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東站即將啟幕!
這座全國最大“四網融合”樞紐,承載著南岸區逆襲最大的希望。
2014年南岸GDP排名重慶第7,以 3.68億元微弱優勢領先江北;2024 年跌至第12位,被江北反超791 億元——這是南岸過去十年沉浮的殘酷賬單。
“標兵漸遠、追兵漸近”的警報已拉響,南岸已退無可退。
以 3.47 平方公里站前區為核心,50平方公里高鐵新城正拔地而起,直接拉動投資超過700億元,誓要打造重慶南部增長極。
重慶東站不僅是鐵路綜合交通樞紐,更是南岸重奪話語權的“超級引擎”。按照規劃,到“十五五”末期,高鐵新城GDP將超千億——相當于再造一個南岸。
但隱憂猶存。因發展重心反復調整,南岸曾多次錯失機遇。此次高鐵新城建設若再分散資源,恐重蹈覆轍。
南岸沉浮:從輝煌到邊緣的殘酷蛻變
南岸區曾有過輝煌歷史。
1891 年重慶開埠后,南岸憑借臨江優勢成為重要口岸,開啟重慶近代歷史。
1896 年英國商人立德樂在南岸建起重慶首座洋行——立德樂洋行,并推動輪船入川沖擊傳統航運。此后,美、法、日等國紛紛在此設立領事館、洋行和工廠,彈子石、王家沱等地發展為重慶最早的繁華商業區。
開埠時外貿興盛,近代工業萌芽,南岸在時代浪潮中一路向前。
1993年重慶經開區落戶南岸,為東部槽谷長江以南唯一的國家級經開區,拉開主城向東發展大幕。
2000年,南岸突破南山阻隔,與北部新區同步設立,規劃面積為5平方公里茶園新區。這里臨江且地勢開闊,天然具備打造區域中心的優勢。
200年,茶園與西永一同晉升城市副中心,主城向東發展明顯提速,與北部新區、西部新城形成三足鼎立之勢。
而早在2003年7月,南岸彈子石便與解放碑、江北城共同納入重慶CBD,兩大板塊雙輪驅動,南岸迎來發展高光。
然而,這一時期的輝煌并未持續太久。
南岸的沉浮背后,既有主觀規劃的局限,也有被動地理條件的制約。
南岸 265 平方公里轄區被南山一分為二。主城核心區呈南坪 — 彈子石的狹長帶狀分布,限制了空間擴展與資源聚集;
另一側由茶園核心片區、迎龍創新港、廣陽島生態城等多組團構成,受明月山、銅鑼山及長江阻隔,組團間聯系松散。
中梁山與銅鑼山夾峙,疊加南山橫亙南北,破碎地形嚴重割裂城市空間,成為南北聯動的天然阻礙。
受地理限制,南岸發展重心不斷更迭:
從早期重點發展南坪商圈與重慶經開區,到2000年后轉向彈子石、南濱路沿線,再到2010年經開區拓展至茶園,2013年區政府搬遷至此,試圖以行政資源撬動區域升級,發展路徑始終未能形成持續聚焦的合力。
如彈子石CBD,因缺乏產業園支撐與產業集群效應,發展不及預期,與江北嘴、解放碑差距漸顯。廣陽島項目投入巨大,卻未達預期效益。
茶園新區雖借城市副中心定位引入部分產業,卻因與核心區隔山相望,交通不便,尚未形成輻射聯動效應,支撐區域經濟發展。
與此同時,主城北區和西區在政策紅利的帶動下,迅速崛起,進一步加劇了南岸的被動局面。
2008 年兩路寸灘保稅港區獲批,2010 年內陸首個國家級新區兩江新區掛牌,資金、產業、人才等資源紛紛涌入北區,迅速形成汽車、電子制造、數字經濟三大千億級產業集群,新能源、生命健康等多個百億級產業同步壯大。
西區憑借西永綜保區落地、渝新歐開通及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等契機,迅速崛起為全市又一大投資熱土與開放高地。全球最大筆記本生產基地在此成型,帶動集成電路、汽車電子、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發展。
2020 年重慶高新區升級擴容、西部(重慶)科學城啟動建設,西區的戰略地位再升。
在雙重夾擊下,南岸在資源獲取、政策支持及產業鏈升級上漸顯被動,盡管2017年4月納入重慶自貿區,但仍難以扭轉發展頹勢,主導產業仍以摩托車、裝備、能源、電子等傳統行業為主,開放型經濟仍需深化。
企業創新動能不足,高端人才匱乏,創新生態亟待優化,難以匹配重慶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新一代電子制造等主導產業發展需求。
同時該區在“33618”現代制造業集群體系中的定位模糊,未形成與全市萬億級產業集群的深度協同。
如,重慶大力發展的萬億級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產業,南岸整車制造領域近乎空白,產能集中在兩江新區、江北、渝北、沙坪壩等地。
南岸僅靠臺達等少數配套企業參與智能座艙、激光雷達等供應,在動力電池、電驅電控等核心環節缺失。
這種 “依附式” 產業鏈地位,使得南岸既無法在車規級芯片、自動駕駛等核心技術形成競爭力,難以支撐產業鏈向高端延伸,對經濟的貢獻也漸弱。
加之毗鄰的涪陵等區在新能源汽車及動力電池領域快速崛起,南岸與渝東新城的協同效應被進一步削弱,恐難以參與雙城經濟圈更高層次的區域分工,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
此外,南岸還面臨資源緊約束凸顯等問題。
根據2022年3月相關文件顯示,全區控規工業用地13.81平方公里,已用 9.83 平方公里,剩余工業用地僅 6000 畝,其中可支撐重大項目的不足 4000 畝。
相比巴南區 29.49平方公里工業園區及 12.23 平方公里可用地,南岸經開區擴產空間明顯不足,未來五年項目引進與企業發展將受制約。
重慶東站是南岸破局的關鍵?
