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應著國際學術界的新進展，以及面對“全球大變局”，如何理解“全球”，如何重建全球秩序，思想觀念在全球的流動中又如何被吸收采納，進而形塑了全球空間的特性，成為重建全球秩序的動力與思想基礎。諸多問題，都需要從思想觀念的歷史進程中找尋啟迪。為此，復旦大學歷史系暨全球史研究院以全球思想史為主題舉辦了召開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

5月24日上午，復旦大學歷史系暨全球史研究院舉辦的“重建全球：觀念的全球流動”研討會如期舉行。開幕儀式上，盧麗安教授（復旦大學國際合作與交流處）發表了簡短的開幕致辭，并向參會的各位來賓致以熱烈的歡迎。

在上午的會議中，第一小組（Panel A）、第二小組（Panel B）的五位發言人各自在不同的時間、空間、理論視域中進行了深入闡述。概括而言，第一小組著重闡述思想的全球流動中的三個具體研究，在扎實的案例中關照全球思想史的理論探索；第二小組則偏重探索、反思全球思想史的方法論問題，以融貫的視角分析現存研究的不足，并力圖為全球思想史研究指明未來的方向。在小組討論中，對何謂“民族”（nation）、如何實現跨國視角等問題的討論則將會議統合到一個共通的問題意識中：兩組學者分別從各自領域出發闡發民族的本質和邊界問題，共同將“全球”概念的復雜內涵推向了理論關注的前沿。

第一小組中的三位發言人分別從不同的案例關照了全球思想史的理論內核。首先，Richard Reid（牛津大學歷史系）以豐富的圖像資料和深入的理論探討，帶領與會者系統地探索了19和20世紀的非洲改革思想，尤其強調非洲本土理念與全球思想流動之間的糾纏和融合——轉型時期的非洲既非固守傳統，也非一味順從外來思想，而是將全球思想根據本地條件加以重新詮釋和再利用，從而實現了雙向的全球思想互動。章可（復旦大學歷史系）聚焦于19、20世紀之交的中印往來旅行書寫問題，深入到黃楙材、馬建忠和吳廣霈、康有為這三組赴印旅行者的文本、語境和立場中。章可強調，這幾位旅行者構建的都只是作為“他者”的印度，意在以各自的角度指引中國的現實問題。因此，他們筆下印度形象的變遷，也構成了考察中國本身的局勢與敘事的絕佳出發點。最后，Gregory Claeys（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概括介紹了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近代思想史中的第一個全球性時刻”——從1776年到1790年代中期，美國革命、英國激進運動、法國革命集中爆發的年代——的思想活動。得益于即將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六卷本潘恩全集，Gregory Claeys在潘恩不同時期的著作中辨識出了一貫的對話對象：《人權論》不僅是在與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爭辯，也在把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作為同樣分量的對手。在隨后的圓桌討論中，主持人孫遇洲（復旦大學歷史系）闡釋了三位發言人的研究的匯通之處，并向所有發言人拋出了如何界定民族、如何分析旅行現象中的思想交流等問題，在發言人和其他與會者之間引起了熱烈的討論。

Timothy Baycroft（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積極投入到界定民族問題的圓桌討論中，并在隨后展開的第二組匯報里進一步闡述了全球史書寫中的民族主義書寫問題。Timothy Baycroft指出，在全球史研究中，“民族”和“民族主義”一直是一個棘手的概念——現有研究已經注意到，這一概念并非規范性的，而是一個神話般的、建構性的概念，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且具有本質上的跨國性、流動性。Timothy Baycroft強調，即使現階段研究仍然不得不建立在這一脆弱的概念基礎上，但至少學界應該意識到其局限性，并積極從強調互動的比較微觀史或強調建構的記憶史、文化史等角度試圖加以克服。袁尚（復旦大學歷史系）則將視角進一步放大，通過對全球思想史進行細致的學術史梳理，力圖反思這一領域的潛在問題與未來發展路徑。袁尚指出，以洛夫喬伊（Lovejoy）為代表的觀念史、劍橋學派提出的語境主義方法論、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等人提倡的思想的社會史和文化史取徑，構成了思想史研究中的三大主流范式，但均面臨各自的理論困境。學界在自我反省中延伸出兩條道路：其一是以“全球”范疇革新思想史研究，其二是訴諸長時段的觀念和全球化的語境，以實現傳統范式的更新。上述探索還尚未凝聚成明確的理論回答，但至少，對“全球”和“思想史”兩個概念的重新審視將是大有裨益的。

