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常被人問：“漢字是漢代的文字嗎？”“漢字是漢民族用的文字嗎？”準確地說，“漢字”是指記錄漢語的文字或書寫系統。其實在先秦不叫“漢字”，叫“文”“字”“書”“名”“書契”。“文”和“字”連在一起是從秦始皇時代開始的，當時推行“書同文字”，這個名稱一直延續到近代。近代因為相對于外國文字，所以又稱為“中國文字”。中國文字除了記錄漢民族語言的文字外，其實還包含了少數民族文字，因此把記錄漢語的文字稱為“中國文字”也不太準確。“漢字”這個詞中古就出現了，但作為文字學術語的“漢字”，其實是現代才開始流行的概念。

那么，漢字是如何起源的？什么時候開始有漢字的？先秦時代古人就想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但是一直沒有說明白，只留下了一些猜想和傳說。最有名的說法是“倉頡造字”，說的是黃帝的史官倉頡受到鳥獸的足跡啟發創造了文字，但這個傳說沒有辦法證實。

中國現代考古學發展以后，考古學家在地下挖掘出許多早期與文字有關的刻畫符號，這些資料為探討漢字起源提供了線索。例如，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發現的龜甲上有一些刻畫符號，其中有個符號像人的眼睛，

它是不是漢字的前身呢？如果是的話，那可不得了，距今有七千五百年，但目前還難以證實這些符號就是漢字的前身。

距今五千多年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公元前5000—前3000年）里出土的彩陶上一共有59種不同的符號。20世紀70年代就有學者寫文章，根據這些刻畫符號討論漢字的起源，說漢字至少有五千多年的歷史了。

在其他不少地方也發現了早期刻畫符號，例如浙江良渚發現的良渚文化遺址（公元前3300—前2300年），以及山東半島大汶口發現的大汶口文化遺址（公元前3100—前2600年），在出土的玉器或陶器上都發現有圖形性的刻畫符號。但都不能肯定這些早期的符號與文字有直接的關系。

與漢字有直接聯系的，目前發現最早的是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公元前2600—前2000年），這里發現的陶罐上出現了“文字”的“文”，這個字肯定是漢字的前身，除此以外還有其他的符號。這樣一算，漢字歷史就有四千多年，這個時代相當于史書記載的夏代。我們讀司馬遷的《史記》，三皇五帝夏商周，從夏代開始才有完整的世系記載，自大禹一代一代傳下來，這恐怕不是偶然的，漢字完全有可能在夏代已經形成。

第一次：造字困境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漢字曾經歷了三次重大困境和危機。

第一次是構形困境、造字困境。

從夏代到殷商甲骨文，其間經歷了很長時間的發展，所以我們看到甲骨文是成系統的、完善的文字體系。

就甲骨文來看，早期的漢字構形方式是以形表意，客觀上有一個物象，把這個物象描寫下來造一個符號，就是所謂的象形字。用東漢文字學家許慎的話講是“畫成其物，隨體詰詘”，即把物象畫下來，隨著物象的形狀形成彎彎曲曲的線條。

如果看到動物，就干脆畫一個動物，例如“象”，一看鼻子這么長的動物就是大象的“象”。例如鳳凰的“鳳”，是一只鳥，頭上有花冠，還有長長的尾巴。例如“車”字，一看就是一駕馬車。

有些字不太好用象形表示，例如“上”“下”，但是古人很聰明，“上”“下”是相對應的概念，畫一橫作參照，在長橫上面畫一個短橫就是“上”，長橫下面畫短橫就是“下”，長橫可以寫得彎曲一點。這就是指事字。

“本、末、朱”也是指事字。“本”是根本，是樹的樹根，所以“木”下面加一橫就是“本”，現在講根本、本原，就是由樹根的意思引申而來；“末”是末尾、樹梢，樹的上部，就在“木”上面畫一橫；“朱”，表示紅色，樹的心是紅的，于是“木”中間畫一橫。

這真是很奇妙，“見形知義”。

有很多人說漢字太好了，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其實不是那么簡單，有很多符號實在沒有辦法畫出來。例如“思考”怎么畫？畫不出來。我們講話的時候有很多虛詞，古人講話有“之乎者也”，這些虛詞也畫不出來。這就是漢字遇到的第一個困境，很多東西無形可象，造不出字來，這個文字系統就沒法完善，如果找不到解決辦法，這個符號系統就要走向滅絕。