南岸的沉浮背后,既有地理割裂與資源約束的客觀限制,也有政策紅利不足所致,還存在產業鏈低端化、區域協同弱化等深層矛盾。
而重慶東站的啟幕及高鐵新城的強勢崛起,恰為南岸破解困局提供了戰略支點。
首先,有助于改變南岸破碎化空間的現狀。重慶東站規劃布局了6號線、27號線、24號線、8號線等軌道交通,“3縱13橫”快速路網,將打破明月山、銅鑼山和長江對區域的物理分割,高效串聯茶園、南坪兩大城市副中心,及長嘉匯、廣陽灣、迎龍等重要組團,推動碎片化空間向一體化的躍升。
其次,助力南岸融入西部陸海新通道等國家戰略。一直以來,對外交通不暢、物流業發展滯后,長期制約南岸融入國家戰略及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重慶東站布局的鐵路樞紐東環線、沿江貨運鐵路將徹底改變這一局面,重塑其在雙城經濟圈中的產業競爭力。
東環線串聯江北機場、果園港等物流樞紐,為南岸發展鐵公水多式聯運創造關鍵條件。
規劃中的沿江鐵路則串聯重慶至宜賓港口、園區,推進沿線產業鏈協同聯動發展,并依托內六等鐵路,實現重慶經昆明,聯通泛亞鐵路網絡,拓展渝滇緬—印度洋通道,打造西部出海出境新戰略通道。
第三,發展高鐵樞紐經濟。在交通強國戰略下,高鐵新城已成為城市優化空間布局、推動產業升級的重要載體。
以蘇州高鐵新城為例,其定位新興產業 “雙核” 之一,聚焦智能網聯汽車等五大產業構建產城融合示范區,僅智能網聯汽車領域就覆蓋 30 余個細分領域、匯聚超 5000 名專業人才,并依托長三角協同機制推進創新集群建設。
而作為全國 “八縱八橫” 高鐵網重要樞紐,重慶東站戰略能級更為突出 —— 不僅銜接成渝雙城經濟圈、長江經濟帶、西部陸海新通道等國家戰略,更以7條高鐵+ 2 條普鐵規劃形成覆蓋 10 億人口的輻射圈,樞紐效應全國領先。
在此基礎上,重慶東站高鐵新城緊扣全市 “33618” 產業集群與 “416” 科創布局,規劃 “新星” 產業更新集聚區,吸引國家級產業轉移、科技成果轉化及外資項目落地,推動南岸經開區產業向中高端躍升。
其聚焦戰略性新興產業,布局新型智能終端、高端裝備制造等領域;錨定未來產業賽道,發力腦與類腦科學、數字能源等方向;同時,推動軟件信息、大健康等現代服務業升級 。
重慶東站與高鐵新城的崛起,為南岸劈開破局之路的關鍵切口。但這場蛻變絕非僅靠樞紐 “輸血” 就能完成—— 南岸必須以東站為戰略跳板,跳出地域局限:主動嵌入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在西部陸海新通道等國家戰略中搶位布局;強化與中心城區、渝東新城、渝西地區等區域的協同共振。
唯有將樞紐優勢徹底轉化為 “自我造血” 機能,南岸才能掙脫地理與產業的雙重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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