總結而言，雖然五位學者的研究領域相異、視角大小不同，但在研究中共同勾勒出了全球思想史研究的整體進展，揭示出了這一研究領域中的共性議題。全球思想史研究無疑正處于蓬勃發展之中，為推進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更新鮮的觀點和更廣闊的視角；但與此同時，無論是從個案研究切入，還是從理論反思入手，學者們都殊途同歸地來到了方法論反思與概念批判的問題面前——在具體研究快速進展的同時，何謂“全球”、何謂“民族”等核心概念的定義似乎仍在被懸置。這很可能是值得全球思想史研究者們進一步發揮創造力的目標所在。

24日下午共有兩組學者就英法近代思想史的關鍵主題進行匯報。初看起來，多國別比較、思想個體的旅行體驗，抑或阿爾薩斯、加利西亞等交界地帶的文本流動更適合成為全球思想史的合理對象。而反過來，人們也許會疑惑諸如霍布斯激情理論或盧梭公意觀念等等，在一個民族國家內部生成的思想觀念是否具有某種全球性？答案是肯定的，因為近代文化與理念的跨邊界流動性不可忽視，而近代法國與英國恰恰是全球思想匯聚、交融、創新的中心。英法的知識精英階層大多總是具有歐洲乃至世界性的視野，將自己視為歐洲智識階層共同體的一員。其中還不乏盧梭這樣的典型個體，他們本就曾有過跨文化生活體驗，并把自己的思想創作視為面向歐洲乃至全人類的共同問題。

第三小組的三篇論文圍繞法國思想史中的關鍵議題展開，涵蓋17世紀法國宗教政治、18世紀盧梭政治哲學，展現了不同歷史語境下思想主體應對社會變革與理論困境的多樣路徑。王印（溫州大學歷史系）提交的研究關注1682年法國高盧“四條款”的文本生成與政治高盧主義的確立。研究通過分析博絮埃起草聲明時的多重考量，揭示該文件如何調和王室集權訴求與教會傳統。文章指出，“四條款”并非單一意識形態產物，而是司法界與神學界長期博弈的階段性成果。路易十四時期，高等法院的“絕對獨立”理論逐步滲透神學領域，最終通過教士大會確立為教義。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將巴黎高等法院長期主張的君權理論法典化。這種高盧主義的形成過程，反映了近代早期法國在世俗權威與宗教權力之間的妥協性平衡。而隨后兩篇關于盧梭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關聯和對話，共同修正了將盧梭式“公意”及其相關概念簡單等同于集體強制的簡化解讀，而是更加強調這位啟蒙大家思想的動態特征。関口佐紀（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探討了“商議”這一盧梭政治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她。挑戰了哈貝馬斯等學者對盧梭政治思想中“商議缺失”的批評，通過重讀《社會契約論》與《政治經濟學》，論證盧梭并非否定交流價值，而是將商議置于道德觀念與制度設計的互動中。論文指出，盧梭的“商議”雖非當代民主理論強調的開放辯論過程，而是聚焦決策時刻（如投票），但其合法性基礎仍然在于公民以共同利益為導向的集體判斷。同時，盧梭還將一種審查制度作為輿論與法律的中間機制，以便達到既規范公共判斷又保持公民反思空間的效果，重構其公共理性邏輯。郭小雨（上海外國語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聚焦“普遍意志”概念的生成邏輯，發現其模糊性曾導致盧梭的契約論在某種程度上難以建立融貫性。進而，作者指出，盧梭對“普遍社會”討論的全部意涵還尚未得到充分理解，對其進一步的分析也許能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普遍意志的疑難。進而指出盧梭并沒有預設靜態的規范標準，而是將普遍意志視為始終伴隨立約主體們的各類實踐。該研究加深了我們對盧梭的理解，凸顯其思想中“意志”等要素的動態性、過程性。

當天下午的最后一場匯報由第四小組（Panel D）進行，這三項研究的對象橫跨17到20世紀英國政治思想的演變與現代解讀，都致力于在具體語境中還原思想生成、互動的復雜機理。黃濤（中山大學哲學系）在關于霍布斯政治哲學的重新詮釋中，聚焦《利維坦》中的激情理論。他提出霍布斯筆下的“恐懼”并非對暴力的簡單畏懼，而是一種具有審美屬性的崇高感。通過分析激情在自然狀態與政治共同體形成中的作用，黃濤認為霍布斯將恐懼升華為一種普遍性情感，促使自然人超越個體欲望，共同接受利維坦的權威。這一解讀挑戰了施特勞斯學派對霍布斯的傳統理解，揭示了激情理論中的倫理維度及其與霍布斯國家論的關聯。李海默（復旦大學政治學系）分享的報告聚焦于沃格林對柏克的評價問題。研究指出，沃格林雖未直接批判柏克，但將其定位為“二流思想家”，認為柏克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未能觸及現代性危機的核心——諾斯替主義傾向。通過對比沃格林對奧古斯丁等思想家的推崇，文章揭示出沃格林對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化的反思。這一分析解釋了為何沃格林著作中罕見柏克身影，也為當代對保守主義思潮的研究提供了參照框架。關依然（華東政法大學外語系）追蹤了“勞動分工”概念的跨學科旅行。研究梳理了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概念如何在米爾恩-愛德華茲的生物學理論中發揮作用，塑造其“生理性勞動分工”的理念。從而，斯賓塞在生物與社會理論的雙重語境中，得以進一步建構社會進化論。文章指出，斯賓塞通過類比修辭將經濟術語泛化為解釋宇宙演變的普遍法則，這一過程體現出19世紀科學話語的互滲特征。該研究揭示了斯賓塞社會學理論形成中常被忽視的多重語境根源，為我們理解19世紀學科概念之間互相遷移的機制和影響提供了典型案例。

