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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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北魏神?三年（430），漠南高車叛走。太武帝拓跋燾平定叛亂后設置度斤鎮，監護作用尤為明顯。因史料闕失，度斤鎮成了孤立的地名，其地理位置、始置年代、得名由來及歷史作用都不得詳知。隋初“度斤舊鎮”與周邊地點存在對應關系，結合考古報告，推知北魏度斤鎮是今二份子古城，東鄰武川，西接懷朔，三鎮強弱相兼，控扼陰山孔道，肩負防御柔然的使命。北魏以“度斤”冠名軍鎮，可置于北族地名移動的背景下理解。“度斤”即“都斤”，為陰山胡名，源自漠北“于都斤山”，與隴西“度堅山”同在北族南遷的路上。陰山作為漠南諸族共奉的地神山，同時也是拓跋部“陰山卻霜”之俗的祭祀對象。魏末，度斤鎮在六鎮叛亂中毀于兵燹，原有的監護和防御功能喪失；隋初，“度斤舊鎮”更名為“通漢鎮”，意味著該地名的北族色彩正式消亡，折射出北境諸族逐步融合于華夏的歷史進程。

關鍵詞：北魏 度斤鎮 地名移動 陰山卻霜

北魏六鎮叛亂及六鎮本身皆是北朝史研究的核心話題，受到學者普遍關注。近一個世紀以來，國內外學界在北魏六鎮建制及部族處置、六鎮豪酋社會等重要問題上，已取得了豐碩成果。囿于現有史料詳略不一，既往研究多圍繞六鎮展開，對史料較少且地位略低的從屬軍鎮則深入不足，度斤鎮即其例。北朝文獻關于度斤鎮的記述甚少，這個鎮名卻屢現于出土墓志中。此前的研究未能觸及“度斤”的詞源，該鎮地理位置仍很模糊，始置年代不詳，更逞論其在北鎮體系中的作用了。隨著考古學界對北魏陰山古城遺址的發掘，細化相關研究已成為可能。且“度斤”一詞隨北族南遷而來，必有特定內涵。因此，本文結合考古報告，考訂度斤鎮的確切位置，推算其始置年代，并從地名移動的角度賦予“度斤”更為廣闊的闡釋空間。

一、北魏度斤鎮的地理位置

北魏元氏墓志中，有一方題署為“魏故使持節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行唐伯元使君墓志銘”，墓主是北魏平文皇帝的六世孫元龍，《墓志》詳列元龍的家世情況：

祖諱阿斗那，侍中內都大官都督河西諸軍事啟府儀同三司高梁王。父諱度和，散騎常侍外都大官使持節鎮北將軍度斤鎮大將平舒男。

趙萬里、姚薇元等學者對《元龍墓志》都有關注，但均側重于考訂“阿斗那”的身份以及補全高涼王家族的世系，對度和任職的“度斤鎮”少有措意。度和事跡不見于史傳，北魏度斤鎮是孤立的地名，有關其地理位置、始置年代等信息難得詳知。牟發松對北魏軍鎮作過考訂補充，指出度斤鎮見于太武帝太平真君末年（440-450）至孝文初（471-477），方位在北鎮一線。佐川英治據《隋書·北狄·突厥傳》中的“度斤舊鎮”，同樣指出度斤鎮是塞北邊鎮。度斤鎮位于塞北的說法大體符合史實，但仍嫌籠統，有進一步探究的余地。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597），長孫晟勸說突厥首領染干率眾南徙，居度斤舊鎮。胡三省釋“度斤舊鎮”曰：“蓋即都斤山，突厥沙缽略舊所居也。”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都斤山”條：“在漠北。后周時突厥分三部，其中部木桿可汗牙帳居都斤山。隋初沙缽可汗居此，亦作‘度斤’。”顧說承自胡注，指出“度斤”與“都斤”同音異譯，乃突厥可汗牙帳所在。呂思勉進一步指出，《新唐書·突厥傳》中的“都斤山”，《薛延陀傳》中的“郁督軍山”和“都尉鞬山”，《回紇傳》中的“烏德鞬山”與“度斤”系一音異譯，皆即今之杭愛山。牟發松認為，胡三省的推測當是二者同音之故，但“都斤山”本名“于都斤山”，“都斤”系略稱，為突厥可汗恒居之處，是時當為沙缽略之子都蘭可汗所據。“都蘭可汗”即雍閭，據漠北于都斤山；隋初南徙度斤舊鎮的是突利可汗染干。可知突厥可汗恒居之所“于都斤山”與“度斤舊鎮”地分南北，實非一處。這里需說明的是，一般語音對譯，第一個字節不太省略，“于”字為何用省不常？岑仲勉指出，古人譯音，擇字不嚴，《隋書》作“都斤”，顯是修書者誤以“于”為表義，故從刪削，非省略首字母之比。

