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日至4日，“魯迅及其遺產：第五屆京港青年人文學者學術研討會”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本次會議由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合辦，由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崔文東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季劍青教授召集，邀請到來自日本佛教大學文學部的李冬木教授做主題演講，以及來自中國內地、中國香港、中國臺灣以及韓國的17位學者分享他們的研究成果。“京港青年人文學者學術研討會”得到京港大學聯盟的支持，旨在增進兩地學術交流與學者溝通。前兩屆聚焦于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主題分別為“近代思想的物質形態與情感媒介”?“近世中國的書籍形制與閱讀形態”。隨后會議主題轉向現代文學研究，第三屆考察?“跨文化情境中的現代文學”，第四屆探討?“新文學的源與流”。本次會議延續前幾屆的關切，聚焦于魯迅的文學與思想，及其在香港、東亞、南洋等地的精神遺產。面對汗牛充棟的魯迅研究，似乎“老調子已經唱完”，但本會議希望能“別求新聲”，激活新的問題意識，重新追索魯迅的時代意義。

2025年5月2日上午，會議在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術園第9號演講廳舉行。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潘銘基教授致辭，回顧了香港中文大學魯迅教學和研究的傳統，并歡迎各位與會學者。隨后，李冬木教授發表主題演講?《從東京到仙臺——周樹人學醫動機考》，由崔文東教授主持。李冬木教授在讀取《魯迅在仙臺的記錄》一書當中的?“周樹人”時，發現在東京與仙臺之間，在弘文學院與仙臺醫學專門學校之間，存在著一個空白，即對魯迅自述學醫動機的生成機制的有效說明。既然《吶喊·自序》中?“救治”“維新的信仰”和?“當軍醫”三者構筑了一個?“醫學”夢想，而且?“我的夢很美滿”，那么這些構筑夢想的材料是如何獲取的呢？是誰讓他走近當時留學界幾乎無人問津的?“醫學”？李冬木教授以最新發現的史實予以補填，發現彼時東京的留學界的歷史細節：諸如赴日教育考察的吳汝綸、日本教育界和醫學界、?“同仁會”?“明治軍醫威利斯”和?“江口教師”等，它們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合力，把身處現場的周樹人推向了孤獨的學醫之旅。

第一場會議報告隨后舉行，主題是魯迅與現代中國的情感記憶，由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鄺可怡教授主持。北京大學中文系袁一丹教授報告的題目是?《“苦悶的象征”：現代中國的主體建構與情感符碼》。?“苦悶”“憂郁”“感傷”“寂寞”這一組彼此關聯、略有色差的情感符碼，共同參與了現代中國的主體建構，亦與現代文學的發生機制密切相關。自1924年魯迅翻譯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征》一書后，?“苦悶”一詞頻頻見諸報端，成為一種彌散性的時代情緒。袁一丹教授從魯迅譯介《苦悶的象征》的切己性入手，試圖在文學史、思想史、心態史、生活史以及圖像研究的多重視野中，把握?“苦悶”與大時代的關系。通過解剖?“苦悶”的種種表現形式，探討了何謂現代人的?“苦悶”，?“苦悶”與青年的關系，?“苦悶”何以成為現代文學創作的驅動力等問題。延世大學中文系徐維辰教授的題目為?《魯迅“絕望”敘事的晚清來源》。徐維辰教授從晚明遺民文獻《嘉定屠城紀略》出發，探討魯迅小說中絕望敘事的歷史來源與倫理意涵。此類敘事體現對亡國與屠殺的悲劇性感知，延續于清末小說如《痛史》《洪秀全演義》中，強化殉節與族群革命的道德想象。魯迅在《頭發的故事》《狂人日記》等作品中，運用第一人稱與間離手法，處理希望與絕望之間的敘事張力，既傳達對現實的深層批判，也延續了晚清以來以宿命觀為核心的道德敘事傳統。魯迅的絕望意識，正是歷史語境中一種文化與倫理的延續與轉化。

