾是必修課

“邏輯”一詞，始于嚴復對“Logic”的音譯。在近代史上，“Logic”還有過“辯學”、“名學”、“論理學”等意思更直白的譯名。

簡略來說，邏輯是一種基礎工具，教人如何正確地思考和表達。科學研究對邏輯的倚重自不必說，人生隨時隨地之言（與人溝通交流）與行（思考、處理問題），都離不開邏輯。說話沒邏輯，即不能有效表達和傳遞自己的想法；做事沒邏輯，就無法真正解決問題。缺少邏輯常識，很容易淪為被愚弄的對象而不自知。

故此，自20世紀初，傳統(tǒng)邏輯系統(tǒng)傳入中國后，教育界即將邏輯學納入到了正規(guī)課程之中。

1902年，清廷頒布《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規(guī)定“政科”三年須開設邏輯課（名學），每周兩學時。

1904年的《奏定高等學堂章程》，將邏輯課（辨學大意）列為“經學科”、“文學科”、“商科”的必修課；《奏定優(yōu)級師范學堂章程》，則把邏輯學列為公共課程，共一學年，每周3學時。

↑1905年，嚴復翻譯的邏輯學著作《穆勒名學》，該書曾是京師大學堂的教材

進入民國后，邏輯學成為很多大學、高等師范學校乃至中學的必修或通習課目。講授的內容，也超出了傳統(tǒng)邏輯，如金岳霖在清華大學開課講現(xiàn)代邏輯（數(shù)理邏輯）。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馮友蘭、熊十力、胡適等學術名家，亦將邏輯學深入應用到了自己的研究領域。

1930年代，蘇聯(lián)開啟了對邏輯學的大批判，勒令大、中學校取消邏輯課。受其波及，一批受蘇聯(lián)影響極深的知識分子，也于1920年代末開始掀起對邏輯學的批判。艾思奇等人宣稱要用“辯證法”來打倒邏輯學，甚至公開“宣布了形式倫理學的死刑”。

這場“辯證法”針對邏輯學的大批判，持續(xù)到1930年代末，雖然聲勢浩大，但并未撼動邏輯學在大、中學校課程中的地位。張東蓀、金岳霖等人，也尚有空間與葉青、艾思奇進行論戰(zhàn)。

1939年，國民政府曾下達指示，欲聘請專家來給官員和公務員講授邏輯學，以改良公文的書寫與批示。

02

邏輯教學兩遭重創(chuàng)

1946年11月，蘇聯(lián)作出《關于在中學校里講授邏輯和心理學》的決議。

該決議認為：每一社會經濟形態(tài)都有與自已相適應的邏輯，蘇聯(lián)必須創(chuàng)造出一種特殊的、“蘇維埃的”邏輯。

1950年代，中國大、中學校所教授的邏輯課內容，深受蘇聯(lián)影響。據(jù)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邏輯學會理事宋文堅回憶：

“新中國成立后學習蘇聯(lián)邏輯，則是在我國已有邏輯研究和教學成果上的全面大倒退。受害最為嚴重的是我國大學的邏輯課程。這種課程是給非理工學科開設的，叫作普通邏輯課。

最先引進的蘇聯(lián)邏輯教材是曹葆華翻譯的斯特羅果維契的《邏輯》，195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蘇聯(lián)1945年以前有段時期曾取消了大學的邏輯課程，理由為邏輯是形而上學哲學的產物。

斯特羅果維契的《邏輯》是1946年開禁后出版的，仍帶有對邏輯的高壓態(tài)勢，……其批判多是無中生有或者根本錯誤。在邏輯內容上則是講授傳統(tǒng)形式邏輯和培根、穆勒的古典歸納，大致是延續(xù)19世紀的邏輯教學體系，因而這是一本內容落后、觀念陳舊的邏輯課本。1951年出版的維諾哥拉道夫和庫茲明合著的《邏輯學》的譯本，為蘇聯(lián)高級中學所用，比較簡明、講述清楚、廢話不多，但內容仍是陳舊落后的傳統(tǒng)形式邏輯。