上述說法大體承襲了胡三省的解釋，指明了“度斤”與“都斤”存在對譯關系，然度斤鎮的確切位置至今莫定所在。護雅夫據《隋書》與《北史》的材料，考訂出北魏度斤鎮大致位于北鎮一線以外的漠南地區。徐沖據《長孫忻墓志》所記“中山王”為“度斤鎮將”，比照“中山王”元英在孝文帝時出任武川鎮都大將的記載，推斷度斤鎮很有可能就是武川鎮。但佐川英治否定此說，并多角度考證武川鎮的北俗名稱并非“度斤”，而是“賀侯延”，因侯延河得名。翟飛據《隋書》“度斤舊鎮”距“伏遠鎮”南北百里的史料，指出伏遠鎮在今土默特左旗內，自此向北百余里，恰是大青山北麓的秦漢長城，由此推測度斤鎮故址應是城灘城址。伏遠鎮作為一個據點，被置于范圍偏大的土默特左旗內討論，結論尚需斟酌。北魏度斤鎮作為孤立的地名，欲考訂其具體位置，就需依靠已知的且方位已定的周邊地點，與之共同組成方位網格。循此思路，筆者根據近年來刊布的陰山北魏長城、古城調查報告，推定度斤鎮與周邊地點的對應關系，來判斷其地理位置。

度斤鎮與長城。按《隋書·長孫晟傳》，沙缽首領染干徙居度斤舊鎮，托庇于隋朝。隋朝“度斤舊鎮”顯然是相對北魏而言，染干居此后，改稱“通漢鎮”。《隋書·酷吏·趙仲卿傳》載：“（開皇）十七年，啟民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染干居此替隋朝捍邊，覘候漠北動靜，是以賊每來抄掠，朝廷皆有防備，染干由此招致都藍可汗雍閭的報復：

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并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大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長城下。

這場奇襲戰透露了“度斤舊鎮”的位置，它并非深處漠北腹地杭愛山附近，而是在漠南長城的外側。北魏時在陰山先后修筑的長城有泰常八年（423）長城及六鎮長城。那么，度斤鎮背靠的究竟是哪段長城呢？《北史·王慧龍傳》載王慧龍之子王寶興曾出塞前往度斤鎮：

及浩被誅，盧遐后妻寶興從母也，緣坐沒官。寶興亦逃避，未幾得出。盧遐妻時官賜度斤鎮高車滑骨，寶興盡賣貨產。自出塞贖之以歸。

王、盧兩家姻婭相聯，盧遐妻系崔浩女，兩者所生女后適王寶興，盧遐后妻又是王寶興的從母。因受“國史案”牽連，盧遐妻被賜給“度斤鎮高車滑骨”，王寶興避難后復出，盡賣貨產，親自出塞將其贖歸。傳統的塞內塞外以秦漢長城為界，但此時陰山存在兩條東西走向的長城，一條是地處陰山中部的秦漢長城，另一條是北魏明元帝泰常八年為抵御柔然入侵，在戰國趙北長城的基礎上所修，位于陰山南麓，即“筑長城于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備置戍衛”。北魏六鎮多沿泰常八年長城而置，王寶興出塞穿越的當是這條長城。

北魏六鎮長城同樣是為抵御柔然而筑。《魏書·高閭傳》載北魏太和八年（484），高閭上表建言：“今宜依故于六鎮之北筑長城，以御北虜。”可知六鎮長城在泰常八年長城之北，是六鎮的北部屏障。據調查報告顯示，北魏六鎮長城分為南線和北線。周楊進一步指出，六鎮長城南線的視域范圍覆蓋了六鎮鎮城，而北線的視域范圍主要是面對廣大的北部地區。《隋書·袁充傳》載袁充媚主：“通漢鎮北有赤氣亙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這表明通漢鎮（度斤舊鎮）以北的突厥之地即其視域范圍。同時，染干居度斤舊鎮監控漠北，亦表明其視域范圍覆蓋了北邊且視域條件較佳，六鎮長城的北線正好可供依托，這道長城應是雍閭偷襲染干時的交戰之所。由此觀之，度斤鎮背靠六鎮長城的北線。

度斤鎮與伏遠鎮。前述隋初雍閭偷襲染干，雙方大戰于長城下，這場偷襲戰的結果是：

染干敗績，殺其兄弟子姪，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余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

從事態來看，因戰事突發，染干事先毫無防備，以致損失慘重，兄弟子姪并見殺害，部眾亡散，在度斤舊鎮已難自處，只好連夜倉皇出逃，南奔百余里，抵伏遠鎮城下。《讀史方輿紀要》“樂寧鎮”條稱：“伏遠鎮，在府西北，亦周、隋時戍守處也。”“伏遠鎮”亦作“服遠鎮”，《隋書.于仲文傳》載開皇二年（582），于仲文統軍北擊突厥：

明年，拜（于仲文）行軍元帥，統十二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遇虜，破之。斬首千余級，六畜巨萬計。于是從金河出白道，遣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志、呂楚、段諧等二萬人出盛樂道，趨那頡山。

自服遠鎮可分兩道出塞：一條是于仲文大軍所經路線，出伏遠，溯金河，出白道。隋大業三年（607），隋煬帝車駕發榆林，歷云中，沂金河，幸突厥啟民可汗牙帳，與于仲文行軍路線相符。另一條即盛樂道，位置在白道以西。地名“服遠”源自王莽時的受降郡“遠服縣”。《水經注疏》：“秦始皇十三年，立云中郡。王莽更郡曰受降，縣曰遠服矣。”王莽時的遠服縣治，即北魏時荒干水河畔的云中城，隋時的伏遠鎮。隋《冀州圖經》載：“云中（城）周圍十六里，北去陰山八十里。”染干在度斤舊鎮被襲后，南奔百余里至伏遠鎮，則與北魏云中城至陰山腹地的距離相當。據此逆推，度斤舊鎮在陰山北麓。