第二場報告聚焦于早期魯迅的求學經驗，由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鄧紹宏教授主持。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宋聲泉教授的報告題為?《周樹人南京求學時期的新學習得考辨》。宋聲泉教授認為，作為?“魯迅”記憶的《朝花夕拾·瑣記》與周樹人經歷的實際情況之間存在出入。周樹人的外語起步是在江南水師學堂，?“潑賴媽”是他外語學習的入門書，但并非止步于此。從礦路學堂到弘文學院在魯迅的筆下顯得太過順暢。礦路學堂的新學風氣被《瑣記》放大了。在南京時期，周樹人的新學知識仍以科學為主。直到留學日本前夕，特別是當明確將赴東洋后，他才有意在知識儲備方面更新自己。崔文東教授的報告題目是?《學士東鄰第幾家：青年魯迅東京客居考》。青年魯迅在東京留居五年有余，這段經歷對其精神成長影響深遠。然而，關于其具體住址的考證，長期以來主要依賴周作人的回憶，存在諸多不確之處。1980年代日本?“魯迅之友會”雖進行實地調查，仍未能完全厘清。崔文東教授綜合運用魯迅本人文字、周作人及友人回憶錄，并結合近年電子化的東京歷史地圖、檔案文獻及報刊數據，首次系統考證并確認了魯迅在東京七處住所的準確位置，在此基礎上結合明治后期東京的城市文化地理，探討魯迅寓所周邊的知識環境與文化空間對其文學思想形成的具體影響。

第三場報告的主題是魯迅與世界史，由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何杏楓教授主持。江原大學中文系李寶暻教授發表報告，題為《李光洙的“同情”(sympathy)與魯迅的“慚愧”(shame)——新紀元時代的情感(affect)》。1919年韓中文人對新紀元的強烈要求分別引爆了?“三一”與?“五四”。李寶暻教授通過報刊雜志、李光洙的《無情》和魯迅的《狂人日記》思考何種?“情感”使其要求凝結成一種集體性力量。中國以慚愧來面對?“三一”運動，而韓國則同情奮斗的?“五四”學生。同情與慚愧分別成為兩國文學的核心情感。被殖民的韓國人透過對弱者的同情，重新發掘了民族一體感，進而呼吁人類愛的和平運動；而中國則因未能建成現代民族國家的慚愧，轉而與傳統做生死搏斗。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殷鵬飛教授的題目是?《19世紀歐洲革命與魯迅民族革命思想的演進》。19世紀歐洲革命的經驗，在魯迅民族革命思想的形成過程中有重要的參照意義。留日時期，魯迅不僅受到了文化民族主義的影響，同時在章太炎的熏陶下，揚棄了民族帝國主義的霸權邏輯；在國民革命中，魯迅以19世紀歐洲革命中的民族詩人為參照，以自己的文學行動介入民族解放的事業中；加入?“左聯”后，魯迅并沒有在階級論影響下抹殺民族國家的意義，而是將自身民族的解放和其他民族解放相聯系。殷鵬飛教授認為，魯迅參與的20世紀中國革命既是對19世紀歐洲革命主題的重復，也是對其思想內核的置換。在歐洲革命與中國革命?“兩極相聯”的關系中，魯迅及其背后20世紀中國革命創造出了一種?“團結于遠方”的文化政治。清華大學中文系袁先欣教授的題目為?《無產階級文化派與魯迅的“左轉”》，從無產階級文化派與魯迅的關系角度切入19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魯迅的?“左轉”。無產階級文化派是蘇俄早期重要的文化團體，對?“無產階級文化”提出過大膽的設想，也培養出一批蘇俄早期的無產階級作家、藝術家，但長期被認為是?“極左”的錯誤標桿，他們在蘇俄文藝生活中的影響未受到重視。袁先欣教授通過《文藝政策》、《一天的工作》以及《士敏土》討論了魯迅與無產階級文化派的關聯。魯迅本人對無產階級文化派并無直接理解，但他們的相關團體、人物和作品，通過魯迅20年代中后期對蘇俄文學和思想討論的大量閱讀，實際進入魯迅的思想并影響到他文學和文化觀念的變化。