這些研究共同體現了全球思想史研究的精細化趨向。學者們拒絕將經典文本簡化為理論標簽，而是深入具體歷史情境，追蹤概念演變的多重軌跡。無論是分析博絮埃面對王室、教廷壓力時的修辭策略，還是剖析盧梭政治概念集群的內在張力，抑或揭示沃格林貶抑柏克的深層邏輯、追蹤勞動分工的生物學轉譯鏈條，都展現出全球思想史研究仍然可以在回歸文本細讀的基礎上通過語境還原經典理論生成的動態過程。這些研究證明，即便是在民族國家框架內誕生的思想，其內在結構往往已隱含跨文化對話或批判性比較，這正是全球思想流動性的微觀體現。

5月25日上午的會議中，第五小組（Panel E）與第六小組（Panel F）共同呈現了五篇內容密實、路徑多樣的研究報告，時間跨度自18世紀末延展至20世紀上半葉，地域涵蓋德意志、法國與英國，既深植于各自語境，又在問題意識上構成呼應。若將這組論文視為一場思想的長時段與全球性對話，它們共同回應著一個核心問題：當社會變遷與全球聯動日益顯性時，思想主體如何重新定義其在知識、倫理與政治實踐中的位置？

第五小組分別從不同側面切入近代德意志思想世界的構型重塑。小谷英生（群馬大學共同教育學部）聚焦于德國晚期啟蒙時期的思想家克里斯蒂安·加爾夫常被忽視的經驗主義思想路徑，提示我們在康德與斯密之間，尚存在另一種扎根于道德感知與社會經驗的認識方式。這種經驗主義的社會觀察不僅勾連起德國通俗哲學與蘇格蘭道德哲學之間的隱性對話，也為后來的社會批判理論預留了倫理經驗的路徑。范丁梁（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則從19世紀上半葉德意志社會本身的復雜性切入對于歷史意識與民族意識的分析，揭示出邦國忠誠、地方記憶與民族認同之間的共時并存、層次互動、相互競爭。這種“復調性”的歷史意識與身份認同，不僅挑戰了將現代民族國家視為歷史終點的敘事模式，也強調了認同形成過程中的歷史張力與文化調和。第六小組的三篇論文則圍繞社會主義思想與國際秩序、國家問題、知識的接受與重塑之間的張力展開了多維探討。熊穎哲（杭州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考察了羅伯特·歐文如何在國際政治危機背景下，將社會改革視為實現永久和平的手段，并通過橫跨歐亞美的旅行與宣傳介入全球政治。歐文社會主義思想中的國際主義面向由此彰顯，其實踐更為我們提供了思想家作為全球行動者的另一種可能性。陳雅雯（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則聚焦于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法國社會主義運動內部關于“國家問題”的激烈辯論，尤其是圍繞埃爾韋的反愛國主義與饒勒斯的回應。饒勒斯通過其哲學社會主義框架，提出了“現時祖國”與“人類祖國”的區分，進而試圖將民族國家納入通向“人類統一”的歷史路徑之中。這種對國家概念的整合與升華不僅試圖緩解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對立，也凸顯了社會主義作為哲學人道主義的可能性。肖琦（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對1929至1934年法國“哲學小組”（包括亨利·列斐伏爾、保羅·尼贊、喬治·波利策等）的研究，則提供了一幅馬克思主義在法國知識界通過翻譯、出版與組織化等形式得以本土化與知識化傳播的圖景，而其間也不乏爭論與分裂。這些早期的思想嘗試為法國戰后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更揭示了思想如何在危機與分裂之間尋找延續自身與塑造未來的可能性。