度斤鎮與黃河。《北史.王寶興傳》中的“度斤鎮”，點校本《魏書》作“度河鎮”，中華書局修訂本《魏書》出“校勘記”，以“度斤鎮”為是。“河”或因形近之故訛作“斤”。度斤鎮南抵黃河，雍閭偷襲染干后的動向即為明證。《隋書·北狄·突厥傳》：

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

蔚州在大同東南，州治靈丘縣。《讀史方輿紀要》“靈丘縣”條：“開皇十九年突厥都藍可汗擊敗別部突利于長城下，入蔚州，即此。”《隋書·地理志》“雁門郡·靈丘”條：“后周置蔚州······大業初州廢。”雍閭從度斤舊鎮入蔚州，地即雁門，黃河橫亙其間。

度斤鎮與夏、勝二州。染干敗亡后，度斤舊鎮被雍閭所據，因地利之便，雍閭經常南下劫掠染干的部眾。《隋書·北狄·突厥傳》載開皇十九年（599）十月，染干率眾轉徙河南：

上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居之。是時安義公主已卒，上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甚眾。雍虞閭又擊之，上復令入塞。雍虞閭侵掠不已，遂遷于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發徒掘塹數百里，東西拒河，盡為啟民畜牧之地。

染干妻義成公主，居朔州大利城，招徠部眾，歸者甚多，由是招致雍閭抄掠，隋煬帝遂詔這些部落入塞。染干后上表陳謝：“諸姓蒙威恩，赤心歸服，并將部落歸投圣人可汗來也。或南入長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馬，遍滿山谷。”陰山轉圜空間狹小，染干分徙部眾只能是作短距離的轉移。原先在度斤舊鎮崩散的部眾入塞，近則長城，遠則白道。當雍閭再次侵掠塞內諸部時，染干不堪其擾，隋煬帝復令轉徙河南，遍布夏、勝二州間，阻河為固。

綜合上述地點與度斤舊鎮的對應關系，可以推定度斤鎮在陰山北麓、六鎮長城外沿。現存遺址中，唯有固陽縣城圜圗古城及武川縣二份子古城處于六鎮長城拱衛之外。其中，前者已正式被學界確認為懷朔鎮。那么，武川縣二份子古城是否為度斤鎮遺址呢？

周楊認為二份子古城在六鎮一線整體設置前及初期可能是武川鎮城址。“武川”之名晚出，北魏皇興四年（470），獻文帝大破柔然后改“女水”為“武川”。武川所扼白道是云中通往漠北的第一要道，北魏早期或已遣將置鎮。張文平指出，“女水之戰”前，這一區域歸云中鎮管轄，“女水之戰”后，北魏在女水之濱設武川鎮，云中鎮則完全退縮于大青山以南，女水是今希拉穆仁河的上游召河，南岸的希拉穆仁圜圗古城即武川鎮城址。樓勁肯定“武川鎮本名云中”之說，認為其合乎太武帝時來大千“鎮云中，兼統白道軍事”等記載，因武川鎮游防不定，其鎮城早先可能位于白道南口一帶，獻文帝得勝改名后，鎮城當已北移至磧口以南、白道以北某個開闊易守的河川地區。而二份子古城“西、南、北三面環山，北側有山口直通達爾罕草原，東面是略有起伏的山谷地帶，今省道即沿山谷呈東西向穿越古城”。據此，周說有以下問題：一、六鎮整體設置前或初期，武川鎮前身是白道南口的云中鎮，二份子古城在白道以北，位置不符；二、武川鎮有專名后，鎮城當北移至開闊的河川地帶，二份子古城逼狹且水文條件差，若為前期城址，“武川”得名便無著落。

周楊基于地理信息系統，繪制出的二份子古城入塞最佳路徑圖顯示，二份子古城向東越過六鎮長城北線后，折南沿塞水河谷可抵達土默特平原。結合前述調查報告，可對雍閭偷襲染干的情形作大體估計：雍閭在北，沿北山通道南下偷襲度斤舊鎮，染干首當其沖，旋即沿東面山谷退往六鎮長城，雙方大戰于此。染干敗績，越長城南奔至伏遠鎮。二份子古城作為度斤鎮城址，無論是地形道路，還是空間距離、地表山川與傳世文獻記載鑿衲相合。北魏度斤鎮居此，東鄰武川，西接懷朔，三鎮互為形援，控扼陰山南北通道，進退有余。

二 北魏度斤鎮的始置年代

太武帝初年，北魏與柔然的軍事對抗突然變得激烈。始光元年（424）八月，柔然可汗大檀聞知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新立，率六萬騎入云中，殺吏民，陷盛樂宮，事具《魏書.世祖紀》《蠕蠕傳》。次年十月，北魏東西五道并進，大舉北伐，大檀遁走。此后太武帝每歲秋冬北伐、西巡。這種反擊策略效果顯著，柔然漸失陰山冬季牧場，日后雖反復進出卻不敢駐牧，大青山遂成空荒之地，這就為安置漠北高車降民提供了便利條件。