5月3日上午，會議繼續進行。第四場的報告主題集中在1920年代中期的魯迅，由北京大學中文系陸胤教授主持。季劍青教授報告的題目是?《作為“手記”的獨白：再論〈傷逝〉的反諷》。《傷逝》通過?“涓生的手記”這一敘事形式，構建了雙重反諷的文本機制。第一重反諷體現于涓生敘述文本的內部，作為不可靠敘述者的涓生以自我辯護的姿態追憶與子君的愛情悲劇，但其敘述的裂隙與主觀性暴露了其虛偽與冷酷。第二重反諷則源于文本作為?“手記”的性質。手記的?“現在進行時”書寫強化了敘述的當下性，使過去與此刻交融。涓生基于當下的?“真實”原則合理化自身行為，與子君死亡的悲劇結果構成強烈沖突。季劍青教授認為，?“手記”的物質性使得隱含作者徹底退場，文本闡釋的開放性和由此造成的反諷效果達到極致，最終使《傷逝》成為既批判五四知識分子困境、又隱喻個體道德掙扎的復雜文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李哲研究員的題目是?《〈影的告別〉：綏惠略夫難題與改革者的“自我”實存》。通過《工人綏惠略夫》的翻譯，魯迅將清季民初中國革命的精神構造予以文學定型，而如何將?“自我”從?“毀滅”的命運導向持續的實存則成為必須響應和克服的?“綏惠略夫難題”。《影的告別》將綏惠略夫式的?“忿激”以極致凝縮的方式顯影出來。?“影的告別”可視為對唯識佛學?“自心見影”敘事的詩學演繹。首先，魯迅借助第六意識的生起構擬出一組尖銳的?“對待”關系，并在此?“對待”關系中催動了?“自我”的發生。其次，相比?“明暗之間的彷徨”，?“在黑暗里沉沒”構成了?“影”真正的決斷，對?“沉沒”動作的執取顛倒了佛學破?“我執”的出世間法，并將?“影”之?“我”的實存予以最終確證。第三，從?“不知道時候的時候”到?“時候近了”則標識出時間誕生的過程，而?“遠行”意象及其隱含的?“出入滅定”則將這種遭遇斷滅的?“瞬間”組構為可以延展的?“過程”。最后，?“朋友”的稱呼和?“贈品”意象的出現則標志著?“影”和?“人”兩者的?“對待”溢出了的觀念范疇，由此，?“獨自遠行”的?“影”被重新納入一個充滿世間性的關系架構。

第五場報告的主題是魯迅與俄蘇文學文化，由北京大學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姜濤教授主持。西北大學文學院張宇飛教授的題目是?《俄蘇文學譯介的引路人：論升曙夢的著譯活動對魯迅的影響》。魯迅閱讀與翻譯俄蘇文學并非通過俄文原文，而是主要借助日文譯本，而其中升曙夢是非常重要的一位日譯者。魯迅最早在留日時期就開始關注升曙夢的譯作，此后，他不僅收藏了二十余部升曙夢關于俄蘇文學的著譯書籍，還多次借助升曙夢的作品進行翻譯。張宇飛教授分別討論了明治末期、大正時期和昭和初期三個階段升曙夢作品對魯迅接受俄蘇文學的影響，通過具體考察《俄羅斯文學研究》《俄國現代的思潮及文學》等升曙夢的代表作與魯迅的關聯，探討魯迅接受俄蘇文學背后的?“日本因素”。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馬筱璐教授的報告題為?《媒介的選擇：魯迅通過日德材源翻譯俄羅斯文學》。魯迅的俄蘇文學翻譯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日本和德國的中介，這種跨文化媒介的多重性為魯迅提供了充足的創作素材，但與此同時，缺乏對源語言的了解也使得魯迅的翻譯受制于日德兩種語言，并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硬譯”問題的出現。盡管許多評論家認為魯迅的?“硬譯”是失敗的，但通過對比俄、中、日、德四語文本，馬筱璐教授認為魯迅在翻譯過程中體現出了另一種面向，即對中國語言改革所展現出的抱負。魯迅翻譯俄羅斯作品的目的遠遠不只是文化間的理解和交流，還有對中文語法和詞匯包容性的?“暴力”探尋。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張歷君教授的題目是?《作為生產者的作者：論魯迅與俄國前衛藝術》。特列季亞科夫是蘇俄著名的政論家、劇作家和未來主義詩人。他曾當過記者，熟悉攝影，并曾參與電影攝制工作。他所提出的?“行動的作家”的概念，后來更成為本雅明1934年撰寫的著名論文《作為生產者的作者》中重點探討的議題。他在北大俄語系任教期間曾幫助任國楨翻譯《蘇俄文藝論戰》一書，此書出版時由魯迅撰寫《前記》，魯迅在文章中大談他對俄國未來派和構成派的理解。張歷君教授嘗試追蹤魯迅對蘇俄前衛藝術、文藝政策、理論和文學創作的關注，探討二十世紀初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蘇俄和西歐的前衛藝術以及中國左翼文藝運動三者微妙的互動和對話。