古人很聰明，想到兩個辦法。第一個辦法是假借，抽象的概念造不出字來，就用同音符號替代。據統計，甲骨文中有70％的字是假借字。除了假借，還有另一種造字方法，就是用一個符號表示這個字的意思，再借一個符號來表示這個字的讀音，把意義和聲音合在一起就是形聲造字法。例如“雞”字，拿一個“隹”字加上“奚”聲就造出來“雞（雞）”字。形聲字一出現，漢字造新字就突破了原來的困境。

形聲造字法用起來非常便利，于是在西周時期就迅速發展起來。根據研究，西周時代80％的新造字是用形聲造字法造出來的。到春秋戰國時代，語言文字快速發展，春秋時代的新增字中有96％用的是形聲造字法，戰國時代新造的字有99％用的是形聲造字法。這樣一來，漢字就突破了“無形可象”的困境，走上了方便造字的康莊大道，任何新字都可以用形聲造字法創造，直到現在我們還在用這個方法造字。

第二次：書寫困境

造字困境突破以后，并不是萬事大吉，很快遇到了第二個困境，就是書寫困境。

早期的文字，象形性很強，按照形象彎彎曲曲去寫。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發展非常快，文字使用面越來越廣，連一般的工匠制造器物也在上面標識文字。工匠寫字不可能像廟堂之人那樣坐在那里描摹，于是追求簡省，這種簡省就改變了早期文字的一些形態。也就是說，按傳統的寫法，漢字又進入一個困境，即古體漢字書寫效率低下，和現實用字要求快捷方便形成了矛盾。

怎么突破這個矛盾？有些人開始草率地書寫，改變它原來的樣子。戰國時已經開始出現這個現象，例如一些兵器上的字，不專門考證沒有辦法辨認，寫得很潦草，人們通過這個辦法來突破書寫效率低下的困境。這種突破改變了古文字的書寫系統，帶來了整個文字系統的古今轉型。

秦簡上的字改變了篆書曲線筆畫，線條趨向平直，這就是早期的隸書。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推行“書同文字”的文字政策，用的規范字體是小篆。但是一般的日常用字使用的是隸書，隸書就是篆書的簡寫，把篆書彎彎曲曲的線條變成平直的筆畫，這就是所謂的“解散篆法”。

這種發展一直延續到漢代。馬王堆帛書是漢代早期的材料，就是隸書。一直發展到漢武帝時期，隸書成熟了，例如北京大學收藏的漢簡，就是成熟的隸書。隸書的成熟形成了新的字體，改變了古文字的形態和面貌。象形性很強的篆書形體到了隸書階段，看不到字形和字義的關系了。例如甲骨文中手抓著大象鼻子是“為”，是一個動作，是用手牽著大象，金文還能看到大概的樣子，但是小篆已經看不清楚了，到隸書以后，這個“為”字一點也看不出來和大象有關。

正因為隸書的變化，古文字變成了今文字，今文字指的是隸書，古文字指的是小篆以前的文字。

隸書寫得很美化，“一波三折，蠶頭燕尾，左右分背”，用筆“波挑”，寫起來也很慢。到東漢的時候，進一步發生變化，書寫更加直來直去，就產生了新隸體。從東漢開始，經過不斷發展，到魏晉時期隸書發展成為楷書。隸、楷都是今文字，楷書只是隸書的楷正化，所以早期的楷書也叫隸書，我們現在分開了。這樣就徹底完成了漢字的古今轉變，這個轉變最后使漢字形體從書寫效率低下的困境中走出來，變得更加快捷。楷書是漢字形體發展的極致，漢字的筆畫系統和方塊字形態，至楷書最終確立。

但是前人覺得隸書的書寫還不夠快，于是漢代還出現了草書。草書就是隸書的草寫，筆畫和筆畫連帶在一起，寫起來隨心所欲，從漢代的章草，進一步發展到后來的今草。草書為什么要草？最早還是為了追求書寫便捷，但是太快速、太便捷寫成一個輪廓，辨認起來很困難，規律性不強，所以過猶不及，就沒有作為一種正規字體推行開來。

比草書規范一點，比楷書又快一點的中間狀態，是行書。行書“風流婉約”，寫得很漂亮，最好的行書是王羲之的《蘭亭集序》，號稱“天下第一行書”。行書也是適用的手寫體。

漢字從古老的形態轉化成抽象的符號，使得漢字突破了第二個困境。這個過程時間跨度很長，從戰國開始醞釀、試驗，經過了秦漢之際，然后經魏晉到隋唐楷書才完全成熟。

第三次：存亡危機

印刷術和科舉制度對漢字的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漢字的地位越來越高，成為一個相當穩固的系統。