北魏神?二年（429），太武帝遣軍北討位于巳尼陂（今貝加爾湖）的東部高車，“高車諸部望軍而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亦百余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魏書·世祖紀》對高車降民的安置點有更詳細的記載：“列置新民于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竟三千里。詔司徒平陽王長孫翰、尚書令劉潔、左仆射安原、侍中古弼鎮撫之。”原先，高車部落組織散漫，沒有固定統領加以管理約束。所以，當北魏遣官鎮撫時，高車新民自然感到不適，因而人情騷動，咸有怨言，準備叛逃漠北。《魏書·劉潔傳》載其情形：

敕勒新民以將吏侵奪，咸出怨言，期牛馬飽草，當赴漠北。潔與左仆射安原奏，欲及河冰未解，徙之河西，冰解之后，不得北遁。世祖曰：“不然。此等習俗，放散日久，有似園中之鹿，急則沖突，緩之則定。吾自處之有道，不煩徙也。”潔等固執，乃聽分徙三萬余落于河西，西至白鹽池。新民驚駭，皆曰“圈我于河西之中，是將殺我也”，欲西走涼州。潔與侍中古弼屯五原河北，左仆射安原悅拔城北，備之。既而新民數千騎北走，潔追討之。走者糧絕，相枕而死。

“敕勒新民”即東部高車。神?三年，太武帝依劉潔等人計策，分徙敕勒新民三萬余落于河西。這在高車降民中造成了很大的震動，遭到強烈抵抗，局勢失控。三月，云中、河西敕勒千余家叛走。四月，太武帝行幸云中，繼而引發了更大的恐慌，敕勒萬余落相率叛走。叛走者相繼珍滅，但如何安撫未叛走的高車新民，成為擺在太武帝面前的棘手之事。

北魏延和二年（433），太武帝詔置五原鎮。這是平定高車叛逃的善后措施。高車降民原先按地域劃分為“東部高車”“北部高車”“西部高車”及“河西高車”。北魏設置軍鎮以后，這種稱謂發生了變化，取而代之的是“某某鎮高車”。《魏書·孟威傳》載：“時四鎮高車叛投蠕蠕，高祖詔威曉喻禍福，追還逃散，分配為民。”這里的“四鎮高車”當是統稱，具體名稱例同“度斤鎮高車”。《魏書·官氏志》稱：“（魏）舊制，緣邊皆置鎮都大將，統兵備御，與刺史同。”可見北魏平定高車叛逃后，緣邊皆置軍鎮，鎮都大將職同刺史，建制猶如內地，叛逃者被追還后分配為民，“某某鎮”隨之成為降民的籍貫標識。

北魏國史案發后（450），崔浩女被官賜“度斤鎮高車滑骨”。“滑骨”是“紇骨”的漢字音寫。姚薇元《北朝胡姓考》載“嵇拔”本名“紇奚拔”，但南朝稱之“滑稽”，正是“紇奚”的諧借。“滑骨”在碑文中作“斛骨”，《北魏文成帝南巡碑》碑陰列陪臣“寧南將軍、殿中尚書、日南公斛骨乙莫干”。“滑骨”在史籍中亦作“護骨”，屬于高車六種之一。《隋書·鐵勒傳》稱鐵勒種類繁多，其中有紇骨部。據此可知，“滑骨”“紇骨”“斛骨”“護骨”雖漢譯有別，實皆為高車。“高車滑骨”即綸骨部，屬于“帝之七族”。《魏書·官氏志》載獻帝鄰七分國人，“以兄為紇骨氏，后改為胡氏”。

高車滑骨隸屬“帝之七族”，部落主體戍守北境，捍御北虜，未隨拓跋南遷。這樣的部族即魏末元淵奏疏中提及的“仍防邊戍”的“豐沛舊門”，魏蘭根所謂“寄以爪牙”的“國之肺腑”。據元淵追憶，這些“親賢”或“高門子弟”，早在北魏道武帝皇始初年（396-398）就已“擁麾坐鎮”，防遏邊豎。北魏孝明帝在“改鎮為州”的詔令中，亦強調六鎮鎮人“本充牙爪，服勤征旅，契闊行間，備嘗勞劇”。帝族“紇骨部”可謂拓跋部“牙爪”，乃道武帝時的“親賢”，太武帝時他們還能獲得官賜，但在北魏遷都后，逐漸淪落至地位低下的府戶，與南遷“各各榮顯”的“本宗舊類”地望懸殊。牟發松指出，制度化的北魏軍鎮就是從這種“擁麾作鎮”逐漸演蛻而來，起初僅是軍事占領，遣軍鎮守。可知太武帝是在道武帝以帝族、高門子弟為邊戍的基礎上，設置了度斤鎮，初衷是監控高車降民及防御柔然，職能同于五原鎮。因此，北魏度斤鎮當與五原鎮共同組建，始置于延和二年前后。

三 北族地名移動與度斤鎮得名由來

田余慶在探討代北地區拓跋與烏桓的共生關系時，基于鐵弗、獨孤游動于黃河兩岸的事實，從地名移動的角度考察了代郡東木根山的來歷。北族地名移動本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常見的現象，以烏桓山、鮮卑山、赤山論，載籍所見就有多處，這與漢魏時鮮卑、烏桓四處遷徙，所到之處別立神山以為紀念有關。筆者從這些地名的移動中隱約感覺“度斤”與“于都斤”很有可能也是北族地名移動的一例。

