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故宮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在百歲故宮中的大約186萬件套文物中，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王翯在工作中意外發現了一件清代宮廷器物——乾隆款畫琺瑯菊花紋執壺，壺底同時印著“乾隆年制”的大印和西方工匠的名字，這個重大的發現在清宮畫琺瑯的收藏及研究當中尚屬首次，此種現象在故宮博物院上百萬件藏品當中亦可謂罕見，這也許是中西“聯名”的鼻祖。《榮耀時代——皇家琺瑯的塵封往事》以這件清代宮廷器物——菊花紋壺上的西洋工匠簽名為緣起，逐步揭開銅胎畫琺瑯器的神秘面紗。

《榮耀時代——皇家琺瑯的塵封往事》，王翯 著，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2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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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王”路易十四

公元1643年，5歲的路易十四（又稱為“太陽王”）繼承王位，他在位70余年，1715年9月1日于凡爾賽宮逝世，享年77歲。隨著東印度公司將中國的器物源源不斷送到歐洲，“中國風”悄然在法國宮廷興起。路易十四對遙遠的中國非常感興趣，喜歡中國風格的家居，收藏了大量的中國瓷器。早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在中國傳教的比利時傳教士柏應理回羅馬述職，與他同行的是一個叫沈福宗的中國人。他們在訪問巴黎時得到了路易十四的特別接見，路易十四還特別向他們展示了只針對貴賓的噴泉表演，不僅如此，還特別安排他們和宮廷御用琺瑯大師會面。無論噴泉還是畫琺瑯，都是當時中國所不具備的，顯然這是“太陽王”的精心安排，借以炫耀法國的科學和技術。遺憾的是，沈福宗在回中國的途中染病去世，未能將其所見所聞傳回中國。為了打破葡萄牙在海上的壟斷地位，爭取遠東的盟友，1685年路易十四決定向中國派遣使團。為避免和葡萄牙的沖突，使團特別以“國王的數學家”的名義前往。康熙二十六年（1687），“國王的數學家”傳教士使團來到中國，他們帶來當時法國的先進科學儀器和包括畫琺瑯器在內的眾多精美器物，其中有一件銅鍍金殼開光人物像懷表，此懷表是路易十四送給康熙皇帝的禮物，亦是兩位帝王之間交往的重要物證。

路易十四

銅鍍金殼開光人物像懷表。故宮博物院藏

路易十四送給康熙帝的禮物，無疑是友好的表示，但其中也暗含著炫耀的成分。后來康熙帝派人請求他派遣畫琺瑯工匠前往中國，他卻不愿如此，說明他并不想真正把畫琺瑯的技術傳授過來。盡管如此，依然可以說是在路易十四的推動下，康熙帝意識到畫琺瑯是西洋人引以為傲的技藝，從而激發了其模仿并試圖超越的決心。下圖是路易十四寫給康熙皇帝的信。

路易十四寫給康熙皇帝的信

譯文 ：至高無上、最優秀、最強大、最寬宏大量、最不可戰勝的親愛的君主，我們最親愛的好朋友，愿上帝保佑您更加偉大，幸福美滿。得知陛下您求賢若渴，希望在您身邊和整個帝國內擁有諸多精通歐洲科學的博學之士，因此數年前我們決定派遣我們的臣民，六位博學的耶穌會數學家，為陛下帶來所有最新奇的科學知識，尤其是我們巴黎城內著名的皇家科學院所獲得的天文觀測新知。然而，將您我兩國分隔開來的漫長海上航行容易發生不測，且耗時長久，充滿危險。因此，為了滿足陛下您的需要，我們決定派遣另外幾名同樣是數學家的耶穌會士，隨同敘利伯爵一道，通過陸路前往貴國。這條陸路行程更短且風險更小。作為我們尊敬和友誼的象征，他們會率先抵達您的身邊。所有非凡之事的忠實見證者敘利伯爵在歸來之時，能將您一生的輝煌功績表出來，這將是我們獲得的回報。我們愿上帝保佑您光輝偉大，幸福完滿。

1688年8月7日于馬爾利

基于政治的考量，路易十四開創了中法之間的直接交流，伴隨而來的是藝術上的相互影響。這種影響并不是馬上表現出來，而是潤物無聲般地持續了長達一個世紀，銅版畫的引進和傳播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著名的銅版畫《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在乾隆三十年（1765）于法國制作，追根溯源，正是當年路易十四將銅版畫作為禮物贈送給康熙帝，讓中國的皇帝認識到了銅版畫的政治宣傳作用。

畫琺瑯亦是如此，如果不是作為路易十四的禮物來到中國，相信也會以各種各樣不同的方式傳播過來。但是，會不會引起康熙帝的極大關注，能不能最終導致康雍乾時期精品迭出，恐怕是要打個大大的問號了。