5月3日下午，與會學者實地考察了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必列者士街會所。該會所位于香港島上環必列者士街51號，啟用于1918年，距今已有百余年歷史。建筑融合了西方新古典主義風格和中式民間風格，保存較為完好，現為香港法定古跡。1927年，魯迅訪港，在這里發表了《無聲的中國》與《老調子已經唱完》兩場著名的演講。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為與會學者安排了導覽，深入講解了該會所的歷史。

5月4日上午，最后兩場報告繼續舉行。第六場報告的主題是魯迅的跨時空傳播，由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丘庭杰博士主持。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林兆軒老師的題目是?《作為東亞跨文化經典的魯迅——從1920年代韓國梁白華、柳樹人的譯介說起》。魯迅在韓國的傳播，以1921年梁白華譯自青木正兒的《以胡適為中心的中國文學革命》一文為起點。1927年，柳樹人翻譯的《狂人日記》是首部魯迅小說的韓譯本。林兆軒老師以梁白華及柳樹人譯介的兩個關鍵文本為中心，以刊物定位、發表時代、出版場域等傳播因素作考察，重構魯迅在1920年代韓國傳播的跨文化脈絡，從而展現作為東亞跨文化經典的魯迅的生成軌跡。?“東亞魯迅”反映了二十世紀中、日、韓三國閱讀、研究魯迅其人其作的龐大熱情，足以說明魯迅作為現代東亞?“跨文化經典”的位置及意義。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梁慕靈教授的題目是?《從〈文學雜志〉、左翼文學研究與魯迅論看夏濟安和宋淇的域外文論建設》。夏濟安、宋淇二人在文學創作、翻譯和編輯等文學活動均有相近的興趣和價值觀。梁慕靈教授從夏濟安與宋淇的早期譯述和編輯活動入手，討論兩人于上海時期如何建立相近的文學興趣和價值觀，并從夏濟安和夏志清的書信探討夏濟安在創辦《文學雜志》前后的文論觀之形成過程，再而分析出其左翼文學研究及魯迅研究的來源，討論在這個過程中宋淇如何參與這個文論建設工程，以及夏濟安與宋淇在域外文論建設方面的相關路線和影響。

第七場報告圍繞著香港與南洋的魯迅遺產展開，由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劉東教授主持。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郭詩詠教授的題目是?《從〈鑄劍〉到〈英雄兒女〉——論李晨風對魯迅的電影改編》。《鑄劍》以其復仇主題和武打元素，與現代媒體的奇觀化影像和敘事一拍即合；而小說本身的完整性，以及偉麗雄壯、悲壯凄厲的藝術風格，亦使它非常切合武俠電影的類型特征。郭詩詠教授以《鑄劍》的第一部改編電影，即李晨風導演的《英雄兒女》為研究對象，分析這部備受忽略的電影作品與原著的異同，結合1960年代香港華語電影和文化工業發展，探討干將莫邪的古老傳說如何被現代技術媒體一再重寫，并在新的類型中再次脈絡化。丘庭杰博士報告的題目為?《再論黃碧云筆下的魯迅身影》。香港作家黃碧云曾在寫作中多次提起或化用魯迅文本。丘庭杰博士討論了黃氏作品如何契接魯迅的辯證思考，在左翼、歷史、寫作等議題上展開豐富而深刻的對話，并藉此反思這類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分享了有關?“魯迅在香港”議題的想法。臺灣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張康文的題目是?《認父、尋父、種父：“南洋魯迅”及其重構》。魯迅是新馬華文文壇最具影響力的中國現代作家。1930年代至1970年代，不少當地文人視魯迅為導師，閱讀、書寫乃至模仿魯迅，形成?“南洋魯迅”的現象與傳統。?“南洋魯迅”帶有魯迅留下的精神遺產，但也成為謝裕民、黃錦樹等后代作者書寫與反思的對象。魯迅與南洋魯迅無疑是新馬華文文學的?“父親”，那么，?“我們現在怎樣‘對’父親”？張康文老師以南洋魯迅、謝裕民與黃錦樹為例，提出?“認父”、?“尋父”、?“種父”這三種可能的姿態。

會議最后，由本次會議召集人季劍青教授總結發言。季劍青教授表示，與會學者展現了魯迅研究的多重面向和可能性：既展現了?“回到魯迅”的學術態度，繼續發掘史料，在事實層面推進對魯迅的認識，同時又呈現了跨文化的視野，關注到魯迅背后的世界文學資源以及魯迅文學在韓國、中國香港、南洋等地的影響和流變。魯迅研究仍有許多工作要做，期待各位學者的后續成果。

來源：沈彥誠（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