“于都斤山”是漠北游牧民族尊奉的神山。《周書·突厥傳》載：“可汗恒處于都斤山，牙帳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祭拜天神。于都斤四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無草樹，謂其為勃登凝黎，夏言地神也。”岑仲勉指出，突厥未興之前，于都斤山就已是北荒勝地，被游牧民族傳奉甚久，不隨一族興衰而升降。據學者考訂，于都斤山是薩滿教中的“地神”“土地女神”，是游牧部落領地上的保護神。

北魏鎮名一般與地名有關，度斤鎮的設置表明周邊有以“度斤”為名的地物。事實上，從北族名號中亦能感知漠南“度斤”的存在。《魏書·官氏志》記北方諸部有郁都甄氏，后改為甄氏。許慎《說文解字》列“甄”字“從瓦要聲，居延反”，即“甄”讀作“堅”。南宋莊綽《雞肋編》載有一則與“甄”字讀音有關的趣事：

甄徹字見獨，本中山人，后居宛丘，大觀中登進士第。時林濾為同知樞密院，當唱名，讀甄為堅音，上皇以為真音，攄辨不遜，呼徹問之，則從帝所呼，攄遂以不識字坐黜。

可見“甄”的古音為“堅”，“郁都甄”即“于都斤”。《魏書·官氏志》列內入四方諸姓，由近及遠依次排列，“郁都甄”前接賀蘭，下續紇奚、越勤等部，賀蘭駐牧意辛山，越勤在五原北的跋那山，郁都甄駐牧陰山。據《三國志·魏書·鮮卑傳》，曹魏太和二年（228），烏桓校尉田豫遣譯使夏舍，詣軻比能女婿郁筑鞬部，夏舍被郁筑鞬所殺。同年秋，田豫出塞討郁筑鞬部，大破之。姚薇元就曾懷疑“郁都甄”乃是“郁筑鞬”的漢字異譯，可謂眼光獨到。事實上，“郁筑鞬”“郁都甄”皆為“于都斤”的同音異譯。

北魏前期，有相當多的拓跋貴族以“于都斤”為鮮卑本名。《北魏文成帝南巡碑》中所列“順陽公直勤郁豆眷”即《魏書》所載被乙渾殺害的元郁。《南齊書·魏虜傳》載北魏宗王元嘉的鮮卑本名為“郁豆眷”。據《北周上蔡公夫人裴氏墓志》載，裴氏丈夫元榮興的曾祖名為“羽豆眷”，為黃龍鎮大將。元郁以“羽林中郎”起家，其弟“初以羽林郎從世祖南伐至江”，元郁或生于太武帝初年，而元嘉是太武帝孫。除北魏宗王外，其他北族亦有以“于都斤”為名者。羅新指出，匈奴單于“于除鞬”、柔然可汗大檀弟大那之子“于陟斤”、宇文泰祖先“逸豆歸”、慕容永西燕政權中的大小兩位“逸豆歸”、厙狄干曾祖“越豆眷”等，都是“于都斤”在北族中的其他譯稱。這些用例表明，自匈奴以來，塞北諸族廣泛流傳著以神山“于都斤”為名的取名風尚，拓跋部曾長期滋息于代北，與他族共生，亦浸染這種習俗，乃至定都平城后，風習仍未改。

這股取名風尚延至魏末，六鎮邊戍猶有遺風。據《周書·文帝紀》載，宇文泰之子宇文達的鮮卑本名為“度斤突”。周一良注意到，宇文泰諸子胡名下咸綴“突”字，“突”字似乎能獨立成義卻未有考釋。卜弼德根據宇文泰長子宇文毓因“生于統萬城”而得名“統萬突”之例，遂將“突”釋作“生”或“產”。羅新從阿爾泰語語序出發，結合鄂爾渾碑銘，考訂出“突”字大致有統治、控制、獲取等詞義。中華書局修訂本《魏書》“度河鎮”條出校勘記，認為“度斤突”當取自鎮名。宇文毓的胡名取自出生地“統萬”，但宇文達并非出生于度斤鎮，胡名“度斤突”不是循例而得，它仍是北族以神山為名風尚的延續。不過宇文泰家族世居武川，宇文達日后受封代國公，隱約透露出“度斤”與代北的聯系。

北魏以來長期以“于都斤”為名的取名風尚是否暗示著漠南真實存在“于度斤山”？

清人張穆在《蒙古游牧記》詳敘漠南山川名勝及歷史沿革，卷五“烏喇特”條載：“按自烏喇特之西北，迤邐而東，以至于歸化城東北，雖土名不一，實皆古陰山。”易言之，古陰山存在眾多土名，隨地而異。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稱陰山有數名，亦作“金山”。隋初陰山被稱作“大斤山”，亦作“秦山”。北族名號傳入漢地后，多音節的專名通常會以單音節的漢字呈現，原語被過濾后往往發生變異，這是人所熟知的。事實上，“金山”“秦山”“大斤山”都是“于都斤山”的省稱，“大斤”是“度斤”的音轉，“秦”“金”是“于都斤”尾音“斤（）”的漢譯形式。換言之，漠南陰山的胡名即“于都斤山”。從北族視角看，陰山、于都斤山確實存在一山兩名的對應關系。《唐契繭夫人墓志》載：“夫人諱，姓契苾氏，其先陰山人也。”其兄契苾嵩墓志則稱其先“出于漠北烏德建山焉”。白玉冬指出，陰山不外乎是被突厥、回鶴等視作圣山的于都斤山。