很顯然，邏輯教研室的老師們對這樣的邏輯課本是不欣賞的。但即使不欣賞、瞧不上，也仍得以蘇聯(lián)這兩本教材為范本。……蘇聯(lián)不改，我們也不能改。……以蘇聯(lián)范本為模式在我國培養(yǎng)的一代邏輯教師，邏輯視野不寬，長期不知有數(shù)理邏輯。其中部分人刻板地固守著這類模式不放。影響較為深遠。”

進入60年代，“十年動亂”中，邏輯學再遭重創(chuàng)。據(jù)社科院哲學所副所長倪鼎夫回憶：

“邏輯科學是重災區(qū)之一。邏輯研究機構和大學的邏輯教研室(組)被撤銷了，學校里邏輯課取消了，專業(yè)隊伍解散了。在各門基礎課中，‘四人幫’不準老師講理論推導和論證，污蔑這是‘從概念到概念’，‘從理論到理論’，是‘脫離實際’、‘故弄玄虛’，是‘回潮’、‘復舊’。結果使學生只知道些現(xiàn)成的結論，不知道這些結論是從哪些前提推導出來的，只知道一些零散的感性的知識，不知道理論的論證。所有這些極大地影響了學生邏輯推理能力和理論思維能力的提高。……他們把邏輯工作者看作專政對象，給有研究成果的老專家扣上‘反動權威’的帽子，強迫他們去打掃廁所……”

↑邏輯學家金岳霖及其50年代著作。金晚年對學生諸葛殷同說：“我當初就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些書（蘇聯(lián)的《邏輯》教科書）。”

03

短暫復蘇與再度消失

70年代末，邏輯課開始在大、中學校復蘇。

1978年，第一次全國邏輯學討論會召開；1979年，中國邏輯學會成立。1981年，教育學家張志公撰文，呼吁“中學生應該學點邏輯”。張認為：

“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一些比較重視教學的高中和師范學校，專門開設過邏輯課，大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四十年代以后，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后，在普通中等學校以及中等師范學校，不再專門開設邏輯課，就連一般的高等學校和高等師范院校也沒有普遍地設置邏輯學課程。這樣，使得一般受教育的人，漸漸對于邏輯愈來愈生疏。這是不妥當?shù)摹！?/p>

鑒于教材、師資匱乏的現(xiàn)實，張志公提出了一種權宜之策：“在中學普遍開設邏輯課顯然是不可能的，……由語文學科明確地把邏輯訓練和簡要的邏輯知識的教學任務承擔起來，是可取的。”

類似的呼吁很多。也有一些效果。1982年10月12日，《人民日報》也刊文呼吁“要盡快在中學開設形式邏輯課”。文章沉痛指出，據(jù)近年來的調查結果，中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水平之低下“令人吃驚”：

“近年來，教育界已有人在上海和北京的某些學校，對中學生邏輯思維能力狀況分別做了調查。結果表明，抽象思維的能力和形成概念的能力很低，獨立分析問題的能力、相應的審題能力和判斷力很差，推理和論證的能力很為缺乏。同上述各種能力的缺乏有關，目前中學生組織思想和表達思想的能力也很為欠缺。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學語文編輯室曾對中學生語文狀況做過調查。從調查取樣的三百篇作文來看，很多學生在智力的發(fā)展上有以下幾種缺陷：

（1）觀察和理解的能力差；

（2）分析和概括的能力差；

（3）思維和表達能力差。

三百篇作文反映的情況有一定的代表性，基本可以體現(xiàn)當前我國大多數(shù)中等學校學生語文的實際水平。水平的低下是令人吃驚的，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值得引起普遍的注意。該編輯室還選了三百份測驗卷，從語法、修辭和邏輯知識等方面了解中學生的情況。

調查的結果表明，大多數(shù)學生基本上沒有掌握最起碼的語法、修辭、邏輯知識，更不會在實踐中運用這些知識，用詞不當、句子不通順的情況相當嚴重。邏輯方面的錯誤主要是概念不清，邏輯關系模糊，主賓概念不相應。總的看來，除少數(shù)基本上符合評卷要求外，大多數(shù)水平低下。”

此后，高中語文課本確實一度增入了一些與語言運用、思維表達相關的邏輯基礎知識。但在1988年，中學語文教材再次刪除了有關邏輯學的教學內容，一些“專家學者”進而又提議取消師范院校課程中的邏輯學。