綜觀兩組會議論文，我們不僅看到了思想觀念如何從生活世界、歷史結構與政治張力中生發，也看到了思想主體在特定語境中如何通過觀察、翻譯、組織與反思，為其時代提供回應機制。這種回應從來不是在概念自足的體系中完成的，而是在經驗困境、現實結構與倫理呼喚的多重重壓中得以生成。本場討論的最大貢獻，或許就在于為“全球思想史”這一近年來頗受關注的研究取向，提供了一種更加扎實、精細的方法論圖景。當“全球”不再僅僅是全景圖式或比較框架，而成為揭示差異、挖掘互動與厘清生成機制的分析工具時，思想史也獲得了擺脫“正典的線性史”與“中心擴散論”的契機。我們不再只追問“誰說了什么”，而是轉向更根本的問題：“誰在何種歷史情境、社會位置、空間格局、制度媒介、權力關系之中說出？又如何被理解？”正如會議討論所揭示的，全球思想史的根本旨趣不在于建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宏大敘事，而在于通過精細的語境化分析，捕捉思想主體在結構斷裂處的創造性生成。這可能體現為加爾夫的經驗轉向、歐文的社會改革構想，也可能呈現為饒勒斯的辯證重整或哲學小組的知識躍遷。

25日下午的最后一組討論（Panel G）中，兩位學者的研究著重于現代思想的跨文明對話，尤其聚焦東亞與西方、全球價值的互動。商兆琦（復旦大學歷史系）的研究系統梳理了丸山真男的尊嚴認知理論體系，揭示出其思想內核包含三重維度：首先，尊嚴根植于自由意志與道德自律。人通過自主選擇超越動物性本能，在思想自由與抵抗實踐中實現主體價值。其次，尊嚴依托普遍道德規范與個性價值。儒學“五倫”確立人禽之辨，基督教“上帝面前平等”奠定權利根基，而康德的理念則賦予個性價值。再次，尊嚴實現依賴民主社會的動態平衡。丸山批判專制社會與民粹社會，主張通過機會平等與差異補償機制，在“精神貴族主義”與民主制度結合中維系社會活力，在承認個性殊異性基礎上構建多元共生的民主共同體。這種尊嚴觀融合東西方思想資源，試圖解決現代性困境中自由與秩序、平等與差異的張力。復旦大學李宏圖教授的論文以全球思想史視角考察《世界人權宣言》的形成過程。在作者看來，《人權宣言》不僅是國際法參考文件或者戰后國際秩序重建的政治行為，更是一份能夠體現全球互動與多元張力的思想史文本。文章指出，二戰后，《世界人權宣言》在創制過程中曾在哲學基礎層面引發激烈爭論。西方代表堅持自然權利理論，強調“理性”“上帝”等基督教思想淵源；中國代表張彭春則推動儒家“仁”的理念融入條款。研究揭示，宣言的“普遍性”總體上可以視為多文明對話的產物，但其中仍存在西方中心主義與文化多樣性的張力。文章也看到，二戰后“人權”話語一定程度上存在被政治化的傾向，進而提出需從全球思想史維度重構人權理論基礎，在文化融通中重塑全球價值體系，形成全球性“共同標準”。

兩位學者的研究有力地發掘出思想在東西方文明之間的對話與全球性價值的生成路徑。丸山真男的理論融合東西方思想資源，試圖在自由與秩序、平等與差異的張力中構建一種根植于道德自律、并通過民主制度動態平衡來實現的尊嚴觀。《世界人權宣言》揭示了普遍人權話語背后西方中心主義與文化多樣性的張力，并由此引出重構更具包容性全球價值體系的需要。這兩項研究共同凸顯了全球思想史在跨文明對話層面，對核心價值觀念進行理論構建與歷史實踐的深刻探索。

縱觀本次研討會，來自多國的學者以其豐富多樣的研究，深刻展現了全球思想史研究的活力與深度。會議從具體案例（如非洲本土現代化思想、中印旅行書寫、潘恩思想網絡）到理論反思（民族概念困境、方法論路徑探索），揭示了思想在全球流動中的復雜互動與本土重塑。對英法經典思想（霍布斯、盧梭、柏克、斯賓塞）的精細解讀，證明了民族國家框架內的思想同樣蘊含全球性對話的種子。25日的研究進一步拓展了視野，包括德意志思想世界的經驗轉向與認同張力、社會主義思想中的國際主義與國家整合實踐，共同回應了思想主體如何在全球變遷中定位自身的問題。而丸山真男融合東西的尊嚴論與《世界人權宣言》形成史的研究，則聚焦跨文明對話下全球價值的協商與構建。正是在這些充滿張力的歷史瞬間，我們得以窺見思想的真正力量：它既是被結構形塑的產物，也是刺破結構的利刃；既承載著特定時空的經驗重量，又孕育著超越地域的對話可能。本次會議的核心主旨，正在于通過扎實的個案與多維的視角，為理解“全球思想史”提供了更精細的方法論圖景——強調語境還原、關注主體位置、剖析互動機制。最終，在多重復雜的歷史層次與廣闊的全球空間之中，重建思想主體的位置，喚回理論的創造力與倫理的想象力，正是全球思想史的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