北魏至隋唐，陰山胡名為“于都斤山”，諸多歧見也就可以得到合理解釋了。首先，北魏度斤鎮與武川鎮的關系可以澄清。度斤鎮得名自陰山的胡名“于都斤”，武川鎮得名于水系，因大地名“度斤”覆蓋了小地名“武川”，遂使后人將兩者牽混，視為一鎮。其次，隋初長孫晟所擔任的“秦川行軍總管”一職，職名可以得到合理解釋。《隋書·長孫晟傳》稱開皇二十年（600），突厥可汗雍閭被殺，隋朝趁亂招降其部，達頭恐懼，屯集重兵。隋文帝詔長孫晟部領降人，為秦川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這個官號中的“秦川”，對應的正是史籍中陰山的別名“秦山”，而“秦川”實為陰山南北孔道，這正是隋軍北伐突厥的行軍道。

北族地名的移動往往隱含著游牧族群信仰的遷移。陰山既然被漠南諸族呼作“于都斤山”，自然也被尊奉為領地上的地神山，是祭祀祈福的場所。乾隆二十六年 （1761），綏遠城建威將軍舒明奏：“大青山之哈爾吉勒等十五峪地方，乃土默特蒙古喇嘛等祈福之山。”清代蒙古人在陰山祭祀祈福的傳統，不禁令人聯想到拓跋部的“陰山卻霜”之俗。何德章曾有專文探討“陰山卻霜”風俗，羅新概括道，這里所謂的“俗”，并不是一種古老的風俗，而是在道武帝和明元帝時期出于軍事和經濟目的所進行的連年巡游，二十多年后竟變成一種風俗、一種國家典制。這主要是從軍事及經濟需求的角度進行的觀察。牛敬飛同樣否定“陰山卻霜”為拓跋舊俗或“北亞祭典”，認為它不過是拓跋發展農業過程中應對氣候寒冷期的方式而已。這仍然是信從南朝人對“卻霜”的解釋。倘若注意到陰山的胡名為“于都斤山”，那么，拓跋部“陰山卻霜”之俗也就還有值得思考的余地。

《資治通鑒》載：“魏之舊俗，孟夏祀天及東廟，季夏帥眾卻霜于陰山，孟秋祀天于西郊。”在司馬光看來，北魏“陰山卻霜”之俗與孟夏、孟秋祀天相并舉，同屬古老的祭祀活動。由于相隔久遠，拓跋部在陰山所祀的確切對象，已難以獲知。近年來，考古人員在武川壩頂發掘出北魏皇家祭祀遺址，“發掘區選擇在遺址中部與東南部，初步搞清了遺址的建筑結構，自內而外由祭壇、內環壕、內垓、外垓、外環壕等五部分組成”。遺址呈現“內外三圈”的結構，即《魏書·禮志》所載“捋壝三重”，屬于隆重的國家祭儀。北魏諸帝季節性巡游陰山，舉行祭典，與突厥可汗每歲率諸貴人在于都斤山祭其先窟，豈不相類?

《魏書·高車傳》載：“高宗時，五部高車合聚祭天，眾至數萬。大會，走馬殺牲，游繞歌吟忻忻，其俗稱自前世以來無盛于此會。車駕臨幸，莫不忻悅。”文成帝當在“陰山卻霜”之際，與高車共同祭天。從這個角度理解，“陰山卻霜”是與華夏祭祀傳統并存的北亞祭典，區別在于遠藩諸國無需到平城助祭，相反，北魏諸帝需要在陰山主持祭典、親祀諸神。通過祭儀，拓跋草原傳統得以維持，其在游牧世界的領導權得以重申。陰山胡名“于都斤山”是北族高山崇拜、地神信仰隨族群轉徙的產物。拓跋退出陰山后，祀神傳統并未驟然斷絕，北魏諸帝與漠南諸族在神山祭祀祈福，當是“陰山卻霜”余緒綿長的內在動力。

既然如此，《魏書》載北魏諸帝北巡陰山時，為何不以胡名稱之？北魏太延二年（436），崔浩奏議：“神祀多不經，案祀典所宜祀，凡五十七所，余復重及小神，請皆罷之。”崔浩所依的“祀典”以華夏傳統為主導，漠南神山自然不預其列。隨著北魏統治重心的南移和漢化深入，史臣編修國史時盡用漢名，遂割斷了陰山作為北族神山的歷史記憶。南朝史臣因種族文化的隔閡，更不清楚拓跋有在陰山祀神的傳統，因而牽強解釋了拓跋部的“陰山卻霜”之俗。相反，漠北諸族大量涌入漠南，因高山崇拜、地神信仰，強化了陰山在游牧族群中的影響力，漠南諸族季節性地在陰山舉行盛大的祭祀活動，勢必引起北魏的注意。北魏太武帝連年駐蹕陰山，除主持祭典外，兼“肅清帝道，震懾四荒”。可見太武帝在平定高車叛逃后，以陰山胡名“度斤”冠名軍鎮，因俗而治、懷柔漠南諸族的意圖，不言而喻。

“于都斤”地名的移動，還體現在隴西的“度堅山”。《晉書·乞伏國仁載記》稱乞伏部自漠北到陰山，后南出陰山轉徙至隴西，在隴西駐地上有一座“度堅山”：

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于麥田無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始遷于度堅山。尋為符堅將王統所襲，部眾叛降于統。