銅版畫《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故宮博物院藏

傳教士

傳教士在 17、18 世紀“西學東漸”中的作用至關重要，對于畫琺瑯工藝的傳播更是如此。如果說康熙帝和路易十四是畫琺瑯工藝傳播到中國的推動者，那么傳教士則是具體的實施者。康熙二十四年（1685），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精選了洪若翰 、張誠、白晉、劉應、李明等傳教士作為國王使團前往中國，康熙二十六年（1687）七月二十三日，他們到達寧波，八月二十五日，洪若翰即寫信回國報告說畫琺瑯制品非常受歡迎，要求能得到更多。第二年的二月，使團到達北京，白晉和張誠被康熙帝留在宮中，張誠在1691年寫給路易十四的信中說康熙帝希望找尋“通曉制作琺瑯和玻璃秘密的人”，其所提“琺瑯”即是銅胎畫琺瑯，但是沒有得到回應。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帝專門派白晉回法國，再次向法王要求帶回科學家和琺瑯工匠回到中國。但是，路易十四依然沒有派遣琺瑯工匠前來。康熙三十五年（1696），在德國傳教士紀理安的直接管理下，清宮玻璃廠得以設立。琺瑯釉料與玻璃成分基本相同，故從這個時期開始，或者說至遲從這個時期開始，清宮國產琺瑯釉料在傳教士的幫助和指導下已經開始制作。洪若翰在當年十月底寫給羅馬教廷的信中說 ：

康熙皇帝正在建設一個漂亮的玻璃工廠。遵照皇帝的旨意，紀理安神父承攬了此事。我請求你們立刻從我們優秀的玻璃工廠選派一至兩名優秀的工匠給我們……同時選派一名精良的畫琺瑯工匠來。

之后，洪若翰又在十二月兩次致信法國，要求派琺瑯的專家來幫助紀理安。時至康熙四十九年（1710），耶穌會士穆敬遠也在信中說，紀理安不僅要教授玻璃的生產，還要教授琺瑯的制作。另據1711—1716年羅馬耶穌會檔案，康熙帝經常召見傳教士到養心殿，對中國工匠掌握技術的程度非常關心，可見當時是傳教士在指導中國工匠制造畫琺瑯器。文獻顯示西洋傳教士來到紫禁城，康熙帝都會問詢是否會制造琺瑯器或者繪畫琺瑯的技術，著名意大利傳教士馬國賢一則日記【康熙五十五年（1716）三月寫于暢春園】當中說：

康熙皇帝對我們歐洲的琺瑯器以及琺瑯彩繪的新技法著了迷，想盡辦法要將畫琺瑯的技術引進到他早就為此目的在宮中設立的作坊中。由過去瓷器上用來施彩的顏料以及他設法得到的幾件歐洲琺瑯器，制作畫琺瑯這件事變得可行。皇帝指派我和郎士寧（1715年抵達澳門）用琺瑯料來彩繪。然而，考慮到可能要和一群腐敗的人從早到晚在宮中作坊里相處，就覺得不能忍受。我們就推托說從未學過此項技藝。即便如此，在命令的強迫下，我們只好遵從。一直畫到本月的31號。我們倆誰都未曾學過此項技藝，而且都下決心永遠都不想學習掌握，所以就故意畫得很糟糕。皇帝看到我們的作品，說“夠了”。我們也因此從奴役的狀態下解脫出來。

康熙五十八年（1719），法國傳教士陳忠信來到紫禁城，康熙帝對他的評價是“會琺瑯者不及大內所造，還可以學得”，而法國傳教士馮秉正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寫給巴黎的信中透露了更多的信息 ：

在我去年的信中……我提到兄弟安泰和陳忠信的平安抵達，并在北京受到了康熙皇帝的首次接見和熱烈歡迎。皇帝希望能任用他們的專長……假如陳忠信來前能在歐洲學習一些琺瑯技術會更好，就像安泰學過醫術一樣。因為對陳忠信而言，有兩件事是他始料未及的。第一，他抵達后發現中國人并非完全無視琺瑯的制作過程。事實上，雖然中國工匠應皇帝的要求開始試驗制作畫琺瑯不過短短的五六年時間，但他們已經取得了相當的進步。陳忠信依然幸運，因為他所掌握的技術仍然在那些工匠之上。如果這位兄弟沒有被其他一些雜事——這些事只會分散他在畫琺瑯這件主要事務上的注意力——所分心的話，他不會對那幾件中國人從歐洲為皇帝購買的復雜的畫琺瑯作品感到震驚。在這一點上，他錯了。皇帝發現他是個很好的畫家，但更希望他掌握更多的琺瑯技術。

從這封信的內容，即可得知陳忠信的畫琺瑯技術正如康熙帝所說“不及大內所造”。還有，在傳教士的幫助指導下，清宮造辦處的中國工匠是從康熙五十三年（1714）左右開始嘗試獨立制作畫琺瑯器，且取得了相當的進步。

原標題：《一件乾隆清宮執壺竟有罕見的“中西聯名”，揭開銅胎畫琺瑯器的神秘面紗》

欄目主編：朱自奮 文字編輯：周怡倩

來源：作者：王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