然而，更大的危機還在后面，甚至關系到漢字的存亡。

18世紀西方發生了工業革命，開始了現代化歷程，實力大增，日本明治維新后也開始學習西方。隨著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的失敗，國家民族陷入危亡關頭，怎么辦？有一部分人開始反思，要改革，要學習西方，提出“師夷制夷”。

1902年吳汝綸到日本考察，回來以后建議要像日本人那樣重視教育，改革語言文字，統一國語，向西方學習使用拼音文字。為什么語言文字跟現代化有關呢？他們發現歐洲人用的是拼音文字，日本人學習歐洲，用五十音圖，學習拼音文字很快，而漢字太難學，于是想從語言文字上進行改革。

這個過程中真正對漢字改革影響比較大的，是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其中最有名的是錢玄同，他說“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說漢字“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于二十世紀之新時代”。漢字本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卻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面臨存亡危機。

當時漢字改革的討論非常熱烈，社會上的一些精英人物都支持拼音文字，廢除漢字，像蔡元培、胡適、陳獨秀、趙元任、黎錦熙、傅斯年、魯迅這樣的代表人物，都支持錢玄同的觀點，要廢除漢字。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些具體方案，例如趙元任等提出的《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

同時，共產黨人瞿秋白、吳玉章、林伯渠、蕭三在蘇聯制定了一個拉丁化的字母方案，并且還在海參崴開了一次代表大會。這個新方案于1933年前后傳到國內，當時有680多位名流簽名表示支持這個拉丁化新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在解放區、國統區都進行了推廣，印了很多材料和讀物，是當時影響最大的方案。

后來，因為抗日戰爭的原因，文字改革問題被擱置。民族救亡圖存的過程，也是中國現代化轉型的時期，古老的漢字被推向生死存亡的懸崖邊緣，實際反映的是古老的中華農耕文明的生存問題。

1949年新中國成立，繼續推動文字改革，國家在建設初期就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員會。1958年的政協報告《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提出了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三大任務，這三個措施基本上是繼承了近代以來的語文現代化之路。1956年公布《漢字簡化方案》，在中國大陸推行簡化字，《漢語拼音方案》很快也推行了，并且成為聯合國拼寫中國人名、地名的規范。

三千多年來，漢字就這樣突破了重重危機發展到今天，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古典文字，成為中華文明的智慧象征。

信息化時代，漢字會消亡嗎？

最近還有人在說，漢字還要簡，越簡越好。也有人說，漢字必須搞拼音化，與西方的文字保持一致，因為漢字太落后、太古老了，寫起來不方便。

今天，漢字從危機中走出來了嗎？未來漢字會不會消亡？

其實，漢字是我們自己的文字，我們深厚的歷史、文化和傳統決定了我們不可能廢除漢字，把漢字廢除了我們就不能走向歷史，我們的文明就中斷了。漢字融入每個中國人的生活中，融入我們的深層心理結構中，沒有漢字，中國人的靈魂就沒有地方擺放，因為漢字使我們變得豐富，使我們在世界上獨樹一幟。

通過簡化漢字，我們的教育普及了；通過推廣普通話，語言基本統一了；通過拼音，和西方接軌的問題解決了，外國人翻譯中國的東西，不能全用英文翻譯，例如人名、地名，用漢語拼音就解決了這個問題。如果沒有簡化字、普通話，我們的教育不會像現在這樣普及，如今我們又進一步實現了高等教育大眾化，這些了不起的成就，都是建立在語言文字現代化的基礎上。可以說，語言文字現代化是現代化的基礎工程。其實無論是西方還是日本，進行現代化、工業化的過程中，都有一個語文現代化的過程，語文現代化的本質就是規范化、標準化。

三千多年來，漢字化解了三次大的困境和危機，確實是了不起。漢字從古到今成為唯一還在使用的古典文字，與時俱進，生生不息，就是由于因時而變，在自身的文化要素中尋找新的生存要素。

總結文字的發展，這個“變”就是適應社會需要，適應、應用是它的根本，造字危機的解決是為了發展應用，走出書寫困境是為了應用，所以現代化轉型也是這樣，我想未來也會如此。

也許有人會說，21世紀了，信息化已經發展到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我們現在不需要寫字了，漢字還有什么用？但是我相信，漢字在信息化時代一定會有自己的發展之道，一定會沿著它的歷史軌跡向前走，因為文字是文明、是歷史、是文化、是審美，中華文明只要能夠持續發展，漢字就一定會永遠存在。隨著我們國力的強大，隨著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漢字的地位也會越來越高，因為任何語言文字的強大都是與其民族文化的強大、發展相關的。

本文選自《了不起的漢字》（黃德寬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5月版）。

來源：黃德寬