此次刪除，讓許多一線中學語文教師深受打擊。他們在1988年留下了許多痛徹心扉的文字。比如，有人如此寫道：

“正準備寫一篇文字呼吁加強中學邏輯知識教學，不料修訂后的《全日制中學語文教學大綱》卻將中學語文課中的邏輯知識刪掉了！……據(jù)說，中學語文刪掉邏輯知識是為了降低難度……‘讓學生真正扎實地把基礎知識學好。’（參見1987年1月22日《中國教育報》）我以為這個理由是不可思議的。……（邏輯）可以幫助人們去正確地進行思維并盡快獲得新知識(包括學習和發(fā)現(xiàn)發(fā)明），更準確嚴密地表達和論證思想，更敏捷地識別和糾正錯誤，它是給人們提供科學方法的一門基礎學科。……總之, 我認為中學決不能沒有邏輯知識的一席之地。”

↑《燕大周刊》1930年第13期刊登署名觀槐的文章，強調邏輯應是大學生的必修課

還有一些語文教師，在失望中尖銳地抨擊了當時的中學語文教材自身所犯下的邏輯錯誤，然后無奈地感嘆道：

“建國也有幾十年了，為什么就一直這樣糊里糊涂地在編、在教、在學……而且還編得、教得、學得津津有味！這難道不確實說明了我們這個民族輕形式邏輯、思維習慣有點兒問題嗎？這難道不確實說明我們的編者、教者、學者，乃至整個民族，不但不應該刪除邏輯知識，而且應該大力地、急迫切地普及邏輯知識嗎？”

但這些聲音并不足以讓事情好轉。

進入90年代，情況變得更為惡劣。在很多大學，邏輯從必修課變成了可有可無的選修課——最典型者，莫過于從1998年起，根據(jù)國家教委頒布的文件，邏輯被從漢語言文學專業(yè)(師范類)的專業(yè)基礎課程中踢了出去。

對于這種變化，中國邏輯學會副會長吳家國如此總結：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邏輯教學走入困境。……主要表現(xiàn)是：第一，部分學校、專業(yè)的邏輯課被別的課程取代，開課面大為減少；第二，保留邏輯課程的學校、專業(yè)，有的減少了教學時間，有的把必修改為選修；……第四，在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中，應考面相當大的幾個專業(yè)(如中文、法律、行政管理等)，把原已考了多年的‘普通邏輯’給取消了……”

這種狀況，時至今日，也未見改觀。

邏輯課在大、中學校的這種命運，背后的原因是多重的，高校市場化僅是其中之一。曾昭式曾如此總結道：

“目前，許多學校的邏輯課被取消，或者邏輯的課時量被壓縮。這既有一些高校領導的責任，也與一些高校沒有邏輯教師有關，甚至政府有關部門也不支持邏輯的教學與普及。”

艱深的數(shù)理邏輯，自然不必人人修學。但作為通識教育的普通邏輯課缺席數(shù)十年，實在是不應該的事情。普及邏輯常識，是造就一個良性社會的必要前提。比如，要真正落實言論自由，就必須講究邏輯，做到“就事論事”，如殷海光所言，“只問是非，不問是誰說的。…無論贊成或反對，應該完完全全以論題為范圍，而不旁生枝節(jié)。這是言論自由必需的態(tài)度和修養(yǎng)。”

邏輯課的長久缺席，必然給社會造成嚴重負面影響，使之呈現(xiàn)出一種思維上的病態(tài)。訴諸情感、訴諸傳統(tǒng)、訴諸暴力……等背離邏輯的交流方式，常常在社交媒體上泛濫成災。公共話題的討論，也往往因參與者缺乏基本的邏輯常識，而淪為無意義的互撕口水戰(zhàn)，乃至發(fā)展成“用U型鎖說話”。

殷海光先生說：“邏輯學太重要了，一個人懂得了邏輯，就能明辨是非了。也唯有在中國大力普及現(xiàn)代邏輯，才能把人們的認知能力從泛道德主義、泛情緒主義、泛經驗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一個人的最大危險，就是拒絕思考，從而對身邊的惡失去警惕；一個人的最大錯誤，就是在犯錯的路上狂奔，卻失去了剎車的能力。而邏輯，讓一個人在思想上變得清晰，在感覺上變得敏銳，在行動上找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