這段材料提及的兩座山均與代北頗有淵源。首先是“無孤山”，石勒滅劉曜，軍鋒逼近乞伏地界，首領大寒為求生存，率部避走麥田“無孤山”。有趣的是，代北也有一座“屋孤山”，《魏書·太祖紀》稱天賜三年（406）正月，太祖拓跋珪“車駕北巡，幸豺山宮。校獵，至屋孤山”。“無孤”與“屋孤”同音異譯。其次“度堅山”，“度堅”即“度斤”，游牧部族以“都斤”舊名呼新駐地，示不忘本。北族南出漠南，轉徙隴西，代北諸地名隨之被帶到了新駐地，隴西“無孤山”“度堅山”源自代北，它們是部落記憶可附著的象征物。

溯源至此，南北三座“于都斤山”的源流關系愈發明晰。原來，隴西乞伏地界的“度堅山”源自漠南“于都斤山”（度斤），漠南“于都斤山”又源自漠北“于都斤山”。這三座神山恰好分布在漠北游牧民族南遷的道路上，絕非偶然的巧合。由此看來，漠北游牧部族大規模向南遷徙，曾長期駐牧于陰山地區，等待時機轉徙內地，每個遷徙階段，都伴隨著北族地名的移動。也就是說，北魏太武帝將高車降民安置在漠南前，這里就已經存在一座諸族共奉的“于都斤山”了。當漠北高車被安置在漠南后，同樣尊奉陰山為地神山，因部落轉牧于大青山南北，這個稱呼囊括的地理范圍逐漸擴大。當太武帝拓跋燾處置高車降民時，度斤鎮因俗而置。這也標志著地名“度斤”得到了北魏官方的認可。

四 度斤鎮在北鎮防線中的地位

相較于北魏六鎮，度斤鎮顯得不那么醒目，至于度斤鎮為穩定北境所發揮的作用，更是湮沒無聞。以《魏書》《資治通鑒》等史籍互參，可略見在太武帝拓跋燾平定漠北后，度斤鎮周邊的局勢是極為復雜多變的。《魏書·沮渠蒙遜傳》載北魏太延五年（439），太武帝拓跋燾詔公卿遺書沮渠牧犍，信中羅列了沮渠氏的十二條罪狀，這在北魏的敵對政權中實為罕見，其中一條罪狀是：

北讬叛虜，南引仇池，憑援谷軍，提挈為奸。

這里的“谷軍”，點校本《魏書》出“校勘記”稱：“不可解，‘谷’字當訛。”中華書局修訂本《魏書》已修訂“谷”為訛字的說法，釋“谷軍”疑本作“谷渾”。“谷渾”指吐谷渾，見于《晉書》。《魏書·吐谷渾傳》載國主慕璜“北交涼州、赫連”，“涼州”即沮渠氏。沮渠牧犍敗后，其弟沮渠安周正是南奔避難于吐谷渾。“叛虜”指柔然。以往，柔然援引赫連互為椅角，南北策應，建立起共同鉗制北魏的政治聯盟。神四年（431），太武帝拓跋燾滅赫連夏，使局勢出現了重大變化：柔然頓失河南盟友，勢力不得不有所收縮，而地處河西的沮渠氏則直面北魏。雙方基于自保，達成了某種軍事互助協議，此即“北芘叛虜”之謂。這種軍事互助在北魏討伐沮渠氏時顯露無遺，《魏書·蠕蠕傳》載：

（太延）五年，車駕西伐沮渠牧犍，宜都王穆壽輔景穆居守，長樂王嵇敬、建寧王崇二萬人鎮漠南，以備蠕蠕。吳提果犯塞，壽素不設備，賊至七介山，京邑大駭，爭奔中城。司空長孫道生拒之于吐頹山。吳提之寇也，留其兄乞列歸與北鎮諸軍相守，敬、崇等破乞列歸于陰山之北，獲之。乞列歸嘆曰：“沮渠陷我也。”

乞列歸被擒后之所以如此憤慨，是因沮渠牧犍違背了之前相約攻魏的協議。《魏書·沮渠蒙遜傳》稱：“牧犍聞蠕蠕內侵于善無，幸車駕返施，遂嬰城自守。”牧犍見太武帝撤兵回救，閉城自守，未能有效牽制魏軍。吳提以乞列歸留守陰山，旨在牽制北鎮諸軍，從而確保歸路不被魏軍切斷。乞列歸被擒的地點甚為關鍵，陰山之北暗藏吳提入塞的通道。

從北魏防線來看，陰山北麓已有三座軍鎮防御柔然，東有武川扼守白道，西有懷朔控帶黃河。吳提卻仍能突破北鎮防線，內侵至善無，問題出在軍力配置上。太武帝西征前，曾料到吳提必來犯塞，遂向穆壽指授方略：“朕故留壯兵肥馬，使卿輔佐太子。收田既訖，便可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后擊之，擒之必矣。”穆壽領詔后，“信卜筮之言，謂賊不來，竟不設備”。受穆壽節制的嵇敬、元崇亦然。《魏書·源賀傳》：“顯祖將傳位于京兆王子推，時賀都督諸軍屯漠南，乃馳傳征賀。”其子源懷追憶父事，卻稱源賀當時都督諸將，“屯于武川”。樓勁指出，源賀屯駐地尚不稱武川，故本傳唯載其“屯于漠南”，源懷上奏時其地軍鎮既已改名，遂稱其父當年“屯于武川”。由此可知，嵇敬、元崇抵達漠南后，集重兵于武川，未分伏要害。

