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橫渠四句的爭議已經過了一兩周，我還是每天能刷到好多條，總結下來批評主要集中在這三點：

一是“董宇輝他就是個賣貨的不配講這四句”；

二是“橫渠四句”太假大空了，缺乏可操作性，這四句總結來說就是“我要做官”；

三是這四句話背后隱含著“精神專制”，缺乏精神啟蒙。

這三點批評我先分析一下，我認為言之有理的就是第三點，“為天地立心”多少有點自居“自然主宰”的意味，同時代的“二程”（程顥、程頤）就成批評道“天地無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無為”，為生民立命則是將個人意志強加于眾生，暗含所謂的圣人對民眾的單向規訓，而不是以先知決后知，啟迪民智，讓民眾可以自己立心自己立命，最后一句“為萬世開太平”，馬一浮曾對開太平的“開”字的內涵做了闡發，張載為什么不說“致太平”而說開太平？是因為“致”是實現的意思，而“開”是期待的意思，從張載自身來說他是“有德而無位”，他沒能力實現萬世之太平，只能說他及同輩們盡自己的努力垂法于后世，期待后世人可以實現這個太平。

同時張載還說“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由此可見張載本人還是非常務實有清醒的認識，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這樣清醒的認識，古往今來有太多雄心勃勃或者別有用心的人，喊著響亮的口號揮舞著偉大的旗幟，最后犯下罄竹難書的罪行，這就是莊子所說的“圣人不死大道不止”，這是我們需要警惕和避免的，以“橫渠四句”這點的批評我是認可，但其他兩個我得說幾句話我不認可，可以說在當下環境中覺得“橫渠四句”好像并沒有太多的現實意義，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它一千年以來的意義，以及在將來可能會有的意義。

“橫渠四句”的叫法是從哲學家馮友蘭開始的，因為張載長期在橫渠講學被稱為“橫渠先生”，在1933年6月馮友蘭在其代表作《中國哲學史?下卷》的秩序中就重點講到了“橫渠四句”，1933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出兵侵吞熱河省并威逼華北，長城抗戰就此全面爆發此時馮友蘭正在北京，正是在這存亡續絕之交馮友蘭想到了“橫渠四句”，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馮友蘭隨著清華大學遷往長沙，第二年又遷往昆明，在昆明期間他寫了六本書，馮友蘭把它合稱為《貞元六書》，取“貞下起元”之意強調抗戰時期固然如寒冬般艱難困苦黑云壓城，但這也是我們民族復興和民族覺醒的前夜。

關于《貞元六書》的緣起和寫作動機，作者在《新原人》的自序中再次引用了“橫渠四句”，抗戰期間除開馮友蘭還有國學大家馬一浮也極力推崇，抗戰期間浙江大學先后搬遷到浙江的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廣西宜山、貴州等等，在國事艱難世道益苦的時候，反復用橫渠四句來勉勵當時處于流亡中的浙江大學學生。

視線回到張載所在的年代，從安史之亂到北宋初步穩定歷經200多年，中唐以后中央上宦官專權朋黨相爭，地方上藩鎮割據唐朝由盛轉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中華文明由盛轉衰，而五代時期短短50多年政權如走馬觀花般的變化，這時期武力的強弱成為了唯一的衡量標準，至于像氣節、廉恥我們傳統以來的忠孝仁義等等皆損失殆盡，思想文化上魏晉玄學思想蔓延，等到唐朝又尊奉道教祖師老子為祖先故道教地位尊崇，隨著東漢末年佛教傳入中國，到唐朝時興盛到唐武宗要滅佛的地步，進入五代十國這種大亂世佛教尤其是禪宗一枝獨秀，儒學式微是從中唐至宋初所有大知識分子的共識。

北宋建立后如何扭轉晚唐五代的弊端？如何復興儒家道統？重建道德體系這個歷史的重任很大程度上當時的士大夫們肩負起來了，張載主要生活在宋仁宗時期，公元1038年李元昊稱帝建立西夏，檀淵之盟后交好了30多年的遼也趁火打劫，就古代大一統的王朝而言宋面臨的外部壓力是最大的，而同時內部又盜賊群起在這內憂外患下宋代學者積極立說廣泛參與政治，像范仲淹主導的慶歷新政，王安石主導的熙寧變法，都是在延續著先秦以來的“士”的傳統，所以簡單的把橫渠四句理解成在表達“我要做官”，我認為是非常不公道的，還有很多人批評說“張載有沒有資格說橫渠四句”？那誰有資格呢？

我不止在一個視頻中看到了舉例，比如說像范仲淹、文天祥認為他們才有資格，殊不知范仲淹就是張載的伯樂，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就說到“范仲淹一生純正無暇”，而他對張載的提攜和引導尤為有功勞，文天祥跟張載也有關聯，橫渠四句有多個版本，比如說朱熹的《近思錄》中它的第二句和第三句記載的就是“為生命立道，為去圣繼絕學”，在南宋寶佑四年21歲的文天祥參加殿試成為狀元，在他所做的《御試策》中引用了“橫渠四句”這句話這也是成為流傳最廣的版本，此時距離南宋滅亡23年距文天祥犧牲27年，所以張載是否有資格說橫渠四絕？至少在過去一千年的人看來是有資格的。

南宋末年的文天祥推崇，明朝末年的黃宗羲推崇，革命年代的李大釗推崇，抗戰時期的馮友蘭、馬一浮推崇等等，由此可見越是民族面臨危亡之際橫渠四句就越是被推崇，當下有那么多人覺得橫渠四句假大空，側面上也說明我們現在離民族危亡已經很遠了，天下興亡的責任現在也不需要普通人去承擔，正如100年前大批的青年人立志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現在的中華已經崛起了大家都可以為自己的興趣，為更好的工作為自己更好的生活而讀書了。

那董宇輝有資格說橫渠四句嗎？一個直播帶貨的喊為粉絲上鏈接的人有資格嗎？我的觀點是要么是認為所有人都沒有資格說橫渠四句，我們不需要圣人，就像國際歌中說的“從來都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要么是認為所有人都有資格說橫渠四句，“釋經權”不應該被少部分人壟斷，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能力范圍內對橫渠四句有自己的理解，有一定的濟世情懷和道德擔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就正如孟子所說的“人皆可以為堯舜”。

以上兩種觀點我都認為沒問題！要么都別說要么都可以說！但有問題的是相當多的人認為部分人是有資格，而部分人沒資格，甚至按照這些人的標準是絕大部分人沒有資格，只有極少部分人有資格，這是我最反對的，古往今來為什么有那么多人喊著響亮的口號揮舞著偉大的旗幟，最后犯下罄竹難書的罪行？那這種想法就是培育這種所謂的“雄主”所謂的“圣人”最佳土壤。

最后還是用馮友蘭收尾，他在1990年在逝世的5個月前完成了7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的修訂工作，在他95年的生命中最后經手的著作，在全書最后的總結再次以橫渠四句結尾，緊接著又補了四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