那么，何處是乞列歸與魏軍相拒的北鎮呢？胡三省釋“北鎮”：“即魏主破降高車所置六鎮也。以在平城之北，故曰北鎮。或曰，北鎮直代都北，即懷朔鎮。”乞列歸所守不可能是東西相距幾千里的六鎮，當是直代都北的懷朔鎮。這就是說，乞列歸配合吳提犯塞，牽制懷朔鎮守軍，而嵇敬、元崇屯駐武川，因未能分兵，致使中間地帶的度斤鎮兵力空虛。從二份子古城遺址來看，作為武川、懷朔樞紐的度斤鎮處在長城拱衛之外，鎮城規模較六鎮略小，防御略顯單薄。嵇敬、元崇忽略度斤鎮的重要性，遂使吳提越塞內侵，京師震恐。概言之，度斤鎮軍力的強弱影響著六鎮的整體防御效果，也直接關系到平城的安危。

吳提犯塞內侵后，北魏強化了度斤鎮的防御力量。首先，度斤鎮鎮將在太武帝之后更多地顯名于世。《北魏元龍墓志》稱度斤鎮大將度和“任屬維城”，其子元龍太和之始襲父爵平舒男。度和鎮守度斤鎮，居方面主帥之任，有“維城之寄”，死后追贈“散騎常侍、鎮北將軍”，表明其是一位征討有功的邊將。另據《北魏長孫忻墓志》推算，度和去世后，中山王元英或繼其任為度斤鎮將，后轉任武川鎮都大將，賜爵假魏公。除度斤鎮主將外，副將亦成為時人炫耀的門資。《魏故荊州宗使君墓志》載宗欣卒于武定三年（545），“春秋六十有七”，“父，圣世寧遠將軍北府司馬度斤鎮子都將”。“子都將”即副將，《北魏劉玉墓志》稱：“義成王南討共安，以（劉玉）祖可洛侯名家之孫，召接為副，充子都將。”其次，度斤鎮作為北鎮的組成部分，文成帝時為穩固北境防線、抗擊柔然入侵發揮過重要作用。《魏書·蠕蠕傳》載北魏太安四年（458）文成帝率軍親征，柔然可汗吐賀真絕跡遠竄。和平五年（464），吐賀真死，子予成新立，再次率部侵塞，北鎮游軍大破其眾。柔然可汗或遠遁，或侵塞而不能入，一方面是柔然在太武帝軍事打擊下浸衰；另一方面是北鎮力量得到了強化，已經可以獨自將柔然拒于塞表。這里的“北鎮”，自然包括了六鎮前沿的度斤鎮。

五 結語

北魏度斤鎮是史籍中孤立的地名，通過探尋其與周邊地點的相對位置關系，結合考古報告，確定度斤鎮城即武川縣二份子古城。北魏度斤鎮西接懷朔，東鄰武川，形勢相接，共同控扼陰山南北通道。北魏太武帝平定高車叛亂后，因陰山胡名“于都斤”置度斤鎮，鎮民初為帝族紇骨部。陰山是漠南游牧民族共奉的地神山，隋初“大斤山”“秦山”皆是“于都斤（）”的省稱，它與漠北“于都斤山”存在源流關系，與隴西“度堅山”同樣構成源流關系，這屬于魏晉南北朝時期典型的地名移動現象。自胡三省以來，史家只知“度斤”源自“都斤”而不知陰山胡名即為“于都斤”，因而造成了種種困惑。

北族地名移動的背后往往隱含著游牧族群信仰的遷移。因漠南于都斤山（大陰山）的發現，這就不得不重新審視拓跋部“陰山卻霜”之俗。司馬光將拓跋部的“陰山卻霜”之俗與孟夏、孟秋祀天并舉，可知“陰山卻霜”實屬祭祀活動。可惜時隔久遠，拓跋部在陰山祭祀的對象已變得遙遠模糊。但是，塞北諸族將陰山共奉為地神山，祭祀地神卻是北亞諸族共有的古老風俗，這是北族廣泛存在以神山為本名的基礎。遺憾的是，拓跋部在陰山的祀神之跡往往被祭天、巡狩、騎射、講武等活動遮蔽，抑或這些活動本就屬于祀神內容的應有之義。

北魏度斤鎮因獨特的地理條件，夾懷朔、武川兩大重鎮而立，強弱相兼，監護作用尤為明顯。自吳提寇逼京師后，北魏強化了北鎮的防御力量。魏末，度斤鎮在六鎮起義中毀于兵燹，隋初稱之“度斤舊鎮”，表明度斤鎮久已荒廢，隋朝僅以其地羈縻內附種落而已。值得留意的是，度斤鎮本是高車降民的安置點，同時也是徙置內地罪犯、諸種雜人之所，北魏孝文帝遷都后，中原對六鎮邊戍充滿了鄙夷。隋初“度斤舊鎮”更名“通漢鎮”，意味著原先具有北族色彩的地名“度斤”正式消亡，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漠南諸族間的界限逐漸淡化，度斤鎮原有的監護功能逐步消失，折射出的是北境諸族逐漸融合于華夏的歷史進程。

作者：謝振華

來源：《中國史研究》2025年第2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歐陽莉艷

校對：朱 琪

審訂：江 桐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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